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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中“沉默多数”的胜利与国家治理困境

时间:2017-10-30 15:46:59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


所有选前民调都预测希拉里笃定当选,特朗普却最终赢下了美国总统大选。在舆论的一片哗然与骚乱中,美国社会开始对民调失准与希拉里失利进行检讨,发现两者同源自一个因素——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忽略或误判,这着实给习惯于标榜民主与科学,向世界输出普世价值的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有报道认为这样的结果是民粹主义崛起或白人中心主义胜利,而本文认为这只是美国经济、社会的内在矛盾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上的高度聚焦和集中放大。


 
一、“沉默的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载体
 
根据对特朗普选票来源及其竞选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主要有两个群体,一个是作为共和党铁票仓的、以德州为代表的南部和中部各州的选民;另一个则是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那部分选民,包括来自五大湖铁锈地带和摇摆州的选民、认同白人族群的选民,特别是若干关键的摇摆州,如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和俄亥俄这三个摇摆州都选择了特朗普,成为了特朗普胜选的关键。
 
 
从社会结构上看,这两个群体的共同特点就在于都是以白人蓝领和中产阶级为主。这个庞大的群体居于社会结构的中下层,他们受国内经济波动的影响最为明显。《纽约时报》认为“2016年要求人们阴郁地对局限、失望和盲点习以为常”,但实际上民众对于经济不景气的怨气却是在持续地累计和发酵,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使得被视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出现萎缩,经济萧条使得原本掩盖在经济红利下的种族、移民等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奥巴马以及在他之前的几位总统所推行以及希拉里意欲延续的政策都漠视了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他们在希拉里身上不仅看不到变革的希望,也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
 
相比之下,特朗普的主张则非常“接地气”,其核心的竞选理念就是迎合这些“沉默多数”的利益诉求。他公开抨击华盛顿政客不为普通民众服务,以树立起鲜明的“反建制”旗帜。与此同时,他提出一系列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饿“美国优先”主张,例如他在对外贸易政策中主张将移出美国的那些制造业搬回美国,给美国人创造工作岗位;移民政策方面,他主张拒绝接收难民,驱逐境内非法移民,在美墨边境修建高墙。这些主张都旨在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本土劳动者,即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这让选民相信他真的有能力为美国带来改变,能为自己带来福利,解决眼前的困境,出于理性都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
 
二、沉默的螺旋:当社会主流遭遇主流价值
 
从选举民主的制度设计看,它就是简单聚合的民主形式,民众通过选票表达自身的意愿,通过多数决原则将大多数人的意见(或青睐的代表)转变为公共意志(或国家领导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特朗普的当选并非选举制度的失败,反而是选举制度“民主性”的集中体现。值得关注的则是,为什么这部分群体淫浸在具有民主精神和规律性民主训练的国家,却会在此次选战中保持如此高度一致、大规模的沉默?
 
社会结构不仅是客观的、相对恒常的物质实体,更是基于一定的关系网络、秩序规则所形成的有机统合。基于这种理解看美国这群“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由于经济低迷和贫富差异所导致的结构性变化,还面临着在现有选举制度和主流舆论下的巨大社会压力,这使得他们并非主动选择而是“被沉默”。
 
首先是选举制度日益精英化与技术化导致该群体“失声”。和发达地区相比,这些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铁锈地带的选民过去一直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精英们长期以来的竞选策略就是尽可能的拉拢仍处于摇摆中、政治倾向模糊的“中间选民”,导致这些已经被贴上民主党“忠实支持者”的选区被主流媒体和政治精英所忽视,没有人关心他们过去为何支持民主党,现在的情况如何,他们的利益诉求是什么,是否发生了变化,换言之是发声渠道的缺失导致了他们的沉默。
 
