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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与“政统”论要之下篇:互动、离合和变化趋势

时间:2020-10-21 10:10:44编辑:wen


  ——谈古论今话管理之六十四

  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道统”和“政统”的互动、变化及发展状况

  早先,中国古人究天人之际,初步形成人文观念,而在当时,还没有清晰的“道统”和“政统”观念,只有依附于宗族血缘关系的人文理念。黄帝之后,才有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的萌芽,至尧舜时期,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形成,便有了德政合一的观念,当时,是“道统”“政统”并存,而“道统”似乎更重要。“政统”是维护“道统”的重要方式,也可以说是“道统”主导的时代。其实,在当时很多情况下,“道统”把“政统”纳入其中,形成“道统”“政统”一体化,比如,黄帝、尧、舜、汤、文、武、周公都是传承道统的圣人,他们作为坚持和传播“道统”的杰出代表,比作为政治家似乎更重要,正是因为他们是圣人,所以才成为政治首脑。他们首先是礼仪制度的精神代表,然后才是治理国家的君王或名臣,比如,制礼作乐的周公是很典型代表,他通过制作礼乐,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而他自己也成了礼乐思想的重要代表,成了圣人,尽管他也是杰出的政治家。

  春秋之前,“道统”一直被推崇,比如,仁君受赞扬,史书称:“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不好战伐。”(蒋子:《万机论》)“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治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管子·任法》)黄帝治国有方,民安而有为:“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淮南子》)这样的描述,很像《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世界。
  
  黄帝画像

  《书》曰:“黄帝修德抚民,以仁易暴,汤武之事,足以征矣。”黄帝、汤等杰出君王所做的被认为是仁德之举。史书认为,汤讨葛伐桀,阻止杀戮百姓,兴仁义之师推翻暴政。武王伐纣也是如此,兴的是仁义之师,吊民伐罪,受到百姓的欢迎。显然,黄帝、汤、武王等,不仅是君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圣贤,行仁义,利百姓。“道统”与“政统”合一,而“道统”似乎显得更重要。

  战国时的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对“仁学”进行了心性方面的理论阐述,构筑了从尧舜禹汤文武到孔子的“道统”谱系。不仅肯定了尧舜禹的“禅让”之举,而且也赞赏汤、文、武兴正义之师惩暴虐夺取政权的正义之举。所以,所谓的“汤武革命”一直是孔孟儒家所肯定和颂扬的。“汤武革命”所体现的“顺乎天而应乎人”政权更替方式,被认为与尧舜禹的“禅让”方式一样,是“道统”的合理内容。其实,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在后世各朝代,强夺取政权的各种政治人物,都力图让自己的“政统”能符合于“道统”,即便是假仁假义,也要扮演得很真实很真诚,比如,曹丕夺了汉室政权,朱温逼唐哀帝退位等,皆是明目张胆地夺权,却还要演出“禅让”的闹剧;而那些明明是在造反的皇亲国戚或权臣宦官们,却往往声称是为了“清君侧”,举的是“正义之师”的旗帜,为的是让自己的造反便得名正言顺。比如,明朝朱棣造反,所举的旗帜是“奉天靖难”,想扮演的是“汤武革命”的圣贤,标榜自己的造反行为是符合“道统”的。
  
  孟子画像

  其实,春秋之后,现实的发展并不与孟子的愿望相符,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三家分晋”(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瓜分了晋国公室)之后,战乱不止,周王朝原本的礼乐制度崩塌了,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状态,等级秩序被毁坏了,原本在春秋前“道统”与“政统”统一状况不再存续下来,“道统”和“政统”出现了分裂状态。“道统”的权威性和合理性受到了挑战,“政统”开始偏离“道统”,不但不再维护和贯彻“道统”,而且还常常自行其是,凸显自己的影响。于是,主张维护“周礼”的儒家学说不再受重视,反而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和擅长于纵横捭阖、划交论辩的纵横家等更吃香了。这一时期,出现了苏秦、张仪、商鞅、韩非等杰出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他们更重视“政统”,对于原本的“道统”似乎不那么感兴趣了。其实,造成“礼崩乐坏”的主要力量,正是这些新兴的政治家们,他们感兴趣的是权力、利益。而“道统”与“政统”分离之后,“政统”由政治家们去实施和探索,而“道统”却通过“学统”来传承,士人学者,以学术和教育为阵地,执着地再传承从“道统”分离出去的“学统”,将之变成了学问、学术和教育理论,此时,“学统”在基本追求上,或者政治宗旨上,是与“道统”合一的。

