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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05-01 15:38:04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阅读：5891
但是，随着北京村庄封闭管理模式的推开，他们的早出晚归将不再自由。在最先试点的大兴区寿宝庄和老三余村，村口已经建起了铁门，长长的自动拦截杆横亘，门边治安岗亭旁，除了穿着制服巡逻的保安和片警，还有村干部，招呼着熟脸儿的本地人进出。
老三余村村党支部书记王长祥说，封闭管理实质是“社区管理”，目前村里每天早6点开门，晚23点关门，外来人口和车辆需持证出入。未来本村村民也要办理出入证。
4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在老三余村举行“村庄封闭式管理模式推广会”，该局副局长左宝栓介绍，继今年3月金星派出所辖区村庄率先试点，大兴区92个外来人口“倒挂村”将在年底前推行该模式。
不过，由此引发的舆论关注和争议也令主政者始料不及。4月29日，大兴区政府、大兴区综治办、大兴公安分局等部门为此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称该措施是“社区化管理”，且是经过村民组织自主选择，“封闭”程度亦可具体选择。
村庄“封闭”管理
老三余村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北京南五环路开通后，途径老三余村的的公交路线增至三条，便利的交通和低廉的生活成本吸引着外来打工者聚集。部分到北京的上访者也蜗居于此，在上访间隙以卖菜、打零工度日。
像北京周边所有的城乡结合部一样，老三余村人口“倒挂”——村民660人，外地人口则多达6000多人。六七年前，耕地种菜是当地村民主要经济来源。如今，房租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
外来人口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给村庄管理者带来了苦恼，“偷盗、打架、斗殴时有发生”，村委会干部刘学柱抱怨。村党支部书记王长祥也认为，外地人口的到来，不仅增加了村内的管理成本，也透支了村内的基础设施，卫生、道路、用电、用水等等，都要增加很多投入。
为此，村委会向西红门镇政府申请，实行“封闭管理”，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封闭部分路口，路口有专人站岗，村内24小时巡逻，外来人口“凭证出入”。
在每个村庄综治中心设立“民调室”，由社区民警和村委会干部共同进行村内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每个村庄，警方严格按照实有人口2.5％，流动人口5％的比例配备巡防队和流动人口管理员，负责村内治安防范。
据村民介绍，出入证有公交卡大小，上面有租房人的照片、身份证号码及居住信息。办证者需先拿房东和自己的身份证到派出所办理暂住证，再用暂住证到村里办理出入证。
王长祥认为，封闭管理后，可以有效掌握外来人口信息，“有问题的人就不敢去办暂住证”，一部分在村内“无所事事、偷偷摸摸”的外来人口无法生存，自然会分流出去，“结朋搭伙”的外地人也无法进入老三余村。
本地的村民对封闭管理并不陌生。2003年非典期间时，村内第一次实行封闭管理，禁止外村人进入；2008年北京迎接奥运会期间，村内也曾实行暂时的封闭管理。“最初是拉根绳子，奥运时是根棍子，现在是治安亭子”，村干部刘学柱半开玩笑地说。
但在村内居住的外来人口的感受却不同，在村子北边的一排出租屋旁边，正在教儿子学走路的小刘说，“四面都建起围墙了，还有人巡逻，感觉像监狱”。
城市化“预备”
除去流动人口过多带来的治安、环境等压力，为即将到来的“农村城市化”和拆迁做准备，是老三余村等村庄实行封闭管理背后鲜为人知的原因。老三余村村干部告诉记者，“什么时候城市化拆迁启动了，村内的封闭管理也就结束了。”
2008年年底，在北京轰轰烈烈的“城乡一体化”改造中，面积约753平方公里的城乡接合部，需要改造的行政村共有227个，涉及自然村落约450处。经过前期试点后，2010年启动了朝阳、海淀、丰台、大兴等九个区内的50个重点村整治。
各区自主的城市化改造也在进行。王长祥介绍，从2009年起大兴区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原计划老三余村的改造在今年启动，但由于上级政府领导调换等诸多原因，改造延期。“规划是在3—5年内启动老三余村改造，我估计明年就差不多了。”
