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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家冯天瑜修订新书献给武汉父老乡亲

时间:2020-04-10 15:45:08编辑:admin


相信武汉一定可以再度崛起

今天,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的武汉将正式迎来解禁的日子。这段时间,武汉大学教授、文化史名家冯天瑜驻足武汉家中,他静心阅读、思考,修订近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在书首写下“谨以本书敬献封城两月的武汉父老乡亲”。日前,冯天瑜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记者:“封城”期间冯先生读什么书?

冯天瑜: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人类面临一次严峻的生态危机,其对国际社会冲击力之巨大,为“二战”结束后七十余年所仅见。而疫情及抗疫之战又给我们以诸多启示,所谓忧患启哲思。机缘巧合,此间我正在修订新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三个月来围绕“文化生态”论题阅览,重读了中外典籍,涉猎《诗经》《周易》《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明夷待访录》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人类简史》《历史的教训》《罗马家俱乐部》《寂静的春天》等篇什,形成“大疫期间议生态”“上医医国”“商贾救亡”“采风与诗谏”“勿入修昔底德陷阱”等议题。

记者:您说阅读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不少体悟,能谈谈吗?

冯天瑜:浏览唐初“药王”孙思邈的医药学名著《备急千金要方》,确有入山探宝的感觉,书中尤其开人神智的金句是:“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其出典《国语·晋语》对“上医医国”题旨有具体铺陈:上等医生不仅为人疗疾,还应医治国家的病患。近人孙中山、鲁迅、契诃夫等是医国之上医;今次悲壮的抗疫之战中,涌现钟南山等一批由治病、医人进而医国的医者。这些古今“上医”值得我们效法。

记者:您读古近史籍,引出《商贾救亡》《“采风”与“诗谏”》二题,很有意思。

冯天瑜:《左传》载春秋商人弦高救郑,抗日战争史著载卢作孚及民生公司抗日救亡壮举,联想到这次抗疫民营企业家的卓异表现,对商人的历史功能有进一步认识。古今史事有助于我们走出“重本抑末”、贬斥商人的故套,并使近年一度出现的“民企下课”论调不攻自破。

鲁迅说:“读经不如读史。”历史的具体演进将许多经典道理实实在在地展开,教训不言自明。读《诗经·国风》《左传》《战国策·齐策》,引出《“采风”与“诗谏”》一题,领悟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历史教训。《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诚哉斯言。

我阅读关于生态问题的域外典籍,如《人类简史》《历史的教训》《寂静的春天》等,对文化生态问题有新的体会。

记者:3月中旬以来,北京阅读季、深圳读书月两大阅读推广品牌联手,推出“共读一本书 点亮南北城”名家线上分享活动。您抱病在线上作近两小时讲座,有京、深两地上百个书店、读书会的微信读者群同步收听,反响热烈。您对这一读书活动有何评价?

冯天瑜:这种由出版界、图书界组织的活动,用互联网把学者与读者联系起来,就同一主题、同一组典籍展开研讨,相互切磋,交流心得,使读书活动向深广度拓展。我听杨天石先生的讲座,内容精当、新颖,与读者的讨论也生动多趣。这样的读书活动持续下去,必有可观成效。

记者:在武汉封城前一周,冯先生拿到近年撰写的《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近日还在书首写下“谨以本书敬献封城两月的武汉父老乡亲”。可见,这次疫情对您的文化生态研究有新的启发。

冯天瑜:的确如此。近代武汉有过两次封城,一是太平军进攻时清方封武昌城,二是北伐战争时吴佩孚北洋军封武昌城。但这两次军事性封城规模有限(仅三镇之一的武昌)。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1月23日武汉三镇封城,一座千万人口级的特大城市因生态问题封城两个多月,堪称史无前例。这使我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有了新的认识,拙著《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的题旨因此得以深化。

从1980年开始,我致力于文化史研习,40年来一直把文化生态作为重要切入口。文化史不限于个别文化英雄的生平记述,决非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是亿万庶众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的创造性“共业”。1990年出版的《中华文化史》,上编“中华文化生态”即论此。以后又在几种论著中继续讨论文化生态,但始终意犹未尽。

近几年我得两场大病,数度垂危,抢救过来后,觉得来日无多,要抓紧深究此题,至2019年下半年,草成《中华文化生态论纲》,从地理环境、人类经济活动、社会制度三个层面考析中国文化生态的历史演进。因为我认为文化生态问题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的社会关系,是“天人”与“人文”的结合。而修订校样之际,恰逢封城抗疫,风云际会,引得浮想联翩,书稿中留下此类心印,待日后书出,请诸君批评指正。

记者:您长期生活在武汉,又是这次疫情亲历者,您对以后武汉的重振复兴有何展望?

冯天瑜:抗战胜利时我3岁,随父母来武汉。对于这座居留70余年的城市,充满深厚的情感。对经历大疫的武汉的复兴,我抱有充分信心。武汉乃九省通衢,具备上佳的自然禀赋和雄厚的经济、文化底蕴。拙著《张之洞评传》《辛亥首义史》详论于此。将武汉置之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考察,其区位优势都非常突出,早在清代,美国、日本都将武汉称为“东洋芝加哥”,此非虚誉。汉口外贸曾“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武汉工商业名列全国前茅。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到21世纪,武汉突飞猛进。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高等教育基地之一,大学生数量超过百万,居全国第一,也即世界第一。武汉人民勤劳、智慧,善于学习,富有创造力。诸多因素,决定了武汉一定可以再度崛起,重现辉煌。

记者:在您看来,疫情的世界性蔓延,对“全球化”发生何种影响?

冯天瑜:疫情的世界性蔓延,是十分严重的事态,正如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家所预测,这是“二战”结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各国用“封城”以至“封国”应对之,这势必令全球化空前遇挫,各国、各地区的自我封闭将成为一种走势。而新冠病毒的变异性、顽固性将导致疫情较长时段演绎,加之各种次生灾害,将在数年间危及经济活动,并影响国际政治,故不可对形势盲目乐观,我们更当未雨绸缪。

有论者认为,“全球化”萎缩,封闭主义抬头,是今后趋势。我以为,不可一叶障目。各国“封城”甚至“封国”以应对疫情,这势必令全球化受挫,孤立主义借机抬头,但这是短期现象,也将波及中期,但不会笼罩长期。因为,“二战”后大半个世纪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传递已成惯性,如产业链各国分工,一国一地难以完成生产全过程,故经济一体的基盘大定,全球化方向不可能扭转。但各种程度的调适是会发生的,我们应当做好科学的调适。

记者: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冯先生有哪些启示?

冯天瑜: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可略列几项:

其一,提升国家和民众的生态意识。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中心主义及征服自然,成为主流意识,其无限膨胀,是非常危险的。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文化生态学,对此有所反思,主张人类应从“制天”回归“顺天”,从一味征服自然的“强势人类中心主义”走向尊重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而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给我们以教训:在利用自然之际必须顺应自然。

其二,面对大疫对人类的惩戒,我们必须完善卫生保健系统。近二十年卫生保健工作有明显进展,但还须提升,时下我国医卫支出在财政总额所占份额偏低。今后应当较大幅度增加医卫投入,建立比较完善的医卫系统,既满足常规需用,也有益于应对紧急。这是长治久安之道。

    其三,此次全国军民抗疫中的“仁心侠行”应予保持与弘扬,高举人道、民主、法制旗帜,发扬南丁格尔治病救人精神,对于本国、本地区发生的灾难,充满忧患和同情,及时伸出援手,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灾难,也应满怀情志,而不是以邻为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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