  秦国凭借其政治军事经济优势,打败各国,建立了统一的王朝,秦嬴政成了始皇帝,秦国是靠武力在经历了一次次战争而争得天下的,在秦国统治者的心里,“政统”比“道统”要重要得多,夺权政权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维护政权,特别是维护皇权专制中央集权,于是,对于秦统治者来说,“依法”治理国家比“法古”地去模仿先圣先贤们的行动更现实,更有直接效应。而且,为了防止复古思想动摇皇权专制体制,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推行“焚书坑儒”政策,或许,此举所针对的正是法“道统”的旧思潮,秦统治者通过与礼教传统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消除不利于皇权专制的思想观念,巩固皇权。如此一来,“政统”大反旧的“道统”,或者说吞并了“道统”,把皇权专制的文化思想视为是“道统”的新内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才是当时秦的“道统”的真正内容,而孟子所说的圣贤传承谱系,恰恰是秦始皇和李斯所要清除的内容。所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并非是秦始皇特别与知识及知识分子过不去,而是要以“政统”来消除旧“道统”,树立皇权专制主义的新“道统”。

  “汉承秦制”,汉代在政治体制上,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管理模式,但却开启了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即“政统”与“道统”双管齐下的管理方式,在长期现实的运行中,二者有时互相强化,有时则互相排斥,而且,这种方式在中国古代,从西汉至清代,一直都在发挥重要影响。

  西汉初期,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方略,起到了休养生息的功效,产生了“文景之治”的稳定局面,从而在政治经济方面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较强的国力使汉武帝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不再甘心于“无为而治”。政治上,汉武帝一方面设立“中朝”,另立中央管理机构,以摆脱老臣们的制约,逐步强化皇帝的现实权力;另一方面,汉武帝竭力削弱甚至消除诸侯王的权力,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绝不再允许刘姓诸侯王在其封地独大独强。同时,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既在统治方略上由道家转向儒家或儒法合一,同时,又在思想上确立和推行新儒家的正统地位,重视思想教化,特别是确立了“天人合一”的新的“大一统”思想体系,而实际上,却是以“道统”来实现对“政统”的强化,西汉强势时,“道统”与“政统”是互动和互相强化的。

  具体说,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儒家们,重启“道统”并进行新的发展,充分利用“政统”来支持“独尊儒术”,抑制其他学术派别的思想,既成功地让汉代新儒学占据了思想界的正统地位,同时,又利用新儒家的思想,来支持、颂扬和强化皇权专制体制,并与政治上的统一相呼应,形成了思想上的“大一统”儒家体系。董仲舒等在抑制其他学派的同时,主张“天人感应”,成功地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等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前所未有地把“道统”和“正统”结合到了极为紧密的状态。于是,占据主流位置的士人,成了为皇权专制摇旗呐喊的圣贤;学术缩小到经学,经学成了帝制神学;受到政权“恩泽”的文人,成了“五经博士”等,有的甚至能进“中朝”,成了皇帝身边的“侍中”,参与朝政决策;奉旨研读经典的学者们,被“政统”化了,大都只能“正统”地进行思想,很少有学术创见。汉王朝“独尊儒术”和经学传统,窒息了新思想,“学统”归属于“政统”,并为“道统”唱颂歌。
  
  董仲舒画像

  魏晋南北朝,由于外来佛教的兴起,汉传下来的“正统”思想受到了巨大冲击,汉末魏晋,两汉经学名存实亡,佛学的渗透,玄学的兴起,使传统儒家和“道统”受到了巨大挑战,意识形态发生了大变革。韩愈等为了维护儒家思想,积极地站出来捍卫儒家思想传统,正式提出了“道统说”,使“道统说”成了抵御佛学渗透,反击玄学的思想武器。

