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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封城55天的成果付诸东流,法国将走向何方?

时间:2020-09-28 13:56:05 作者:宋鲁郑来源:观察者网专栏


  法国爆发第二波新冠疫情后,似脱缰野马,不仅迅速打破第一波单日新增7400例的高峰,更直接一举破万,一再破万,成为欧洲传播最快的国家。经济部长勒梅尔也于9月18日确诊,这也是疫情发生以来第四位内阁要员被感染。

  法国此前封城55天的巨大代价完全付诸东流。尽管如此,法国政府却表示不再封城,除了更严格的要求戴口罩外,并没有什么特殊措施。学校照常开学,餐饮、酒吧、体育馆等娱乐场所也正常运转。唯一重大的措施是感染者隔离由14天减为7天。

  不仅如此,第一波疫情初期的混乱竟然在第二波重演。比如对新冠病毒的检测是法国防疫战略的一个支柱,但法国新冠病毒检测的组织工作一片混乱:化验室前排长队;取样后,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有结果。这大大降低了病毒检测对防疫的效果。法国卫生部长也承认,在病毒核酸检测的组织工作上遇到了不少的困难。要对核酸检测工作进行重新组织,对检测的对象要进行轻重缓急的区分。

  疫情都发生七个月了,却连一个检测都混乱至此,政府的治理能力可见一斑。只是在法国没有最混乱,只有更混乱。9月20日,卫生部每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是新增感染10569例,死亡12例。这两个数据也被所有媒体报道。可是当减去前一天也就是9月19日的数据时,才发现都错了!新增是11569,死亡是311例!究竟是原始数据搞错了,还是加减算错了,还是口径有了变化,无人知晓,也无人质疑。但奇异的是,两个数都是往少了错,而不是多报。
  9月22日,人们戴口罩走在法国巴黎街头。图自新华网。

  发达的、“民主”的法国为什么被打趴?

  法国是老牌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也是西方民主国家中极其重要的成员。近代以来,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拿破仑法典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从很多方面推动着西方政治制度的成熟和发展。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尽管有中国努力争取的一个多月宝贵时间和积累的经验,以及第一波时的大力支持(在全球抢购的情况下供应法国20亿个口罩)却遭遇了新冠疫情“滑铁卢”。

  法国灾难性的应对,原因很多。从地理上讲,法国是申根国家,人员跨国流动性强,追踪的难度大。比如疫情初期,在政府还没有采取应对措施之时,三千意大利球迷涌入就是一例。而且由于各国疫情和防疫政策不一致,也造成很多漏洞。比如一位生活在意大利的德国人,他可能先回德国,然后再去法国,难以防范。

  从文化上讲,法国是人崇尚个人主义,生性浪漫、自由,对于政府的应对措施配合不够,甚至反对。比如法国本土病例突破100例的时候,法国政府取消了巴黎马拉松比赛,但民众却自发照样跑起来,并且在媒体上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法国封城期间,多达几十万人次违规外出。甚至在边境已经关闭的情况下,在复活节假期竟然还跑到疫情更为严重的西班牙去度假。 解封后,还多次发生反对戴口罩的集会。甚至在新增首次超过一万的历史时刻,“黄马甲运动”再度全面登场。

  在思想上,法国的表现也非常僵化,将中国的防疫经验如封城、限制外出聚会、手机跟踪感染系统定性为专制手段,这大大影响了这些必要措施的出台和实施。

  西方自赢得冷战胜利后,傲慢自负、自我感觉良好,思想僵化日益严重。这一次面对疫情,表现得更是突出。比如当中国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欧美开始爆发之时,法国有学者在《费加罗报》发表文章,立场鲜明地指出,所谓西方的“民主”体制比中国的“专制”体制更加有效,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应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方式上,民主制度显示出了无可辩驳的优越性”。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地理和文化上的的特殊性,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其政治制度。

  首先,法国政治的合法性来自选举,而不是绩效,执政好坏并不影响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不怕出问题。政府因此在应对上没有中国那样的压力。

  其次,法国政党命运和体制是脱离的,一个政党的上下对体制并没有任何影响。这也决定了任何政党执政,都对问题的解决没有急迫感。所以,3月份法国疫情已经很严重了,但仍然按计划举行第一轮市长选举。而且为了赢得这场选举,马克龙总统不惜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让行政首脑菲利普总理去参与竞选勒阿弗尔市长;二是临阵换将,卫生部长比赞辞职去竞选巴黎市长。总理和卫生部长是应对疫情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却在疫情即将爆发的前夕,投身到选举中去。总理是总统提名任命的,既然总统的工作重点不是疫情,那作为执行者,怎么还会把疫情放在心上?

