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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毅: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治理价值

时间:2020-11-25 09:14:42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


   摘 要:在应对新冠病毒肺炎引发的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特定场景下,各民族紧密团结,以“中华民族是一家”之情感凝聚、价值理念强化、行动的集中践行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了抗击疫情人民战争的重大胜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具有的情感基础、历史基础、社会基础和政策制度基础,是在中华民族历史演进、文化互动、交流交往交融中形成,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和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中铸牢,体现了中国国家建构和治理的有效性基础上形成的强大的精神国力。我国应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应对国家发展中的风险与挑战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突发事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国家能力

   作者简介:马俊毅,女,宁夏吴忠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审,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基金:2020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重点课题“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19ZDGH014); 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开放性课题重大项目“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项目编号:2020GXMGY0102)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人类科技通讯变革等带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资源、环境、气候、能源的问题及各国之间的竞争趋于紧张,国际局势十分复杂;人类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的危机,包括气候、洪水、地震、战争、瘟疫在内的灾害层出不穷。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幸福生活中,安全是最基础层次的需求。政府是否能够领导国民有效应对与化解突发危机事件,将改变唯经济发展指标论,成为评价国家建构、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精神力量对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例如“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1],要“加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在整个国家治理层面上,强调加强理想、信仰、价值观的教育,加强“五个认同”的教育。这说明,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领导人充分认识到了以人民团结、民族团结、信念和价值观凝聚而成的精神力量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其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能力;物质层面的国家能力与精神层面的国家能力相互促进、互相成就、密不可分。

   2020年初世界范围内暴发的新冠肺炎,作为突发危机事件,其情势之复杂、波及范围之深广,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是异常严峻的考验。我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紧密团结、顽强奋斗,守护了国土,守护了生命。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面控制疫情,总体上恢复了生产生活秩序。我国抗击疫情取得的伟大胜利与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既可以“十四亿人一动不动”,也可以“随时待命,争赴一线”。无分地域南北,不论身份职业,遑论民族之别。“团结就是力量”,面对国之危难、民之罹险,人民表现出高度一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忍耐、守望相助、奉献牺牲精神,以及理性、科学精神,成为我国战胜疫情的强大精神国力。

   本文将侧重于从本次应对疫情中体现的各民族团结的动人事迹中深入思考和总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历史基础、社会基础和政策制度基础,并总结其国家治理价值和效能。总体上,笔者以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的历史基础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在国家突发公共事件中具有重大的治理价值和精神动能;而进入本世纪以来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民族团结,体现了我国正确实施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成就,突显了“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的情感联结、价值理念和行动实践。从比较的视角,可以认识到,突发公共事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凝聚和升华了民族团结、社会团结;但在民族事务治理不当,甚至存在严重的种族主义矛盾的国家和地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及其治理不当,将进一步激化和暴露种族矛盾、民族不平等。这突显了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性。

   当前,因为复杂的疫情形势,国际上弥漫着一些种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反科学、反文明的声音,我们要保持清醒坚定,“像爱护眼睛一样珍惜民族团结”,坚持我国民族平等的立国原则。同时,对于我国应对突发重大事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渊源、表现、内容与治理价值,要长期进行深度梳理和研究。

  

   一、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应对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精神国力

  

   笔者以为,重大突发危机事件实质上对精神层面的国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具有更深的“路径依赖”。这是因为,这类事件会引发公共生活中秩序、安全方面的连锁反应,需要政府、民众在核心价值观下形成极大程度的共识与团结,需要短时间内在高度信任下形成政府、社会、个人的通力配合、协调行动,才不会错失黄金反应时间;更需要对于民族、国家真挚感情下社区、族群、邻居、朋友之间的守望相助。当然,除了共同体的团结与亲睦,还需要共同体精神具有科学、民主、文明、包容、开放的现代化品质。

