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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西亚、中亚所孕育的人类文明三元素

写《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把当今世界文明分成三大块: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尽管亨廷顿对文明的理解本身是粗浅的,但是他的这种划分还是有道理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中心都在亚洲,且分布在亚洲的东西两端,前者在东亚,后者在西亚。实际上,这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两大文明。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并不在阿拉伯半岛,而是在古两河流域,甚至还有与之相邻的北非的埃及。也就是说,所谓的伊斯兰教实际上是古两河、古埃及文明的直接继承。从形式上看,古两河古埃及文明消失了,但是其精神实际上是被伊斯兰文明继承了。

欧洲,包括印度所在的南亚,则与处于东亚和西亚之间的中亚有着密切关系。长期以来,中亚以及与之毗邻的东欧都是茫茫草原。与很早就开始食用谷物(粒食)的东亚和西亚不同,中亚东欧大草原上的人们只能依靠放牧而生存生活。与是,在生产方式上,整个人类文明的生产方式就一分为二,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古两河(包括古埃及)是农业,介于西亚和东亚之间的中亚东欧则是游牧。此前的南亚和西欧,尚且是无人之地,或者仅仅生活着少量靠渔猎采集生活的原始部落,间或也有简单的农业。

当游牧生活在中亚确立时,人类文明三足鼎立的格局便已成型,当初西亚的农业文明就对应于现代的伊斯兰文明,东亚的农业文明就对应于现代的儒家文明,而中亚东欧的游牧文明就对应于现代的欧美文明,以及印度文明,两者合称印欧文明。

为什么说,西欧文明和印度文明对应于中亚游牧文明,原因在于,当文明在东亚、西亚,以及中亚兴起时,西欧和南亚还基本上处于文明的处女地,人口稀少,甚至压根没有人。而游牧文明的人口承载力非常有限和脆弱,随着人口的增长,中亚东欧游牧必须向外扩张,寻找新的地盘。因此,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中亚东欧的游牧民族就会以大约500年为周期,定期地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一开始,游牧民族的主要迁徙地点就东欧之外的欧洲地区,以及南亚。西欧、南亚的文明就是由游牧部落的屡次迁徙、殖民下所逐渐形成的。可以说,印欧人实际就是中亚东欧游牧人的后裔,尤其是西欧。

现代所谓的基督教文明,实质就是指西欧文明,而他们的文明基因、文明传统则是游牧,而非基督教。基督教是后起的,而西欧人接受外来的基督教的教化则更晚。所以,说基督教是西欧的传统是错误的,游牧才是。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他们才会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下,开始搞宗教革命、近代哲学革命和科学革命,最终去彻底否定基督教。西欧人对基督教的背叛和否定并非什么社会进步,而是基督教教化的失败,没有让流淌着游牧血液的西欧人真正接受教化。游牧习性让西欧人缺乏对宗教本身的虔诚。

同样伊斯兰教的出现更晚,因此,也不能说将伊斯兰教说成是现代伊斯兰文明地区的传统。伊斯兰文明的传统显然远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就形成了,尤其在古两河、古埃及地区。事实上,伊斯兰教本身正是在古两河、古埃及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所诞生,并继承了这个传统。

伊斯兰世界没有出现象基督教的西欧一样对宗教的否定和背叛,并不是伊斯兰教本身的成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都是非常晚的,当然伊斯兰教更晚一些,它们命运的决定者并不在其自身,而是在它们之前的更悠久的传统,在秉持这些传统的人民、教众。基督教失败了,因为不幸的是,它的教众是拥有游牧传统的西欧人。伊斯兰教没有被否定,因为它比基督教幸运,它的教众是拥有宗教信仰传统的西亚人。事实上,西亚是宗教的发源地,拥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宗教的形态可以变,但是宗教信仰本身却是永恒。即便伊斯兰教被抛弃,他们一定会引入另一种宗教,而不会西欧一样,去否定和抛弃宗教本身。

总之,人类文明起源于亚洲,并且又因地理禀赋的不同,形成东亚、西亚、中亚三种形态。公元前4000年之后,中亚东欧的游牧开始周期性地大规模向外迁徙,开始产生三者之间的交流、冲突和融合,这构成了此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轴线,并导致衍生性的印欧文明的诞生。