  第三,在法国这种制度下,政府要想推动一项政策,需要多数民众理解和支持。因此需要较长的沟通时间,但这种方式无法应对突发的紧急事件。比如对于迅速传播的病毒来说就缓不济急。以封城和限制外出人数为例,只能根据疫情的恶化程度一步步提高限制措施。但要想控制住疫情,必须抢到病毒传播的前面,而不是跟在病毒后面。

  第四,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三个力量:政治、资本和大众。东西方制度一个显著差异在于,中国的政治可以超越资本和大众的束缚,独立进行决策。西方的政治权力则臣服于资本和大众。因为政治人物要想赢得选票,既需要讨好资本以获得政治献金,又要讨好民众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法国疫情爆发后,法国媒体最关心的、讨论最多的是疫情对经济的损害,而不是人的生命。3月8日的报纸甚至借医学科学院成员、传染科专家而里凯尔教授的观点提出:“阻碍经济,要比病毒有害的多”。西方媒体多是财团控制的,自然要代表财团的利益。媒体又能影响民意,政治人物自然对媒体也是不敢得罪。

  第五,政治人物有打工心态,经常有政党利益、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现象。比如欧美都出现政治人物为了经济增长而刻意淡化疫情影响,从而浪费了中国争取的一个多月的宝贵时间。口罩短缺、检测能力不够、选举照常举行都是突出的问题。采取封城措施后,还没有清零就又急于解封。解封后,检测能力虽然提高了,但却没有对确诊者、接触者强制进行隔离,机场、边界也不进行检测和隔离14天,致使功亏一篑。

  最后要说的是法国的问责制。西方政治制度的问责主要体现在四年或者五年一次的选举上。任期内不管犯了多大的错误,只要不是犯罪,都有任期保障。所以整个疫情期间整个西方没有一个官员因为应对疫情被问责。其功效显然和中国的即时问责制非常不同。

  疫情终止法国改革,难有未来

  法国在这次疫情中软硬实力都遭受重创。这自然限制了法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也降低了其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但对于法国来讲,更深层的影响则是好不容易启动的改革被打断,且无望再启。

  法国自希拉克时代就尝试改革,但由于民众不支持,历经萨科奇和奥朗德总统,一直难以真正启动。后来危机之下人心思变,从而出现了政治素人马克龙2017年胜选的奇迹。他执政后也是全力进行改革,但在中途发生了“黄马甲运动”,改革不得不暂时中断。经过一番妥协和让步,“黄马甲”开始平息。可正要重启改革时,这场疫情突然而至。法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像中国一样迅速控制住疫情,反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来看,除了疫苗外,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欧美都已经无法遏制病毒传播了。这个时间乐观估计也要到2021年年中。此时距离2022年大选已经很近了,也不可能再进行涉及到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更何况,即使要改革,也不会在选举前呈现效果,反而招致利益受损者的反对。这对于任何政治人物来讲都是不可能的。

  此外,导致改革中断的另一个原因是左派重新崛起并可能执政。

  本来经过奥朗德时代,左派已经边缘化。但2020年的市长选举,左派借助绿党重新崛起。由于注重环保的绿党全面执政条件还不够成熟,很有可能支持理念相近的左派候选人。由于疫情严重打击了经济,失业率大幅上升,马克龙改革的成效也被疫情一笔勾销,其连任难度增大。

  现在法国主要有四股政治势力:绿党和社会党为主的左派、马克龙代表的中间派、勒庞女士为代表的极右势力、传统右翼共和党都有可能进入第二轮,2022年大选的偶然性增大。如果左派胜选,环保和分配将是政策核心,特别是在疫情下民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承受进一步改革的能力下降,法国的改革至少要再等到2027年。
  马克龙,图自“新华网”。

  最后要说的是,法国应对疫情失败,也颇为复杂地影响了中法关系。

  一方面中法关系从实用角度不得不走得更近,另一方面,法国社会对中国的更加排斥,甚至敌意。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重创,经济也迟迟无法复苏。只有中国是例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和经济界来说,如何利用中国经济增长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都是最重要的。所以法国政府和经济界对中国是要比过去更加依赖,更加重视,也更加友好。

  但另一方面,知识界包括大学、智库、媒体对中国的崛起充满更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对中国的批评甚至攻击日益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中国保障法国的口罩需求,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攻击反而更加激烈。这和2003年中国支持法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时期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弱小,站在法国一边,还能被知识精英接受为盟友,但现在中国帮助法国,反而会激化他们的危机感。

  媒体、智库对法国社会巨大的影响力,自然也影响到民众对中国的立场和感受。所以疫情过后,法国出现一个撕裂现象:政府和经济界对华友好、客气。中国外长王毅访问法国时,马克龙总统也高规格接见。知识界和民众则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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