  但是,此时的“道统”并没有能维护“政统”,“政统”也没有能兼容或接纳“道统”,韩愈等人的努力,并没有能改变唐朝进入晚唐时的政治腐败。

  宋明时期,理学思想们力图恢复和发扬“道统说”,而朱熹是做得出色的。朱熹最先使用“道统”一词,他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朱子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讲“道统”,很系统地重建“道统”学说。他非常重视从孟子到韩愈,再从韩愈到二程的理论成果。朱熹以此作为构造“道统说”的理论资源。在理学发展中,二程与周敦颐、张载、邵雍是存在相当的区别的,二程重视《孟子》,而后三位更注重《周易》,受到《周易》的影响更大。朱子的“道统说”的新建构,除了继承二程的“理”的理念外,还积极吸纳《周易》经学作为理论基础。比如,朱熹在《近思录》等书中,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周敦颐、张载四人构成的理学谱系,这其实是关于“道统”新构建的内容。此外,在典籍方面,朱熹重视《周易》经学,融汇《四书》《六经》的主要思想,继承孔孟思想,并借鉴了韩愈的观点,进行了上下延伸,建立了融贯古今、贯通各时期的新经学体系,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新道统体系,将邵雍、伏羲、神农、黄帝等也纳入道统谱系之中。
  
  朱熹讲学

  朱熹的新“道统说”吸取经学思想,融汇理学,并结合他自己的学术思想,建构成了一个更系统更深刻的思想谱系。在新“道统”建构过程中,朱熹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继承和发挥儒家的道统思想,二是批判“外道”(如佛、道等),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传承古圣贤的理念。朱熹一方面注重从由孔子至韩愈这一条线的“道统说”理论资源,另一方面,积极融汇宋明时期的新“道学”思想,构建更具理论完整性的新道统。朱熹的厉害在于,把理论传承的“道统说”与《四书》《五经》等道统所依据的典籍,以及灌输、传播道统的教育机构统一起来,使道统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此,“道统”成了“政统”所不敢忽视的统治之道。

  在宋明时期,从表面上看,“道统”与“政统”是分离独立的,而实际上,“道统”对于“政统”的维护比任何时期都更为深刻和系统,理学“道统说”的软控制方式十分厉害,特别受明清两代统治者的青睐。

  在清代,“道统”继续受推崇,满人入关之后,需要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来帮助治理国家,所以,清初的统治者努力将统治思想儒学化,继承宋明理学,并进行新的阐释。而在此过程中,有一批被称为“理学明臣”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理学名臣”既是学界的一方领袖,是很有影响的学问家,同时又是身处朝中高位的朝廷重臣,他们尊奉理学,在学术上有成果有地位,同时,他们又担任政府的要职。比如,康熙朝的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张鹏翮、陆陇其等人,就是有名的“理学名臣”。在清初统治思想的儒学化过程中,“理学名臣”在三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特别是进一步阐述“道统说”,使之更有利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二是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特别是继承和发挥程朱理学思想,在官学两界推崇“道统说”;三是通过编纂书籍、发展文教来塑造以“道统说”为核心的社会文化风气,巩固统治秩序。“理学名臣”对“道统说”的发扬,为皇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促进了清政府管理思想的儒学化,为清王朝统治政权使汉人接受起了很大的作用。

  显然,“理学名臣”的这些继承和发扬“道统说”的活动迎合了清统治者的需要,与清最高统治者的想法不谋而合。当时,康熙帝正想借助于儒家学说,特别是借助于“道统”来推行统治政策。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率领礼部前往国子监举行临雍大典,宣布以“圣人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他说:“朕惟圣人之道,高明广大,昭垂万世,所以兴道致治,敦伦善俗,莫能外也。”(《康熙政要》)为了维护清朝的专制统治,康熙帝非常重视“道统”,他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康熙元年(1662),康熙帝“御制”黄帝陵文中说:“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道、道统,昭垂奕世。”(李学勤《炎黄汇典》)

  当然,康熙帝对“道统”的重视其实是为了让“道统”来服务于“政统”,他把“道统”作为统治的工具。提倡“道统”是手段,维护“政统”才是目的。康熙说:“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盖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彰,讲明斯道。”(《康熙政要》)他说得非常明显,“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康熙的“治统”即是本文说的“政统”,笔者采用费孝通先生的用词——“政统”,因为比较通俗易懂。),康熙帝推崇“道统”,是为了“政统”,是为了更有效的统治。不得不承认,康熙帝在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中,算是非常熟知儒家学说,熟知“道统”的,他在这方面的学问,与当时的“理学名臣”相比,是毫不孙色的,他曾经刊刻了《日讲四书解义》,作为帝王,他是确实是很有资格继承“道统”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御制”黄帝陵文中说:“自古帝王受天显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成功盛德,炳如日星。”(李学勤《炎黄汇典》)康熙帝主张宣扬“道统”学说是非常用心的。