人类文明的此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三种文明形态的交流冲突史。三种文明形态也成人类文明的三元素,一如红、黄、蓝为三种基本颜色,不同的比例,就能调出的不同的色彩,人类文明的千姿百态,实际上也是由文明三元素的比例不同所致。

即是说,人类文明的三个基本元素是在公元前4000年前成型的,之后就进入了交流混合的阶段。这也意味着,公元前4000年前之后,再也没有纯粹的文明,而只有混合文明,三者的混合,任何地区的文明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三种元素。

用农耕和游牧去区分早期人类文明的三种形态是不准确的,原因在于无论是东亚的中国,还是西亚的古两河,其文明的出现都是在农业出现之前,尤其是中国。考古学证实,在人类正式开始农耕之前,已经有好几千年,甚至一万多年时间在开始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了,东亚中国采集和食用的是野生的小米和大米,而西亚的新月地带采集和食用的则是野生的小麦。这些野生谷物为当时人们提供了很大的食物保障,让他们可以过上相对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而文明正是由定居生活所孕育,而非农业。事实上,农业的出现恰恰是人们对定居生活的习惯和期望继续维持所产生,是先有的定居、文明,后有的农业。

中国传统文献一直认为中国的历史开始于伏羲,伏羲的最重要贡献是“画卦”,即发明了易经。伏羲之后才是神农。显然,伏羲和神农更是对两个时代的拟人化称呼,伏羲是一个时代,神农是一个时代。神农的含义是明确的,即农业的出现,神农时代就是农业出现的时代。伏羲在神农之前,那么伏羲时代就应该是尚无农业的渔猎采集时代。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们一度认为这样记载是胡扯,文明怎么可能在农业之前出现,怎么可能出现在渔猎采集时代。但是,考古学证据却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即文明更可能出现在农业之前的漫长的野生谷物采集时代。而且,考古证据还显示,野生谷物采集时代更可能最早出现在中国北方,那里所采集的野生谷物是野生小米。因为,在华北出土的野生小米加工工具石磨棒可以追至25000年前。这意味着那时,中国北方已经开始出现对野生小米的采集、加工和食用。

人类最早的食品加工工具陶器也最早出现在中国。在铁被使用之前,陶器锅是中国最主要的食品加工工具,金属锅正是由陶器锅演变而来。目前考古出土的最早的陶片已经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出现在中国南方。综合陶器的传播的年代数据,可以推知,陶器从中国南方传播至北方的年代,可能在17000年前左右。在原本已经拥有野生小米采集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再加上陶器的使用,可以进一步提升食物来源的稳定性,这可能引发定居生活的出现,从而催生文明的产生。即伏羲时代的开始。

需要指出的是,加野生谷物加工工具上,中国的石磨棒(配套的是石磨盘)的出土时间比西亚的石臼要早10000年左右。陶器也要早10000多年。注意,这两类谷物和食品加工工具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均比西亚惊人地早10000年,而非1000年,或几千年,是10000年。这意味着,文明在东亚的出现远比在西亚早。即人类文明是诞生在东亚,而非西亚。

更具体一点,东亚定居最早可能出现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区域,出现在黄淮平原,其中心就是现在的豫东鲁西,还要再加上皖北和苏北。因为这个区域在传统文献中是中国文明早期的核心区域。譬如,传统上认为伏羲“都于陈”,即“陈”是伏羲文化的核心区域,在现在的豫东周口淮阳一带。五帝、三代的圣王、大贤也基本全部出生于这一区域。这一格局在春秋战国时代表现的依然突出,“孔孟老庄”中国那个时期所涌现出的四大圣人,全部出生在豫东鲁西的直径仅200多公里狭小区域。孔子祖籍豫东夏邑,出生地为曲阜。老子祖籍豫东鹿邑,还有一说为安徽涡阳。实际上鹿邑距离涡阳不过100公里。孟子出生地为山东邹城,庄子则出生于豫东民权。目前庄子的出生地也有争议,不过其他可能地点,也大都在距离民权的几十公里的范围之内,最远的为皖北蒙城,也在200公里以内,且都属于当时宋国的范围。