随着北边的旧宫、红房子等地相继拆迁，南迁的流动人口不断涌入老三余村。出租屋已经住满的村民开始加盖二层，有的村民干脆在村北的菜地里盖起出租的简易房。这样，“违章建筑”在老三余村及周边遍地开花。
2009年，老三余村所在的西红门镇镇政府多次组织对“违章建筑”的强拆。为了限制“违章建筑”，镇政府甚至规定“违建要与村干部工资挂钩”。
在2009年的年终评估中，老三余村的王长祥被扣掉了六分，“大部分是违建的缘故”，他告诉记者，“但村干部没有执法权，除了拆除建在地里的违章建筑，村民在自家院子里盖房，我们只能劝阻。”
“我们希望外来人口能控制在现在的规模，维持村内基础设施的相对平衡。”王长祥说。实行封闭管理，可以有效控制村内的“私搭乱建”，村民少了利益纠葛，未来“城市化”改造后，可以缩减成本。
“明年就启动拆迁，我们告诉盖房子的村民，谁不怕盖了回不来本钱就盖。”村干部刘学柱指出。
在王长祥设想的蓝图里，未来的老三余村，除了农民拆迁上楼，还会建成生态公园，余下的可以通过土地变性，走招拍挂的模式，建成集中居住区。他估算，现在大兴一亩地最高卖到190万。以老三余村一亩地拍出100万计算，村内600亩土地卖出去，经过跟各级政府分成，村里可以分到2-3亿元。
在老三余村并不平整的街道上，路两边到处都是搭建的小房子，看上去破破烂烂。但询问是否有房出租，答案都是“没了，已经满了”。
在村子中央的十字路口拐角处，一堆红色的旧砖头散乱地堆在路边，旁边是和水泥的池子，个别村民仍在忙忙碌碌地搭建。
“封村”之后
在闹哄哄的村口，人们排起了长队等候保安放行。门边的治安岗亭里，也聚集着等着领出入证的人群。
老三余村郭村长介绍，村里的巡逻队和流动人口管理员都是本村村民经过考试，由公安局选拨的。除了镇里给每人每个月补助400块钱外，在村内还根据收取的“卫生费、水费”提成。除上缴1.1万元给村委会外，其余的都归个人。
村委会决定，以后的卫生费和水费按人头涨到30元/月，考虑到外地人的接受程度，暂时按照10元/月的标准收取。“以前外来人口数目难以统计，今后用出入证登记后，也便于统计外来人口信息”。
村民则普遍不拿“封村管理”当回事，“以前五一、国庆也都封过，用不了多久就撤了”，有村民漫不经心的告诉记者。
在不能再乱建房屋的情况下，封村管理除了能解决部分人在巡逻队的就业外，或许还能带来治安和环境的好转。但对6000多外地人而言，除了不方便外，还有房租的水涨船高。住在村北的小刘透露，春节过后，房租已经从原来的100多元涨到了230元，进村的人少了，小商店的生意冷清下来。
“环境好了，房租应该会涨一些，觉得受不了的外地人可以离开，刚好可以给收入更高的外地人居住。”刘学柱认为，这是人口分流的正常模式。
老三余村还有600多亩农田，大多由村民租给外地人种植，也有少部分被租去来搭建租金更便宜的简易出租屋。在村北菜地里建起一片出租房的李连最担心的，就是刚盖好的出租屋什么时候会被拆除。“去年四月份才盖好的房子，至少要两年半才能回本，现在要是拆了，本钱都回不来。”
在李连看来，如果拆迁，“这么多人没地方可去，一定会形成社会问题。”
事实上，随着北京二环到六环的城市化扩张，流动人口也在不断地被他们建设的城市向外赶。最新入住老三余村的很多租户，就是刚刚卷起行囊从靠城中心稍微近一点的红房子搬过来的。
目前，北京市有流动人口509万。大兴区流动人口达59.1万人，是全市四个人口“倒挂”区之一，其中近85%的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乡接合部的北五镇和五个街道。
大兴区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这些租住在大兴的外来人口，大多以服装加工、餐饮服务、建筑施工、废品收购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低档次、小规模行业务工为主。而就是这些在城市管理者看来是“低端”的人口，每日为北京城提供着必不可缺日常服务，以至于在逢年过节流动人口回家时，习惯了享受他们服务的城里人会觉得不方便。
大兴区“北五镇”（西红门镇、旧宫镇、瀛海镇、黄村和亦庄）即将推广封村管理模式，共有 92个村庄将在年底前实现“封村”管理。届时，诸如老三余村这样的村庄将不能再接受更多的外来人口。而在未来“城市化”改造后，目前租住的流动人口又将继续向更偏远的地方迁移。在城市的哪个角落，才能找到一个不再被“驱赶”的“蜗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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