  “理学名臣”们也非常知趣,他们极力迎合康熙帝的需要,康熙帝以“道统”来服务于“政统”,而“理学名臣”则大肆宣扬康熙帝继承了“道统”,合“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比如,魏裔介说:“《御制序文》有云:‘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大哉!言乎道统、治统,我皇上固已躬集其成矣。”(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李光地也多次在不同场合颂扬康熙帝,他说:“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他还说:“皇上躬膺千载之道统,黙契列圣之心传。”(李光地《榕村全集》)李光地作为“理学名臣”最有名的代表,他对康熙帝的颂扬是很有“学术深度”的,他曾经以经学中的河图、洛书为依据,来论证皇权统治的合法性,李光地认为河图之中数为太极,洛书之中数为皇极,而“道统”与“治统”分别对应着太极与皇极,河图、洛书是上古圣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因而,圣王要治国就要合“道统”与“治统”。李光地说:“河图所蕴乃阳奇阴偶,二气流行之序,而其中数则太极也。洛书所具乃参天两地,方圆相包之形,而其中数则皇极也。太极者,周子所谓无极之真是也。皇极者,周子所谓定之以中正仁义立人极者是也。此羲、禹画卦、叙范所以为天启文明之运,而万世道统、治统之宗也。”(李光地《榕村全集》)李光地言下之意是:康熙帝就是把“道统”与“治统”统一于一身的杰出帝王。李光地为帝王吹嘘,吹得很有水准。
  
  李光地剧照

  当然,当“理学名臣”们的活动和言论触及到皇权时,康熙帝便不能容许了。康熙后期,“理学名臣”在阐述“道统说”和传播理学方面有诸多建树,在意识形态逐渐有了话语权,加上他们在朝中的地位,这让康熙帝感到有了某种威胁。于是,康熙帝便开始对“理学名臣”采取措施,他利用分清真假“道学”来限制和打击“理学名臣”,凡是维护皇权统治的,能深知康熙帝心怀治理“天下国家之道”的,便被认为是真的道学家,而其他的皆被当成假道学者。总之,在康熙帝眼里,“理学名臣”们只能以“道统”来为皇权唱颂歌,只能维护皇权统治,不能掌握“道学”的话语权,更不能在思想上挑战皇帝。总之,康熙帝不仅要牢牢掌握政治权力,而且,他也要彻底掌控着学理上的话语权,他所允许的,只是“理学名臣”们当帝王的学术上的奴仆。

  第二部分“道统”与“政统”的互动特点和基本趋势

  第一,自汉以后直至清朝覆灭,“政统”与“道统”往往是并用而互动的,多数情况下是互相支持的,而少数情况也会有矛盾冲突。西汉初在政制上强化中央集权制,在思想教化上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在强化“政统”的同时,重视思想教化,强调以“道统”的方式来实现对汉王朝的全国统治。到了唐代,“道统”与“政统”并举,当时既积极吸纳外来文化,又力图复兴传统的“道统”观念。“道统”与“政统”之间很有张力,特别是李世民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开明帝王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能使“道统”与“政统”协调起来。宋明时期,继承儒家学说的理学着力于兴建新“道统”,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道统”学说,这对于后期巩固皇权专制起了相当重要的强化作用。从汉朝到明朝,“道统”在总趋势上是支持和强化“政统”的。

  第二,到了清代,满洲贵族占领中国,当时满清贵族要统治亿万汉人,需要兼容和利用汉族传统文化,康熙帝很睿智,选择兼容和接纳汉族文化的方式,积极吸取儒家传统思想,将“政统”比较成功地与“道统”统一起来,充分利用“道统”来为“政统”服务。

