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科技要素在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雅婧

新时代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与以往有什么不同之处？如何看待科技要素在当前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围绕相关问题，记者日前对厦门大学公共服务质量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德国进行了采访。

记者：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深刻影响。与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相比，新时代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有什么不同之处？

李德国：首先，前瞻性更强。社会治理智能化可以推动政府治理重心前移，预测并尽可能避免灾害带来的影响，提升城市综合风险防治韧性。智能感知、大数据、深度学习与智能算法的应用，让政府部门可以更加主动预判、监测、处理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牢牢把握治理的主动权。

其次，赋能性更强。互联网、大数据、在线社区、人工智能等智能化技术在社会治理中日益广泛，人类社会的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不断融合，催生了更多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产业，同时推动完善城市智慧基础设施。

再次，获得性更强。社会治理智能化能够塑造充分知情的民众，推动社会之间的互动、社会学习，在个体、组织和社会之间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使“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更具有价值。日益成熟的社会治理智能化终端应用，改进了社会服务的使用体验，降低了社会服务获得成本，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记者：如何看待科技要素在当前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李德国：科技要素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未来要加快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化社会治理新模式。在发挥科技要素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方面，以下几个议题值得关注：

第一，基层风险感知。在现代城市，生活与生产经营、办公、城市创新等功能日益在空间上靠拢，基层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以多源数据为基础，动态感知基层平安动态并解析其影响因素，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下平安建设向精细化、科学化发展的体现。

第二，精准介入治理。借助大数据、机器学习和预测分析等手段，社会治理可以实现更加精准的介入，使得政府在问题爆发之前就可以开展有效的预防性治理，实现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

第三，社会服务递送。现代社会更加强调在统一数字身份认证、个性化档案、一站式社区的体系中，形成整体智能的服务供给。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接触点通过智能化方式下沉至社区，同时利用数据反馈定向给群众、企业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政务服务。

第四，构建治理共同体。要构建风险感知、决策分析、组织协同、合作治理、社区动员与科技赋能的全周期智治过程，不断提升政府回应公共问题与民众需求的能力，赋权公民创造更多的价值，塑造多元共治、民主协商的治理模式。

记者：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手段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便利，但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个人信息安全等，对于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李德国：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问题。正如世界银行在《2021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数据创造更好生活》中指出的，一方面，数据有助于改进政策与规划、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强公民权能；另一方面，数据积累可能扩大数据被滥用的可能性。化解这些负面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社会治理智能化的顶层制度建设。国家层面要出台社区、市域等不同领域的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指导意见，明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技术标准，推动社会治理跨部门和跨层次的信息共享、数据同步和业务协作。

二是引导企业确立科技向善的治理原则。政府部门一方面要通过“硬法”手段，对利用算法干扰社会舆论、侵害公众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另一方面要通过“软法”手段，引导企业将技术扩展至健康、教育等领域，实现积极的社会效益。

三是提高国民的信息素养。信息素养是数字化时代国民必须具备的素养。尤其是面对社会可能出现的负面消息、错误消息或谣言，公众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意识。

记者：“智慧司法”是当前比较有热度的一个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如何看待科技支撑与法治创新之间的关系？

李德国：智慧司法创新是现代科学技术与法治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依托信息化技术，司法可以更高效地到达“最后一公里”。运用科技手段推动法治创新，是数字化时代社会治理的要求和趋势。当前，“智慧司法”等手段还在探索过程，在顶层制度设计、智能化基础设施、信息化平台以及伦理风险等方面需不断加以完善。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赋能司法，让国民享受“指尖上”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要通过适应性治理等法治创新，将社会伦理原则要求嵌入科技产品、数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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