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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心脏”,为何这么乱?

时间:2020-10-30 14:41:27编辑:wen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20世纪初曾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包括中亚、高加索地区在内的欧亚大陆腹地是“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亚欧非);谁主宰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直到今天,麦金德的陆权论仍被一些国际政治分析人士用来观察世界格局的变动和大国的欧亚战略。

  近期,地处南高加索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简称纳卡)的归属冲突再起;已发生过两次“革命”的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遭遇第三次政治危机,总统黯然辞职。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动荡不安再度搅动国际舆论,同样触动了一些大国的战略利益,引发对新一轮地缘政治“洗牌”的担忧。
 

  10月7日,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附近,警方用水炮驱散支持亚美尼亚的抗议者

  历史根源和现实困境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原苏联的版图上出现了十余个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它们一方面积极维护得之不易的主权和独立,另一方面寻求尽快融入国际社会。这些国家希望重新成为欧亚大陆陆路交通的“枢纽”,提升自身的战略地位,奉行全方位、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

  近30年来,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8个国家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发展过程,彼此间拉开了距离:有的国家政局比较稳定,走上了经济振兴之路;有的国家则由于资源贫乏、民生凋敝,发展陷入困境。

  独立前后,中亚和南高加索曾经历第一波动荡,与苏联解体前后的乱局关系密切,民族矛盾、政治纷争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危机。其中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纳卡归属的武装冲突1988年就已爆发,直到1994年在俄罗斯干预下实现停火;中亚的塔吉克斯坦独立之初也曾发生内战,到1997年才实现民族和解。

  上世纪末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和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困扰,这些地区安全形势空前恶化,影响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2003年到2005年,一些欧亚国家发生导致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引发第二波政治动荡,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首当其冲,然后是地处东欧的乌克兰,最后蔓延到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一场与议会选举相关的政治危机。

  2010年前后,国际金融危机再度波及该地区,各国经济下滑,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引发第三波动荡,吉尔吉斯斯坦再度发生大规模暴乱,政权更迭,并在南部地区酿成民族间的仇杀。乌克兰的“广场革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发生正面对抗。2014年俄罗斯因克里米亚问题遭到西方严厉制裁,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同样受到影响,加之2020年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被放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第四波动荡。

  显然,纳卡冲突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动乱都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更多是地区或国家内部的问题造成的,无论是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次区域的合作,都没有进入一个良性的轨道,导致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这里战略地位重要,资源储藏丰富,大国利益交织、地缘政治博弈频仍,动荡前后大国的渗透和介入,使形势的走向更加复杂。
  

  10月6日拍摄的纳卡地区的一处防空洞

  无法放手的俄罗斯

  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一直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俄罗斯传统上在该地区有着巨大影响力,该地区对于维持俄大国地位、保障国家战略利益有着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这些新独立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上对俄都有比较强烈的依赖,遭遇困难时也希望俄罗斯出手相助。

  由于苏联解体后成立的独联体虚多实少,且内部分化比较严重,难以成为重要的一体化平台。因此,俄罗斯一直想打造自身主导的新的一体化机制,稳住这一利益攸关的地区。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先是通过与多数独联体国家签署集体安全条约,建立统一的防务体系,接着与一些“盟友”国家尝试建立关税联盟,并与白俄罗斯打造俄白联盟。进入新世纪,普京当政后的俄罗斯,有了更加宏大的地缘政治抱负。通过成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俄强化了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在与一些独联体国家携手应对西方鼓动的“颜色革命”过程中,俄罗斯与西方的摩擦也经常升级,不得不多次“重启”和美国的关系,以避免双边合作陷于停滞。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在西方国家的重压之下外交上“转向东方”,同时没有放弃主导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目标,加大了在独联体地区施加全方位影响的力度,2015年正式启动欧亚经济联盟(有5个正式成员);在一些独联体国家权力交接或经济困难时,给予援助,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原来与俄罗斯若即若离的“近邻”国家改善关系,乌兹别克斯坦还在2020年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观察员。