孔子祖籍河南夏邑县,后因政治原因其五世祖从宋逃难至鲁,但孔家与祖籍地并未断绝联系,其父亲正是出生于此地,而孔子也经常回老家,他自己干脆说自己是“殷人”(宋人),而不说是鲁人。孔子受到当时文化最先进的两个国家文化的熏陶,或许是孔子后人称为圣人的一个重要条件。

说宋、鲁两国在春秋时代是文化上最为发达的区域,有《诗经》为证。在当时所有的国家中,唯独宋、鲁没有“风”。“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类题材,“风”有讽刺之义,记载国家中不好的地方,需要改正、纠正的地方;“雅”是正、雅正,记载好的地方,需要是学习的标准。同时,周朝也以天子所在的周国为雅,凡是记录周朝的都归之于雅。而在“雅”中,实际上也有讽刺类的诗,而且小雅、大雅都有。这意味着“雅”其实也包含着“风”的成分,“周风”就存在于“大雅”、“小雅”之中。但是,因为“雅”是仅仅记录周国的,当然也包括朝廷。宋和鲁并不被直接包括在内。这意味着,宋、鲁是没有“风”的,即没有可以讽刺和指责的,在文化上是最先进的,甚至比天子所在之周国还要先进。

总之可以认定,人类文明的起源在中国,而中国文明的起源则在黄淮平原。因此,黄淮平原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发源地,也是政治的起源地。要探求政治的初心,要对政治进行追根溯源,必须将目光锁定在这一区域。

现代的欧美人,依据考古文献杜撰出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就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亚的古两河地区,西亚的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这其实依然是欧美学者的对人类历史坐井观天、盲人摸象的谬论。人类文明的政治起源地不是西亚,而是东亚。不过巧合的是,黄淮平原也是夹在两河之间,黄河和淮河。东亚的两河流域,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两河流域。

尽管东亚、西亚和中亚产生了人类文明的三元素,但是,这三元素的产生却并非同时产生,而是有个先后顺序,东亚最早,西亚次之,中亚最晚,印欧则又为中亚所衍生。

用谷物文明和游牧文明,或植物文明和动物文明,在东西亚与中亚之间进行区分是合适的。东西亚是谷物文明、植物文明,而中亚则是游牧文明、动物文明。谷物文明包含了农耕之前的野生谷物采集时代,而文明正是在这个时代所诞生。

同时谷物文明,东亚和西亚之间也就拥着相同的特征,都崇尚秩序,其文明和社会都是以秩序为核心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秩序的形态不同。东亚中国的秩序形态是基于政治的,而政治则又是基于道理、道义的,而道义、道理又是基于心性的。因此中国的秩序是政治的秩序,也是道义的秩序和心性的秩序。政治是道义的政治,也是心性的政治。用中国传统的表达方式也可以这么说:秩序及政治,政治即道义,道义即心性。总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秩序、政治、道义、心性四者等价。

而西亚的秩序则是基于宗教的,先是多神教,后来是一神教。宗教秩序的基础是神学。实际上,神学的内核也是类似于中国的道义、义理的东西,然而,他们却认为,道义、道理的源头在神,而非在人的心性。人自身是即便不是罪恶的,也是无义的,道义道理都是来自于神,人的道义道理不能来自人自身的心性,而只能来自神的赋予、赐予。

作为游牧文明、动物文明,中亚(包括后来的东欧)于东亚和西亚相反,是无序的,他们没有稳定的秩序的概念,而更关注眼前的个人的利益。同时,由于无序会经常产生争夺,无序背景的争夺唯有诉诸暴力,因此,中亚文明也是暴力文明。总之,无序、利益、暴力,是中亚文明的核心特征。也是其衍生文明印欧文明的核心特征,尤其是西欧文明。

当公元前4000年之后,在中亚东欧游牧的周期性向外扩张和殖民的搅动下,人类文明的三元素开始相互融合。基于政治的秩序从中国传播到世界,基于宗教的秩序从古两河-埃及传播到世界,而无序、利益、暴力也从中亚传播到世界。即便是当下,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个三元素相互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只是欧美是中亚的延续,伊斯兰是西亚的延续,而中国则是中国的延续。(待续)


时间:2020-03-20   来源:蔡子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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