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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何以走上合作共生之路

时间:2020-04-02 15:44:55编辑:admin


如果把合作看作人类演化的关键变量,那么创新就是生存优化的效率依赖,谦让则是持续合作的基础。

史学界常以新石器和旧石器工具的进步来划分智人和现代人。从生物学来看,灵长类及其他很多动物都有制作、使用甚至用自身进化成工具来支持生存的现象。但动物利用工具来支持生存是一种个体行为,没有形成持续创新升级的社会互动性,人类则利用工具在经验沉淀中创新升级成为互动的社会群体,并由此与其他动物拉开了距离。

人类作为依赖群体互动而演化的社会性生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学会了合作式生存。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把合作看作人类演化的关键变量,那么创新就是人类生存优化的效率依赖,谦让则是人类持续合作的基础。由此,人类在合作互动中获得“利”,人类文明得以持续向前。

人类演化对应财富积累。这一过程,在工业革命之前如涓涓细流,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暴涨。伴随全球工业化进程加快,人类的合作成为趋势,用流行词来说就是“全球化”。

基于这一逻辑,我们来看看中国文明的历史长周期现象。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延续至今,其他古文明都被后来迥然不同的文化所取代。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指出,中国的文明史让人一直望不到起点,却持续地、坚韧地扩张。如果解开中国文明的可持续密码,也许就可以为人类文明延续提供秘方。

冯友兰有一个观点非常有启发性:历史是统一于逻辑的,逻辑是多元关联的。中国的文明史统一于怎样的逻辑呢?回归历史和考古,三大古文明被灭的原因主要来自内因,内动力不足导致生产力失效,从而引发社会进步迟滞,最终让文明走向末路。

为什么会有这种扭曲现象发生呢?这需要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去寻找答案。

选择“丛林法则”,走上博弈之路,最终都将文明带入死胡同;选择包容和创新,文明得以延续,文化得以保存

人类在追踪食物中分化了手脚分工,也演化出可贵的合作生存观。农耕时代,人类正式走上了一条由生存优化效率为引导的、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匹配为目标的演化之路。

具体来看,它产生了两种分化:一种是依靠博弈能力来争夺生存权,遵循所谓的“丛林法则”;另一种是在和平合作中寻求增量,遵循包容和创新。

在这两种生存价值观指引下,人类社会演绎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形态乃至文明形态——选择“丛林法则”的,走上了帝国博弈之路,最终都将文明带入死胡同;选择包容和创新,走上了合作共生之路,文明得以延续,文化得以保存。

历史表明,中国选择了后者。据传,中国北方自古羌人后,分别留下了连山、洛书、河图、归藏、文王等五部《易经》,进而形成了中国社会演绎的“易道”。这一理性逻辑指引中国社会一路演化,经由孔子的传播和汉武帝的应用,逐渐形成了机制化理性。

举例来看,第一次面对地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失配,帝尧敏锐地抓住主要矛盾并及时发起改革。《史记》记载,他对外以亲九族、协和万邦,对内招贤纳士,积极寻找生产力重新崛起的方向。特别是,政治上放弃氏族制、禅让王权,让改革获得了广泛认同。

大禹主政后,在传统融合思想引导下,以豫州农耕发达区为中心,将九州各部落用贸易关联引向大融合。这进一步催生了象形字的发展、丰富,为族群交流开启了新的便利。

大禹体系到周王朝后期,同样面临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失配。秦汉王朝转而采用重农抑商政策来巩固中央集权,让社会转向了更大、更高效的经济共同体与民族大融合。

如果把中国文明的转型看作“渡河”的话,先是盘古用一根类似竹子的漂浮物过了汉水、过了渭河,之后伏羲沿着渭河东进,与女娲融合,用上了皮筏子,大禹的九州贸易开始搭乘内河船只,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出海显然借用了海船。从这个逻辑线索出发,今天构建“一带一路”显然要建造更现代、更多用途的船只。

当宗教和哲学曲折前行、汇集碰撞后,先是中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接着是欧洲启蒙运动,最终催生了工业革命。

反观人类三大古文明,可以引出另一种战胜自我的“哲学艰难”。其中,尤以西方历史中出现的两路强人现象,引人关注:

一路是以摩西为代表的,在埃及宗教思想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再造。之后出现的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可说是“一造再造”,也带来了人类群体的“一分再分”。

另一路以传统“丛林法则”为引导,让民族走向帝国之路,出现了以古希腊苏格拉底为源头的强人哲学思想。当宗教和哲学曲折前行、汇集碰撞后,就发出了巨大的力量。先是中世纪在意大利出现了文艺复兴,接着是欧洲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德国哲学,最终催生了英国工业革命。

马克思从历史发展和思想演进中发现了唯物史观,进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剩余价值,以及社会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这些重要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临了一些新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打造金融帝国体系,通过金融等手段不断输出内部矛盾,让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得到了部分缓解和释放。这一现象值得密切观察和深入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演化,从原始部落到部落融合,从诸侯小国到民族共同体,再到今天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保持了理性。这一优秀特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它不仅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这一理性逻辑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化延续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理性规范,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

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以孔子的理性精神为例,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其中,“凡事和为贵”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唯物信仰,没有自我优先、一族优先和一国优先的狭隘引导;“百善孝为先”强调的是对族群理性的认知,这是祖先传承下来的唯物理性;“人人求出息”的叮嘱和期望,明显区别于存量博弈的“丛林法则”,是在存量基础上求包容、求创新,是中国传统理性逻辑的生动表达。

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看到了孔子思想蕴含的人类共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此推崇孔子,就是对中国理性精神的一种高度认可。其实,孔子思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孔子之前,理性精神就蕴育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实践和文化血脉之中。从生存到合作到效率优先,中国人大体能坚持一种平和的理性眼光和实事求是的处事态度,来推动文明持续向前、生生不息。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总之,站立在神州大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通过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4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作者:上海典龙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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