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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好:1985年的朱厚泽

时间:2010-12-14 16:01:43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阅读:12034


帅好:1985年的朱厚泽

 

时间:2010-12-14 09:59 作者:帅好 来源:共识网 


文/帅好  杨茜   图/杨舰

 

  博按一:对朱老我有着不是贵州人但同样很强烈的情感,我为了采访他,曾经花费两年的时间,做足了功课,两次聆听朱老演讲,两次直接交谈,之后,制定对朱老报道的编辑策划方案,朱老低调接受采访,并在改革开放30年系列纪念中予以公开发表。回顾全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有哪家媒体曾经在2008年热议改革30年中,专门公开报道过朱老呢——只有《当代贵州-影响力》杂志。


  博按二:“之所以从2007年10月……开始设法采访您,源于您老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惊人牺牲和率先发出有魅力的先声。后来的采访,您老有言在先,做资料可以,发表不行。文章写出后,因赶着纪念30年改革这一期,策划方案时,我提出30年贵州的改革开放,没有一篇文章记载朱厚泽,道义良心都说不过去……整个纪念30年这一期的策划方案是我做的,社里同意,选取您在贵州省委这一段,避开所谓禁区和敏感。文章没有印出来时,我们心照不宣的担心是,祈求期刊不因这个文章被查禁,想也没有想过问题出在编辑、审校系统。文章发出来后,也引起一些大学生的良好反响,大家读懂了记者编辑的良苦用心。”


  ——摘自《帅好2009年2月致朱厚泽信件》


  (原载《当代贵州-中旬刊影响力》2008年10期,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文)


  记者在预约的时间按响了门铃,朱老笑着开了门说,“你们晚了5分钟”。那笑容,就像每天在广场、公园散步的长辈一样亲切。围坐在暖色调的茶几旁,朱老拍拍自己身旁沙发的空位,让最年轻的记者坐到了他的身边。


  1985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就调查农村改革的问题,沿着台江、剑河、三穗、天柱、锦屏、黎平、榕江、从江走了黔东南一圈。走到剑河县的河边上的时候,当时发大水过不去,朱厚泽挽起裤腿试图穿越,站在河对岸的黔南州州长见省委书记要过河,忙喊话,说自己淌水过来汇报工作。


  给养鸡专业户壮胆


  回忆贵州农村改革,研究政策的人都举例池必卿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朱厚泽也认为这是贵州最精彩的片段。三中全会前朱厚泽属于 “牛鬼蛇神”,基本没有参与,三中全会后平反了,恢复工作在贵阳市委任秘书长。


  朱厚泽说,我在贵阳市传达十二大包产到户以后,就到省委工作了。那时候,整个农村被包产到户激活了,但是进一步怎么搞,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池书记就说:“包产到户之后,我们就没有得心应手之作,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池必卿的意思就是带动全局发展的东西要抓什么,包产到户以后怎么走,说我们的工作有点散。


  1984年2月,朱厚泽与贵阳市长李万禄一起到花溪,见到了一个养鸡专业户,还和他照相,给他题词,后来贵州日报用一版报道了这个事。


  朱厚泽说,这个就是池必卿说的没有得心应手之作的问题。农民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拼命想发展,可是我们的微型农户太小了,一人几分地,连国际通用的“小农经济”都算不上,农户一旦把力量集合起来,除了生产粮食自己吃以外,还要考虑农产品怎么销得出去,什么东西价钱好。


  当时贵州农村出了一些专业户,对专业户怎么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朱厚泽说:“在耀邦同志来以前,1983年我们就在研究,专业户一旦起来以后,他就拼命的发展商品,不是自给型的,种猕猴桃不是自己吃,养鸡养猪也不是自己吃,是为了销出去,中国的农村要从这种“家家种粮食,个个搞饭吃”渐渐的走向社会化的生产,冒尖出来的专业户就是这个时候生产发展力的方向。”


  朱厚泽这样做,一个方面是让大家认识发展专业户的意义,另一个方面,专业户发展大了,按照传统的社会观念,专业户就有了顾虑——私营经济来了还叫什么社会主义?朱厚泽说:“姓社姓资是很严重的问题。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养一点儿鸡是可以的,但是再养多了,将来会不会把我看成是地主、资本家。所以我和李万禄在花溪看个体养奶牛,看个体的养鸡,正好有记者一块儿去的,我就说‘来来,我们一起照个相,立此成照’后来发到了贵州日报上。”


  总闸门与水龙头


  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失控,中央说要调整,要控制。当时朱厚泽对贵州报纸宣传提出,水的总闸和水龙头的关系,意思是贵州的问题不是过速而是要加速。国家在强调控制,减速时,朱厚泽出人预料地提出“加速”。


  朱厚泽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发展大国,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有的地区发展很靠前的,有的地区发展滞后,我们又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个情况下,中央的决策,常常看见已经出现的问题,采取一些必要的经济措施,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常常忽视地区差别。有的地方控制工资总额,控制货币发行量,考虑贷款的量等,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我们一研究,贵州,工资总额根本就没有差,没有达到,银行存款,不是用光了,而是根本用不出去,还把贵州的钱调到外省去投资,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不注意贵州的实际,提出在贵州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还有出人意外的是,当时朱厚泽并没有预先和省委其他人商量,在重庆开经济协调会,《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前来采访,朱厚泽直言感慨:“哪个龙头漏水,就关哪个龙头,不要一遇到新问题,就把总闸给关了。因为各地情况是不一样的。”


