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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文化,需要把握三个维度的区分:中西、学实、体用

时间:2020-10-19 10:32:02编辑:wen


  如何正确研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日中国之文化,是个大问题、大难题。现代的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肯定存在不同,不然,也就无需文化复兴、文化崛起了。

  同时,现代中国之文化,与传统中国之文化,也并没有一刀两断。传统中国之文化并没有因为辛亥以来学术界110多年的否定而真的就消失了。中国文化并没有那么脆弱,否则就不是中国文化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当下之中国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依然是当下中国文化之内核。但是,当下之中国的确也引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是这些西方因素都是处于中国文化之外表。

  然而,我们的学术界不仅否定中国文化,在文化分析和认知的方法上也存在很大问题。分不清文化的表里,分不清根本和枝叶。错把外表当内里,错把枝叶当根本。把本来是当下中国文化之外表的西方因素,当成了内里,被本来是当下中国文化之枝叶的西方因素,当成了根本。

  因此,实现文化复兴的基本前提,就是正确研判和认知文化,包括的当下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本文就是我在文化、文明研究上的方法总结,供诸位参考。

  在我看来,研究文化的关键,在于能够在三个维度上建立正确的区分:中西维度、学实维度和体用维度。中西维度就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学实维度就是学术和实践之间,体用维度就是心和物之间。可以称这一方法为文化的“三维分析法”。
  

  先说中西维度。

  关于文化上的中西不同和中西混杂,现代人都有直观的感受。现代的中国人不仅要学英语,而且还过圣诞节。事实上,当前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以西学为绝对主体的。中国传统的东西反而处在一个很边缘的地位。整体上,我们的印象是,西方文化是先进的,属于现在和未来,而中国文化则是落后的,属于过去。

  对中西之别有直观的感受是一回事,对中西之别有正确的认知是另一回事。整体而言,现代的中国对中西之别并未形成正确的认知,我们对中西文化的认知和印象,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又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横向上,并不能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刻而准确地判断和认知。当前的认知都是流于表层、表象,对其内在、内里却一无所知。正是这种无知,导致我们对中西文化产生太多的错误判断。譬如,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似乎没做啥贡献,都是西方文化做的;中国文化禁锢个人自由,西方文化倡导个人自由;中国文化封闭,西方文化开放;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小农文化,西方文化是商业文化、海洋文化。如此等等。

  二是在纵向上,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中西混杂状态,只有现代的中国才有,之后鸦片战争之后才有。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文化没有西方因素,是纯粹的中国文化。事实上,文化上中西混杂状态,在5000年前已经在中国出现了。

  现代人之所以认为中西混杂只是现代才有,原因在于,认为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只有现代才有,古代没有,因为古代的交通技术太落后了。

  事实上,中西方的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显示,中西文明之前的交流不仅至少在5000年前已经发生了,而且周期性地发生。5000年以来,中西交流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基本方式。

  比较讽刺的是,现代人中国人认为,中国文明的历史有5000年了。其实,这5000年的历史恰恰是中西交流的历史,是中西混杂的历史,并非纯粹的中国文明的历史。纯粹的中国文明仅仅存在于5000年之前。

  中国文明的存在至少有10000年的历史,前一个5000年才是纯粹的中国文明,后一个5000年则是中西混杂的文明。

  因此,要想知道纯粹的中国文化长什么样,就不能看后5000年的历史,而只能看前5000年的历史。后5000年都是包含着西方因素的,唯有前5000年才是纯粹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

  借助全球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我们是可以对前个5000年的中国历史做出合理的复原的。总体来说,那是一个无宗教、无政府、无暴力的契约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个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契约和契约原则来维持。契约和契约原则的基础则在“诚”,在内在的心性。

  “诚”并非从空而发,而是立足于契约实践。《中庸》说:“诚者天之道”、“率性之谓道”。“率性”就是“诚”,都是道、道义。契约、诚、道义三者是一体的。

  同时,契约和契约式关系的维持,则需要一个中介,其目的是在契约双方,在矛盾双方提供“评理”服务,以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最终建立和谐、和睦的契约式关系。这个中介就是“大人”、“君子”。