  在康熙帝之前,清朝的两代最高统治者多尔衮和顺治不像康熙那么高明,他们要么找不到入关之后的统治要领,一味靠强势试图征服汉人,造成矛盾激化;要么自个儿思想混乱,在统治理念上不着边际,他们都没有找到治国理政的好办法。清兵入关后下令汉人剃发易服,制造屠杀等,这征服式的行为招致了士人的极大不满,引起思想上的激烈的反抗;而康熙帝在统治方略上更有智谋,他知道满清贵族的统治不能仅仅靠满清贵族,不能仅仅靠“政统”方式上武力征服,而应该启用“道统”。康熙熟知汉文化,作为满清贵族的首领、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对汉学的渊博程度不逊于汉学家,他竟能声称如果没有当皇帝,就去从事汉学研究。康熙应该感谢他的汉学老师,正是他的汉学老师让他熟知汉学,知晓“道统”的统治方式更有效,于是,康熙最厉害的一招,便是利用“道统”征服了士族,让金圣叹、黄宗羲、李光地等一些可能不服的,或原本不服的,或表面上服而心里不服的,都最终彻底跪服在康熙面前,更让所谓的“理学名臣”们自觉论证康熙是“政统”与“政统”合一的杰出帝王。如此一来,清王朝经过了康熙的治理,其统治稳固了,并有了被称为“康乾盛世”的封建社会的晚霞余晖。

  第三,在“道统”与“政统”的关系上,多数情况下是“道统”受“政统”的支配,当“道统”支持“政统”时,便发挥得比较有效,其强化效果也比较明显;而当“道统”挑战“政统”时,起影响不太容易快速发挥出来,其效果也往往是延迟出现的。“道统”挑战“政统”更多表现为对统治方式失误的警示,以及对腐败政治的批判和讨伐,其影响更多体现在舆论上,而极少能有实际效果。

  当然,相比之下,“道统”的延续性、继承性比较强,常常在后来的朝代发挥作用,而“政统”却常常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更换,政治管理方式都是很讲究实用性的。在中国古代,“道统”最主要的作用方式,就是借助于权力手段来笼络和征服居于主流地位而有较大影响的儒士们,将具有传承性的伦理思想确定为统一全国国民的思想,并让这种思想与“政统”相统一,为古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唱颂歌,起到巩固皇权专制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当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士们的思想一旦被确定为所谓的“正统思想”之后,他们经常也能获得高官厚禄,这些儒士常常被推崇为圣贤,占据着捍卫“道统”的重要地位。而儒士们原本是以继承和发挥先哲先贤们的仁义思想为己任的,是为了伸张正义、传道育人的,而后来就渐渐成了“奉旨填词”的“贤人”了。当“道统”渐渐成了维护和强化“政统”的工具,儒士们的主流思想也就与皇权专制主义思想逐渐合流了。

  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物极必反的,“道统”成了“政统”的工具之后,“道统”所包含的文化原生基因会变易,出现分化,一方面,留住旧观念继续维护“政统”,另一方面,却能分化出新的观念,比如,会以“学统”的形式,开启其相对独立的思想观念,形成一定的独立发展规律,抗拒儒士们的思想被“被正统化”,于是,出现了对“道统”的新的解释,因而,新“道统”的形成,常常以被守旧的封建帝王斥责为“异端”的形式出现。

  举一个例子,宋宁宗时期,朱熹奉诏进讲《大学》,他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能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振兴朝堂,但这却引起宋宁宗赵扩和权臣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便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三个月之后,监察御史沈继祖捏造事实,颠倒黑白,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的权贵们乘机对理学进行残酷清算,他们将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重演,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第五位,朝中奸佞叫喊着“斩朱熹以绝伪学”。因而,朱熹被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并流放或下狱,受沉重打击。这例子表明,作为“道统”最忠诚的捍卫者,朱熹都会遇受如此迫害,何况其他挑战“政统”的新“道统”观念的提出者。就像康熙帝不允许“理学名臣”挑战“政统”一样,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帝王,也都决不允许儒士们挑战“政统”,“道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被“政统”所支配的地位的。

  第四,“道统”也有其优势,中国古代的“道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礼法,而儒士们被认为是华夏礼法的传承者,他们以传播和捍卫“道统”为己任,而其中的杰出者常成了当时朝代的思想导师,这些思想导师以传统礼仪和儒家思想为依托,有时也有胆量与“政统”的代表人物,即专权的帝王持相相异的主张,甚至在思想方面,敢于挑战帝王的权威。

