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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强:基层治理要进一步推进共建共治共享

时间:2020-04-02 14:47:59编辑:admin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作为抗击疫情的重要阵地,城乡社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发挥了重大作用,也经受了一场场考验。

在社区防疫中,有人对社区工作者竖起大拇指,也有人怨声载道。疫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基层治理的不同模样。绝大部分社区全心为民,工作人员日夜奋战在第一线。也有社区工作粗糙,流于形式。

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城乡社区治理有成绩和经验,也有漏洞和不足,如何总结经验、查漏补缺,让基层治理进一步完善,成为当务之急。就相关问题,《民生周刊》专访了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强。

社会治理体系经受疫情大考

民生周刊:疫情发生以来,城乡社区成为联防联控第一线,您怎么看待城乡社区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的表现?

李强:实际上,在这次疫情之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以基层社区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一次等于是考验了这个体系,可见这个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国家的特点是基层组织结构比较严密,农村社区有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还有其组织体系。城市过去是居委会、家委会,改成社区居委会以后,基本上都有党组织、居民委员会组织,不少商品房小区有业主组织,还有物业机构和老百姓的基层社会组织。这次疫情防控体现出这个组织体系具有强大的治理功能。因为,做基层治理必须有一个抓手,实际上社区成为党和政府与基层群众联系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当疫情发生后,这样一个基层体系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家对社区防护给予了比较肯定的评价。

当然,社区治理的完善有一个过程。我们也看到,在初期,社区治理不是那么严密,浮在上面,不了解老百姓,就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服务。这次我们把干部都派到基层,如北京市的街道很多干部派到基层社区,都得在社区一线。这也证明,我们过去虽然有一套组织体系,但下移不够。

民生周刊:在疫情防控中,武汉也曾出现有小区“假的做法”。在基层治理中,如何践行以百姓为中心,服务民生?

李强:解决民生问题的核心是先得知道人民群众需要什么。都不知道群众需要什么,怎么可能为人民服务呢?很多地方有不少好的经验。

比如,北京创立了12345热线,只要拨打12345,基本就有人管,这背后有一支庞大的队伍,把信息汇总一级一级地传达到北京市的领导。北京市的领导天天盯着,看哪个社区、哪个小区、哪个街道反映的民生问题多,并要求在期限内解决问题。这个电话在疫情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关键是做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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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各个社区都严守小区出入口。图/罗燕

社区疫情防控是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

民生周刊:在网络时代,基层治理如何更智能、更科学?

李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在基层治理中要实现“科技支撑”,基层治理要更加智能化、更加科学。在互联网时代,新的管理工具在基层治理中确实起到巨大作用。

    北京方庄,一栋楼建一个微信群,这次就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家能够通过微信群及时把信息反馈上来,管理部门也能及时知道社区中发生的事。可见,社区治理中要更多地用科技手段、科学手段。

民生周刊:疫情防控关乎每一个人,在基层治理中如何让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共治如何实现?

李强:疫情防控的最大特点就是得全民参与,只要有个别人不按规矩做,造成病毒传播,就很可怕。所以,老百姓得互相监督,并且有良好生活习惯。像戴口罩,有人戴口罩戴下巴上,他这样做就等于增加传染别人或者被感染的风险,所以社区疫情防控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当然,共建共治共享的措施有很多,通过这次疫情防控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新的办法。

这次疫情中,有很多民间基金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早期防疫物资缺乏的时候,它们起到了非常大的推进作用。社会参与是基层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因为,多数人习惯于让管理者去管,以为自己看看就行,很难参与进来。这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创建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方式。

我带领的清华大学团队在北京的清河街道进行了清河实验,基础就是怎么让百姓参与。我们后来创立了一种议事委员制度,议事委员全是老百姓自己选出来的本社区居民,他们也参加居委会,但不拿工资,有事开会,没事不用来。这样,议事委员制度就在基层治理中起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参与,主要是那些比较有公益心、有文化、大家比较信任的人,这就创建了一个体制,使得参与具有广泛性。

基层治理需要居民广泛参与,仅靠几个干部能发挥多大作用?必须得共建共治共享。这次疫情就特别表现出来,假设有一个人,他就不服从管理,那么基层治理就不好办。因为在疫情面前,一个漏洞都不能有。

我们在共建共治共享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应该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因为社区有很多人,一个大的社区可能有上万人,如果没有大家共同参与,就没法管。有些地方做得不错,比如,在武汉一线可以看到很多志愿者送医生去医院,帮助社区。现在能看到百姓参与度比以前高多了,每一个人都很重视,如果看到有一个人不遵守秩序,大家都会批评他。这样社区才好管。

还有社区社会组织,包括居民的各种兴趣群体等,是百姓自己组织的,目前还有很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强化。如果居民都参与,这事就好办。如果大家不参与,只看着社区工作者做,事情就不好办。

要把物业管起来

民生周刊:根据您的调研,在各地城乡社区治理中有哪些创新?

李强: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确实能看到很多创新。所谓基层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具体区域,得考虑到民生的各个方面。老百姓不能出门,就会碰到很多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的基层都做出了创新。

比如在成都郫都区,社区创建了APP,很多政府服务功能都在里面,社区居民下载APP后,小区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在上面得到解决。郫都有一个社区居委会非常大,有5万人,他们没有建街道,就建立一个特殊的社区居委会,利用这样的居委会APP管理5万人,挺有效的。

这个社区由几个现代化商品房小区组成,小区实质的管理者是物业。物业起的作用非常大,一个个物业管理就把基层小区的事情都解决了。APP就是百姓和基层居委会之间沟通的平台,政府有人在后台管理,收集意愿、解决问题。

民生周刊:您提到物业在基层治理中起到的作用很大,但物业的水平参差不齐,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也出现个别物业把持蔬菜供应从中获利等违规行为,这类问题如何解决?

李强:物业是一种市场行为,老百姓付费,他们来实现管理。物业公司虽然是商业机构,但承担了很多公共服务功能,如安全,这实际上属于政府公共职责,不是市场行为。所以,仅仅把物业管理理解成一个公司行为是不对的,实际上政府和基层组织把很多公共服务委托给物业,这样物业就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它和公共物品是联系在一起的。

物业管理条例出台的时候还没有实践,通过这么多年实践以后,我们能理解物业承担着很多小区的公共服务。所以,在修改条例的时候要考虑,怎么重新定义物业公司。

当然,现在的问题是全国各个城市还有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小区的物业往往形同虚设,因为很多老旧小区常常不交物业费,怎么可能有人服务?南京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时,让居民签协议,明确老旧小区房屋改造完之后,居民要交物业费。开始物业费非常低,主要是培养老百姓的习惯。不交物业费的老旧小区是个难题,从长远来看,可以由政府提供一部分公共服务,补贴一些经费,形成一种覆盖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体系,这样小区建设就完善了。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老旧小区只好靠政府,实际上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在老旧小区,商品房小区主要靠物业,只要物业管理能够跟上,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如果都靠居委会去做,现在北京的一个居委会往往辖四五个小区,根本管不过来。

但是,物业的管理水平确实参差不齐,过去政府对物业的监督也有点弱。我们在做清河实验的时候,就在清河街道成立了物业管理中心,出了问题街道办可以直接找物业公司经理。这次北京市也强调,要把物业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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