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川：三农问题、土地制度改革与国家前途

　　对于集体经济，国家政策应大力扶持。靠农民的自发行为，集体经济是难以建立起来的。1950年代的农村集体化不是农民自发产生的，而是政府推动的。新时期的农村集体化更不会自发产生，必须有政府的扶持引导。政府在经济上要给予税收、贷款等优惠；在政治上要大力提倡合作社，破除近些年的只能搞私营经济、不能搞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思想禁区，破除“搞集体经济就是倒退”的思想。在各个地区主动树立起一批典型，以稳健的方式推动农民积极主动搞集体经济。

　　6、资本下乡能带给农村什么？

　　第六种道路，资本下乡，这也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种思路。许多人认为，资本下乡，可以将城镇工商业积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吸引到农村，从而带动农村的发展。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欠缺细致的分析。

　　资本什么时候愿意下乡？资本下乡可以做什么？在农业领域可以做什么？在非农业领域可以做什么？如何避免资本下乡侵害农民的利益？如何让农民和资本共利？

　　首先，我们应该划出一条原则，现实中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违法圈占农民土地、将耕地改为非农用地的资本下乡行为必须被禁止。目前大多数鼓吹资本下乡的人，只是想着农民的土地。这样的资本下乡是祸国殃民，必须被禁止。

　　其次，在农业领域，资本下乡可以做什么？

　　如果资本下乡只是承包了农民的耕地，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种植粮食等大宗作物，这样的资本下乡其实没有太大价值。在没有节水、节肥、高产技术的条件下，粮食作物产出相对固定。此时，引进一个外来公司与农民分享土地的收益，农民的收益反而减少了。农民完全可以组织起一个合作社，将土地交给少数几个农民耕种，再分享收益。这样的收益反而比资本下乡高。

　　没有新技术的资本下乡，要想获得较高土地收益，只有种植蔬菜、瓜果、中草药等经济作物。但是经济作物的产出却不稳定。著名三农学者贺雪峰指出，农业资本进入农业越多，经济作物种植规模越大，供大于求，价格就很可能下跌，就可能亏本。近年来的某些蔬菜价格的暴涨暴跌，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资本下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一些，将一些特色产业做大，但是普通的蔬菜、瓜果却难以据此模式大规模推广。

　　如果资本下乡可以带来新的技术和资金，倒是不错的选择。比如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出世30年来，在农业用水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农业产出翻了5倍，在沙漠上建起了农业绿洲。在当前社会，农民没有资金、没有技术，难以获得如此先进的技术。如果资本可以带来技术，将沙漠改为绿洲，将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为高产田，将高产田改成超高产田或者高质量的有机农业田，大规模种植粮食、油料作物，那倒是不错的选择。

　　中国不用太担心粮食过剩的问题。前文已经讲过，如果把进口大豆、食用油计算在内，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估计还不到80%。即使粮食真的过剩了，国家也可以采取一些政策，高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以备灾年之用。或者还可以把粮食作为对外援助的一种方式。粮食援助，很多时候要比美元援助的效果要好很多。花钱少，效果却很好。美国常常就在打这张牌。

　　目前中国的农业技术，主要集中在一些农业科研机构、院校，另外也有一些国家扶持的公司。国家可以出台一些政策和资金出资，促成这些单位与农民的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另外，还需要补充一点，在开展这样的合作之前，农民还是应该组成合作社或者农业协会。企业要运行，要有收益，必须是规模经营，必须将土地连成片。企业很难与单个的农民打交道，所以农民还是应该组成一个合作社，以农民协会的方式和企业谈判，既保护了自己的利益，也方便了合作。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资本下乡在非农领域可以做什么？

　　目前的农村，基础设施比较落后，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都比城市落后很多。这些领域，资本其实都很难做什么。资本都是逐利的，而且大多数都是短期利益，资本不愿意在这些投入大、产出少、见效慢的领域折腾。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

　　依笔者之见。资本下乡不能带来农村面貌的普遍改观，而只能给极少数地区带来富有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资源工业、旅游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等等。而在没有什么特色的地区，资本是不会下乡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难以吸引资本投入。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都难以吸引外来投资的大背景下，期望农村地区吸引外来资本，实现工业化，改变两极分化的趋势，只能是异想天开。

　　工业、农业发展不起来，商业、服务业就难以发展。所以单纯依靠资本下乡，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

　　要平衡中西部城市的发展，必须以国家政策之手去干预。要平衡城乡发展，也只能以国家政策之手去干预。外来私人资本在合法经营时，也只是提供某种程度的缓解，改善少数几个地区，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单纯依靠资本下乡的手段，只会导致国家发展愈来愈不均衡，城乡差距更大。

　　不过，国家资本也可以和私人资本实现合作。宋鸿兵先生在《货币战争4》中曾提出国家可以发行“农业特种公债”，吸引私人资本购买这种长期投资债券。笔者认为这个方法经认真测算后可以考虑实行。

　　宋鸿兵认为，“农业特种公债”的发行，一方面将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工商业投资提供充足的资金；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回收目前社会上严重超发的货币，缓解通货膨胀，减少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和投机盛行的严重冲击；还可以增加银行间交易市场的深度和品种，完善金融体系建设，让股市和债市更加均衡，目前的股市投机实在是太严重。

　　短期内，国债与GDP的比例可能增加，但是这没有什么害怕的。这样的生产型负债与欧美透支消费型负债有着本质不同。农业负债是良性负债，农业投资将改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提高农业产出和非农业产出，进而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国内市场，逐步消化中国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外需型向内需型的转变，进而增加财政收入，增加的财政收入可以用来支付农业公债的利息。

　　五、多管齐下，统筹城乡发展

　　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发挥全国各个方面的力量，主动调整经济结构。

　　虽然各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有所不同，具体的针对性的措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也可以梳理出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

　　第一，首先是发展壮大国企，国企是社会主义的基石，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国企的发展壮大，将改变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窘境。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才有能力投资到中西部地区、三线四线城市，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

　　第二，主动调整经济区域布局，在中西部地区、三线四线城市创建新的工业区。吸引人才、技术、资本、资源从东部地区回流中西部，吸引农民进城打工。新的投资建设应避免低端的、高耗能、高污染、生产过剩的产业。

　　第三，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提高中国制造的附加值，进而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工人工资提高了，内需就扩大了，就可以将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到内需导向。由国内市场来消费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这样的经济模式将更均衡、更健康。

　　第四，在国有企业大发展同时，以国企的产业链、技术链体系带动私营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信贷优惠，促使国进民进。国有企业若是不能大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只有被外资吞并整合的命运。

　　第五，统筹全局，在某些区域引进外资和技术，建立新的产业集群基地。引进外资产业时，需要注意保护国内产业，尽量避免低端的、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

　　第六、在自身实力强大的基础上，国企可以与民企联合走出国门，整合国外的资源。投资农业、矿产资源等领域，收购国际领先的技术。这些项目既需要战略眼光，也需要大量资本。民企可能没有这样的战略和资本，所以最好是国企带动民企去做，这样也可以给过剩的民间资本、热钱找到出路。

　　第七，在城镇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吸引农民进城。在农民进城过程中，不要断然收回农民的土地、宅基地，应给农民留以后路，避免出现贫民窟。如果出现经济危机，农民还可以回农村休息。重庆的户籍制度做的比较好。农民不脱农村的三件衣服（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住房、还有同等的就业待遇），给农民一个3年的适应期。在适应期内，农民可以根据自愿的原则，退出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政府给予补偿。如果农民不适应城市，3年后还可以回去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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