  2008年秋天朱厚泽对记者回忆此事时认为:“以前贵州出现过情况,就是落后地区一旦遇到政策松动,就会很快出现增长速度很高,因为基础很小,不要看增长快,其实没有多少。”


  有一次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的经济调整会议,县委书记们都到了,把中央精神传达布置下去了。这个会结束后,人都没有走,朱厚泽就通知所有县委书记下午三点开会。 “压缩、控制,在整个宏观经济工作中是不能不做的,但是中央有时候照顾不到这么多的情况,贵州应该有什么状态,是全国都压缩控制,我们就压缩控制,还是从我们的情况出发?既然我们的宏观指标没有突破,那么我们就要积极进取往前走。究竟要才采取什么态度。”朱厚泽留下县委书记开会就是讲这个的。


  当天晚上池必卿就找朱厚泽了:“怎么回事,上午刚结束会,你怎么又开会?”朱厚泽说:“中央的决策从全国大局来讲,是有道理的,但是具体到贵州,我们很多的宏观指标根本就没有达到,我们是做不够,贷款余额大大的有,用不出去,工资总额没有突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有积极进取的精神来推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我就是把精神状态如何面对布置下去。”


  池必卿是知道贵州情况的,但是他既没有继续批评朱厚泽,也没有说同意这个做法,只是对朱厚泽说,“这个做法可要谨慎。”


  新闻:“贵州话与普通话”


  朱厚泽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报纸不能只说讲普通话不讲贵州话。意指新闻的两个关系。


  朱厚泽说,这个是两个意思,一个不能只讲普通话不讲贵州话,就是不能没有自己的特色,要提出自己的问题;另一个,不能只讲贵州话,不敢对全局的问题发出见解。这个在贵阳工作时就讲过。


  朱厚泽顿了顿接着说,1983年以前,贵阳办了一个晚报,没有日报,我说省报是作为省委面向全省,它重点在农村,它要照顾全省的情况。我说贵阳市的晚报,不就是个城市报纸吗?贵阳晚报当然主要是面对贵阳,但是城市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派记者到遵义到安顺到凯里去采访,发表他们的城市消息,提出共同的城市问题怎么搞,你们怕什么。但是他们说,这个可搞不得,人家会说,贵阳市委手那么长,伸到我这里来了。报纸新闻是没有界限的。贵州日报对全国性的问题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嘛。所以这个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本身应该具有贵州的特色,除了普通话,就是贯彻中央的东西以外,还应该讲贵州的东西。另一面,作为地方的报纸,对全国性的问题也可以发表评论,发表自己的意见。


  记者请朱老回过头再看20多年前的这个观点,朱厚泽直率地说:“第一,对现在年轻的同志,我决不会说贵州日报,你要对全局的问题发表看法,这个风险太大了。要是年轻人听了这个话,惹出乱子来,我对不起年轻人。另一方面,我现在认为,不仅可以讲普通话,而且可以讲英语。就像全球金融风暴,贵州财经学院的博士、教授,为什么不能发表对全球金融的看法,这就是全球化。


  给中央西部开放最早的建议信


  朱厚泽在贵州省委工作这段时间里,学者刘学洙统计,其个人见报不到十次。但是给中央写了一个开发中西部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比中央西部大开发决策早了十五年。


  朱厚泽说,那个文件现在还在,大概就是一页左右的打印纸。怎么回事呢?就是中办的一个主任,到西南做调研,广西,四川,云南都到了,我就约他喝茶聊天。当时邓小平首先提出,建立四个特区,接着又提出开放沿海14个城市。聊天时我就说,小平同志关于四个特区建设和开放14个城市的设想,把整个海岸线都搞活了,但似乎沿海经济主要是加工型经济,我们在有了这个前沿部署以后,应该考虑在纵深方向上有所部署。能不能设想,建立资源开发型的内陆特区,或者是叫开发区。因为港口的腹地有深腹地有浅腹地,深腹地可以一直到四川到西北,浅腹地,像贵州。对于广东而言,湘南、赣南都是比较近的腹地,浅腹地。像这种有条件的地方,实行资源开发型的内陆特区,使内陆的资源、能源与沿海的加工业、商贸业相互支撑,既互相联系,带动内陆发展,又支撑沿海得到原材料,这不是很好吗?


  聊天聊到的这里,中办的领导同志讲:“这么大的事,你写报告没有?”我说:“我写什么报告,我是地方的,这是你们的事。”他说:“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做好沿海开放政策以后,从战略上要向战略纵深选择,这是很大的问题,赶快写报告。”然后我们就用一页纸,把黔中地区的资源、能源、区位条件,还有我们的想法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这个意思。


  记者请朱老谈一下这个建议和现在的西部开发之间,有什么联系或区别?


  朱厚泽说:首先,对当时中央机关在接受小平同志大开放战略上存在这么大的差距,我当时还不了解。我提的建议,中央有同志赞成,但是当时直接控制经济工作的人是不会理睬我的,我在地方工作我不知道啊。你问我现在看法怎么样,我觉得,从我们的实践来讲,经过20多年,实际工作正在这样推移着,这是我们感到比较欣慰的,但是我们也感觉,有一些问题慢了,可以做得再快一点的,搞得更早一点,可以更加自觉一点。不过人的认识有先后,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设想,没有来得及具体实践,我本来是作为一个个人的信,给必卿同志看了,必卿看了说,这个意见非常好的,就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讨论以后,最后是以省委的名义,向中央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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