  儒士们之所于敢这么做,主要是因为“道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表现为一套代表仁义礼仪的文化符号体系,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思想力量。“道统”有很强的文化力量:比如,有传承谱系;有像孔庙这样的崇拜符号;有从孔子到孟子,从孟子到韩愈,从韩愈到朱熹等贤者们的思想理论体制;有群体文人们的认同感;甚至还有被前代帝王所认同、赞许的仁礼声誉等。在宋以后,“道统”体现为一种制度安排,包括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育内容的私塾书院教育体制;以“经筵讲学”为形式的朝廷儒家经典学习制度;还有被儒家价值所规范的朝纲政制、皇室仪礼、乡规村约等,所以,儒士们背靠“道统”,有时敢于提出与帝王不同的意见和观念,而帝王们为了不与“道统”正面冲突,有时也会暂时退让,转而以兼容的态度来应付。可见,“道统”不仅有表现政治儒学的一面,而且也有表现心性儒学的一面,而“心性”方面的观点,有时就有了儒士的新说法。

  第五,进入现代,革新“道统”与“政统”,必须对二者进行现代性转换,使“道统”与“政统”相得益彰,让政治机制的运行更有积累优势的成效,让国更泰,民更安。

  中国古代,主要趋向是“道统”为“政统”服务,而“政统”借助“道统”强化自身,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分离和冲突,但总的方向上,是二者趋向统一性,最后是“政统”兼合了“道统”,而康熙成了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的所谓的明智的帝王。

  可是,随着清王朝走向衰亡,传统的旧的儒家“道统说”也与清王朝的“政统”一起,走向了衰亡,经过“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经过近现代对西方科学、民主观念的引进,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批判和洗礼,旧的“政统”最终被送进了政治坟墓,而旧的“道统”也基本上被新思潮新观念所驳斥和遗弃。

  当然,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却仍在重新思考传统儒家的优秀思想成分在现代的转换问题,思考儒家仁义思想在现代的价值和意义;重新思考着传统的“道统说”在当代可能的价值。

  一些现代新儒学学者敏锐地发现,现代西方政治生态的混乱和管理体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显现出西方当代政治理论的误区,同时也提醒现代政治理论的学者们,应重新思考“道统”与“政统”的关系,思考在当代如何批评和借鉴中国古代“道统”与“政统”互动和发展的积极意义。

  在西方典型的政体里,比如在美国政治体制里,被认为出现了政治的衰败迹象,其主要表现是:不断冒进的民主意愿、权利诉求和多元主义主张,使“政统”僭越了“道统”,导致政治运行的成本显著超过了政治能力,并使民族国家的初始契约难以为继,这实际上是“道统”在政治变迁中逐渐迷失,结合中国传统“道统”的基本诉求来分析,西方政治在当前的迷失,正是失却了中国传统的“道统说”所强调的“中庸之道”“大一统”与政治的神圣性等义理,以西方的政治话语来说,便是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也仅仅留下强调政治组织对公民的责任,从而淡化了公民对政治组织的义务;变成了成单向度地要求国家对公民需求的满足,而不是重视双向互动的公民与共同政治生活的共建关系。

  所以,这提醒人们要走出政治“合法性”迷思,重新修正政治学的知识范式,“道统”不仅要重视合法性,而应更重视从正当性、有效性来审议合法性,这“正当性”即是以维护全体公民的根本利益为准绳,而“有效性”却是以维持和促进政治机制的顺畅和不断积累优势为根本目标。

  在当代,“道统”当然必须更新,必须丢弃传统儒家抑制人性,窒息创造力的那些惰性的沉甸甸的纲常伦理,而接纳新的科学、民主观念,要坚持确立人民为主体的管理理念,当然,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如处事“执中”方法,“大一统”的协和观念,对于“仁”(对人的真爱)和“善”(利他、责任、兼爱等)的追求等,还有认同家国,尊老爱幼等等等,是应该继承和发展的,新的“道统”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这其实也是科学和民主机制的实施)与“仁”“善”观念(传统优秀文化的优秀因素)的密切结合,而新的“政统”的实质,应该是在治国理政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应该相信,“道统”与“政统”的协调发展,将会使国泰民安结出更大的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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