  因此,纯粹的中国文化就是“契约文化”、“心性文化”、“道义文化”、“大人(君子)文化”。

  在契约时代,契约是实践,是社会的主要存在方式。同时,还有一个讲理论的工具,就是《易经》。《易经》提炼出“形而上”的抽象理论,并用这种理论指导生活。但是,《易经》的形而上的理论,与契约的形而下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契约实践讲“诚”,其《易经》的核心则在“贞”、“孚”。“孚”就是“诚”。而“贞”则是强调对“诚”的坚持、落实,尤其是在艰难的环境下。

  “诚、心性、道义、契约、易经、大人”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所指的是一回事,可谓是“六位一体”。

  “宗教祭祀、政府、汉字、礼制、《五经》”这些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核心要素的东西,都是在后5000年出现的,都是中西文明交流的结果,都是中西混杂的。绝不能将这些东西认为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当然,这里边的确包含着中国文化的要素。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区别其中的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把西方因素剔除掉,剩下的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

  同样,后5000年的西方文明,也非纯粹的西方文明,也是中西混杂的。在也就西方文明时,也应该识别其中的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纯粹的西方文明也要在5000年前的历史中去寻找。

  纯粹的西方文明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以西亚古两河为中心的多神教文化,一个是中亚东欧草原游牧的暴力文化。

  5000年前之后,人类历史就是中西文明不断交流的历史,就是多神教文化、暴力文化、契约文化三者之间的交流、冲突和融合。

  研究中国文化,需要把握三个维度的区分:中西、学实、体用

  接着说学实维度。

  对中西的区分,尽管不准确不深刻,但是这个区分维度还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对于学实的区分,即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区分,就是很少有人认识到了。学实区分被普遍忽略,也导致对中国文化产生很多误解。

  自辛亥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就是一个西化的学术界,传播西学而否定中学。今天中国的崛起的结果,的确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因此,很多人很自然就得出结论,中国的崛起是引入西学的结果,西学是中国崛起的核心因素。

  实际上,中国社会是包括学术界和实践界两个部分的。在学术界是以西学为主体的,其核心是西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践界并非如此,西学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操纵和利用这一工具的,则是秉持着中国文化精神和习惯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并没有完全照搬学术界的灌输,而是做了取舍。在工具上,采纳了西学,但是则价值上则舍弃了西学。

  因此,辛亥以来的中国实践界,并非象学术界一样,是以西学、西化为核心的,恰恰相反,是以中学、中化为核心的,因为在价值观上,在精神上,在内心上,依然是中国的。同时,还将西学做了一个拆解和取舍,舍弃了其上层的价值和精神,保留了其下层的技术,从而把西学中化了。

  总之,辛亥以来的这110多年,从学术界看,中国是以西学为主体的,西化的,但是从实践界看,则是以中学为主体的,中化的。然而,当下的中国却仅仅注意到学术界的一面,以学术界的观点为整体的观点、真实的观点,却完全忽略了实践界的一面。

  学实的区分不仅现在有,在古代也有,是和中西区分同时存在。中西区分源自中西文明的交流,当西方文明传入中国时,最先认知和接纳西方文明的,就是学术界,然后通过它再向社会的深处和基层推广。这样学术界就成为中西文化的结构和中转站。最先西化的是学术界,然后经由学术界,再向实践界推广。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变化的是学术界,而实践界则是高度稳定的。实践界会对学术界所传来的西方文化做出判断和取舍,在价值和精神上抛弃,在技术上保留。最后,实践界的这种对西化的判断和取舍,对西化的中化,又会反过来影响学术界,将其再次发生变化,由西转中。

  因此,在中西文明的交流过程中,学术界会发生两次变化,一次是由中转西,一次是由西转中,而实践界则坚如磐石。

  这是中国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中唯一的不间断文明的原因所在,因为我们有一个下层的坚固的实践界,可以对上层易变的学术界构成制约。决定中国文化走向的,不是学术界,而是实践界。

  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其实也是这个意思。“礼”属于上层学术界,“野”则是下层实践界。“礼”失,就是上层学术界发生变化了,“求诸野”就是向下层实践界学习,以实践界的真实为真实,以实践界的标准为标准。“礼”之所以会“失”,根源在于“礼”中有外来的西方因素,让中国人不习惯,舍弃了。

  “礼不下庶人”也是这个意思。“礼”是中西文明交流和融合的结果,是上层的学术界最先开始接受西方因素,形成“礼”,然后向下层的实践界推广。但是,上层的学术界还是尊重下层的实践界的,并不强制要求,而是让其自愿接受。“下”的意思是强制向下推行。“不下”就是不强制推行,绝非是不允许老百姓去行“礼”。