   戴蒙德以个人危机类比,提出了12个应对国家危机的步骤:(1)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2)愿意承担责任;(3)划清界限,明确需要解决的国家问题;(4)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5)借鉴其他国家应对危机的经验;(6)国家认同;(7)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11)国家核心价值观;(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3]。由此可见,在应对危机的国家能力中,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有“举国共识”“国家认同”“耐心”“核心价值观”,以及与成熟理性的民族精神相关的“借鉴其他国家应对危机的经验”“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等,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的比例。这充分说明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精神构成应对危机的国家能力。

   虽然应对突发事件的共同体精神如此重要,但其生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基于历史传承、文化认同与实践路径生成,是多民族国家建构、治理的成果,是治理现代化的积淀。其中,物质的基础不可或缺,但制度的价值、治理的有效性、文化的认同、精神的理性与现代化更是题中之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物质、制度的基础,还体现在精神上。如果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历史、文化、情感、政策、政治的基础,那么,在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上升以及在新一代年轻人中趋于增强,则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是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互促进的。这在我国,表现为:卓越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公共治理能力;政府以人民为中心路线的贯彻执行提升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下社会日趋公平、法治、科学、民主、文明;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教育、扶贫攻坚各方面的事业蓬勃发展,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成就显著等。以上,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具有显著的外部因素及压力,也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得民族“毅然奋起”[4],但这并不意味着多民族国家的国民可以在危机中能够自动生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在长期的历史、现实与成功的民族事务治理中积淀形成,才能在危急时刻集中迸发,并且在价值观上呈现相互团结与共同进步的强烈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许多次重大事件的考验,我国的民族关系、民族团结也在这一次次的考验中得到了验证。这也反映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的成功和国家能力的提升,及其经验中包涵的政治哲学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共同开疆拓土、繁衍生息。各民族人民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演进和交往交流中,“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人”逐渐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编码注入中华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各族人民深层的文化认同和心理取向。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各族人民共御外辱,同生死同存亡,尤其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进一步从“自在”走向“自觉”。和平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外敌入侵或国有危难时,畛域不分,共赴国难,确保山河无恙。无论是西方列强入侵时同御外辱,抗日战争中共赴国难,还是这次共同抗击武汉和湖北疫情,中华各族儿女都如同手足,英勇牺牲,体现出强烈的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

   社会主义的中国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和治理基础。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民族平等的立国原则,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了主人,国家帮助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繁荣,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

   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体意识。党和国家继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扶贫攻坚,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

   综上,突发重大事件类似一面透镜,折射出我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能量,显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形成了我国强大的“精神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互促进与构筑。此次疫情当中,在一些种族关系不平等或民族事务治理不力的国家,危机往往使得种族关系更加激化,社会矛盾更加凸显,阶层进一步分化。例如,有学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也再次暴露美国长期存在的与种族相关的“结构性缺陷”[5]也从反面证明了民族团结与正确的民族事务治理对于应对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重要性。

  

   二、突发事件中的对口支援与民族地区的倾力相助验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生成治理动能

  

   “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中国各民族在这片国土上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渊源,“多难兴邦”也形成了中华民族急公好义、“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大局观。中国各族人民既能有福同享,更要有难同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形成了团结互助平等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突发事件时,国有危难,匹夫有责,同胞罹祸,又岂能不感同身受,奋勇相助。

   汶川地震、非典危机、新冠肺炎等事件都证明,当危机发生,各族同胞同心聚力、风雨同舟、共克时艰,体现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一家亲”“三个离不开”的民族团结进步精神。2008年,我国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各族人民对灾区进行“井喷式的支持”,各地群众为了帮助灾区人民,捐钱捐物献血,要求到灾区救援的人排起了长队。市民、志愿者、大学生、华人华侨等多种救援力量,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他们或捐钱捐物,或帮助维持秩序,或亲临一线参加营救,大灾难中显示出了大团结。各地政府对灾区的支援也让人动容。在地震发生后,河南、广东等省先后喊出“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口号,源源不断的物资、人员、装备涌入灾区。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各族同胞亲如一家,患难与共,共同抗击疫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派出了四批399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6]。内蒙古自治区先后派出12批次839名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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