  进取型外交的高歌猛进,也带来一定的“负担”。当追随自己的“盟友”内部出现动乱或遭受安全挑战时,俄罗斯背负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同为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俄罗斯不能不出面“维稳”,既要付出巨大的外交和经济成本,又可能因“调解”不力或不公,导致“近邻”国家出现激烈的反俄声音和行动。同时,在美、欧频繁掣肘的同时,周边“宿敌”波兰、土耳其等成为俄罗斯新的地缘政治对手,开始插手邻近的白俄罗斯、南高加索事务,甚至不惜与俄罗斯直接“摊牌”。
 

  10月13日拍摄的纳卡冲突地区的一只猫

  时代变局下的新对抗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国关系不稳定,甚至彼此间的矛盾对抗升级,全球和地区治理体系面临重构。欧亚大陆腹地本身就是国际政治风暴的“中心”和冷战遗留安全问题“难愈”的特殊地带,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独联体地区出现的政治动荡和安全危机,都有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各种各样的外部因素参与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每当国际形势发生突变时,这个地区都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反应。近年来在南高加索和中亚接连出现冲突和动乱,不是偶然的,除了内部因素,可以说都是外部力量推动和刺激的结果。

  纳卡冲突在2016年曾一度升级,此后小的摩擦不断。认为自己“失去”大片国土的阿塞拜疆,一方面寻求国际调解,希望由美、俄、法等大国组成的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能够“主持公道”;另一方面一直抓紧准备武力解决,因为人口更多且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阿塞拜疆,经济实力远超亚美尼亚,背后又有土耳其明确的支持。

  而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近30年来被认为是地区“最开放”的国家,有着各种国际背景的非政府组织遍地都是,直接参与政治和部族纷争。

  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动荡的另外一支“催化剂”。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都是疫情重灾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冲击,引发强烈不满情绪。一些国家的反对派之所以能一呼百应,与此有关。此外,应对疫情不力的状况下,有的执政者也或有转移民众注意力的考量。

  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的变化,造成国与国的关系趋于紧张,民粹主义情绪高涨,旧有的仇怨再度被激发起来,在一些地区导致灾难性后果。

  未来走势仍不明朗

  目前,虽然大国对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局势的恶化都表示关注,希望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能够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敦促吉尔吉斯斯坦各派实现和解,尽快恢复秩序,但各种矛盾叠加造成的冲突和动荡,很难短期内得到平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更是难上加难。

  首先是大国博弈进一步升级。美、欧一直非常关注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形势走向,出台了加强自身存在、削弱俄罗斯优势地位的专门战略。欧盟是最早与中亚启动“5+1”机制的外部力量,美国继与中亚五国建立多边框架以后,2020年2月又推出中亚新战略,都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随着这个地区形势的变化,大国都将尽可能强化对该地区政治和安全走向的影响。

  其次是地区安全格局可能更加不稳定。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邻近西亚,长期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困扰,面临各种非传统安全的挑战,纳卡冲突和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混乱,又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安全形势,造成力量失衡,现有的多边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有着国际背景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集中爆发,相互激荡,造成更大的隐患。

  第三是一些国家内部的矛盾或引发更多冲突,形成新的地区热点和危机源头。纳卡冲突和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危机看似是不同的孤立事件,但处理不好,可能成为新一轮地区动荡的开始,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外溢到周边地区,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民族矛盾、领土争端、政治斗争在不少独联体国家都长期存在。

  第四是国际社会和多边机制不能置身事外,要发挥积极作用。纳卡冲突和吉尔吉斯斯坦危机反复发生,考验国际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尽管相关国际组织呼吁尽快使局势恢复正常,但对冲突和危机都没有实际的管控能力。严峻的事实是,随着危机的长期化和复杂化,离开国际社会的帮助和多边机制的协调作用,要在该地区实现可靠的和平与稳定,难度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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