  譬如现代的火葬,就是来自西方的“礼”。在中国是谁最先接受火葬的,是西化的学术界,以及最早受学术界影响的精英们。下层的“野”和“民”,即实践界,则接受的较晚。实际上现在很多农村地区依然拒斥火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强制性的政策,规定必须火葬。这就是没有做到“礼不下庶人”,而是“礼下庶人”,强制老百姓必须做。

  当区分出学术界和实践界后,就会知道,中国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有两条线。一个是实践线,一个是学术线,但其主体则是实践线。学术线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有两面性,有时是在传承中国文化,但是有时还会否定中国文化,而传播西方文化。

  但是,遗憾的人,现代人在文化传承上,却仅仅看到了两面性的学术线,而无视了更为根本的实践线。自辛亥以来,中国传承的学术线的确中断了,但是这绝不意味这中国文化的传承本身中断了。一点也没有,因为下层的实践线依然坚如磐石。

  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复兴中国文化”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文化一直活的好好的,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

  所以,实现复兴中国文化也非常简单,就是低一下头,把目光从学术界移开,移到实践界,就行了。

  研究中国文化,需要把握三个维度的区分:中西、学实、体用

  最后说一下体用维度。

  既然5000年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中西交流的,中国的文化就是中西混杂的,那么,中国文化又为何叫中国文化,而不叫中西文化、混杂文化。问题就在“体用”上。中西交流的所形成的中西混杂,并非中西对等、平等的混杂,而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简称“中体西用”。

  “体用论”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方法论,源自《易经》。《周易 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道,就是体;形而下的器,就是用。道就是最高原则,而用则是原则的落实。具体来说,“体”就是“心”,用就是“物”。

  “心”,以及“心性”,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概念,为西方所无。“心”不是物理、生理上的,而是功能和逻辑上的,是虚拟的,是逻辑推导的结果。我们的古人认为,人都是有独立的情感和思考的,还认为,这些思考和情感是由一个主体所发出,并命名为“心”。

  心的基本属性叫“性”,因为道义、道理都是人心思考的结果,都是由人所发出,因此古人认为,道义、道理就是人心的基本属性。所以孟子说“性善”,“义内”,“思则得之”。到了宋明时期,则进一步总结说,“性即理”、“心即理”。把心性和道义、道理直接等同。

  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以“心”为核心的,也是以“义理”、“道义”为核心的。“心”与“义理”“道义”是一回事。心是人的判断和选择功能,而义理和道义,则是内在的判断和选择的原则。

  心就是体,就是道,当人去实际上进行思考,进行判断和选择,落实到行动上,进行实践时,就是进入了“用”的范畴,“物”的范畴。

  因此,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在不可见的“体”上,“道”上,“心”上,任何可以见的东西,都是“用”、“物”,都已经偏离了这个核心。包括成型的理论、成书的《经典》、制度、生产方式、器物等等。

  研判中国文化,应该从体上、道上、心上,而不能从用上、物上。

  在实践界接纳西方文化时,仅仅停留在用的层面,在体的层面,则依然是中国固有之体。5000年来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局限于用的层面,而并未触动中国之体。

  为什么5000年来西方文明一直无力触动中国文明之体,原因在于,西方文明自身是无体的。后来受中国文明之影响而出现了类似于体的“类体”,但一直没有出现真正的体,也即没有出现真正的“心”和“道”。

  西方文明首先出现的“类体”就是一神教的神。一神教神的核心就是“道义”,就是中国之体。只是中国的体是绝对独立的,但是,西方的“类体”却是依附于神灵的。后来这个“类体”又演变成各种哲学本体,再后来则又演变成“科学真理”。

  5000年来,对每一次的传来的西方文化,中国对对其进行“换体”,引入其“用”,而置入中国之“体”,包括当下对欧美文明所做的。

  因此,明白体用,掌握体用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否则只能囫囵吞枣,黑白颠倒。

  尽管,“中体西用”的概念是由洋务派所提出,而且还被现代人当成错误的“假说”。事实上,5000年来的历史一直是“中体西用”的,当下的中国也“西体中用”的。“中体西用”不是假说,而是历史事实,而当下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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