其次是“政治正确”的社会舆论压力下造成了该群体陷入“沉默的螺旋”。沉默的螺旋描述主流舆论构建的一种社会心理状态,人们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倘若察觉少人理会或遭致攻击,为避免孤立状态就会选择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导致另一方的增势直至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这种螺旋发展的过程在此次美国大选中得到重现。包括自由、民主、包容、多元等价值观念被视为美国作为先进文化和世界领导者的核心软实力,在此次大选中由它们构建起“政治正确”的舆论压迫。新闻广播里面每天都是支持LGBT、反对种族歧视,包括学者、华尔街金融家、甚至好莱坞明星在内的精英阶层,都以主流价值观对特朗普发动舆论攻击,而少数公开发表不同意见者则会立即陷入无助的弱势地位,例如在民主党票仓的加州,一位硅谷精英当表示支持特朗普时便立刻遭到大量舆论攻击。
 
在政治正确的高压环境下,这些沉默的多数选民大多不敢开宗明义地表达自己那些不一致的真实观点,,在民调中选择沉默或说话而在投票时支持特朗普。在此次选举中,白人无论男女,大多投给了特朗普,男性中白人与非白人的投票差距为32%,白人女性也有10%,考虑到白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72.4%,这部分群体的投票倾向对结果的影响可想而知。
 
三、“沉默多数”的胜利:国家治理的困境与应对可能
 
美国大选的热度开始慢慢消散,是特朗普的个人魅力改变这个世界的超级大国还是现有的制度、权力和文化将特朗普体制化,这仍有待观察。与其责备以CNN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不专业或民意调查的非科学性,更应该认真地反思这次美国大选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结构困境,选举民主制度只是将这种结构性困境集中而赤裸地呈现在美国民众和世界各国面前。尽管历史背景、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有所差异,但就此次美国大选中“沉默多数”胜利的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1. 特朗普当选这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反映的是美国由精英主导的主流社会价值与大众现实的主流社会需求之间的错配。
 
即使在发达国家,其国内也存在金字塔状的社会结构,广大蓝领和中产阶级构成了金字塔结构底部的基石,而富裕的、具有社会地位的精英阶层则局限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群体。平等、人权、多元和包容这些主流的社会价值有着高于现实的理念追求,它是指引社会良序与发展的精神灯塔。当社会结构中的主流群体仍在为现实的生活条件和物质需求而挣扎时,根据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论,他们更关注于自身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切实提升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或物质条件已经相当富足的精英阶层才可能成为这些主流社会价值的代言人。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在谈及两位候选人时说:”She is not an angel, but he is not qualified"。这句话道出了很多所谓精英阶层的典型想法,但是他们所评断的合格标准并不匹配普通民众最关切的现实需求。
 
尽管主流社会价值所营造的“政治正确”高压抑制了作为主流阶层的普通民众的表达欲望,但也起到意想不到反作用。精英阶层高度统一的一边倒态度,加上高高在上的优越心态,动辄挥舞的政治正确不让人说话的大棒,使民众厌倦了主流价值观“绑架”,产生了逆反心理,觉得不能接受这样的精英阶级统治,转而选了特朗普。
 
2. 选举制度将这两者变成相互对峙的选项,要求民众进行非此即彼的零和选择。
 
其实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理念追求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距离甚至是冲突,这是相当普遍且合理的现象,一般这都潜藏在针对具体议题的公共政策制定或司法审判等行政司法环节。但是此次美国总统大选在以“民主”之名选举美国总统时,也将这两者分别依附在两位候选人身上,公开地摆到台面上迫使选民在捍卫美国主流价值与保障自身生活需求之间进行“二选一”的零和选择。
 
选举民主的政治意义一方面是通过人民意志的表达赋予政治权力行使者以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将政治过程公开化,将选择的权利交给民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治议题都适用简单的选择,对良善生活的追求和对充裕生活的追求都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也都是国家治理不可偏废其一的必须任务,要民众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本身就是武断的,而将此归咎于“民粹主义”更是不合理的,是这种选举规则和格局造就了短视的美国民众。
 
3. 国家的治理是多层次、多议题构成的复杂系统,民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但并非唯一要素。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老牌民主制国家,选举民主制度也无法为政治生活提供一个全能的解决方案。此次美国大选中“沉默的大多数”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结构问题是复杂的国家治理问题,相对于选举民主的武断和表象化,它更需要的是系统的解决方案。
 
从社会结构上看,无论何种体制、哪种发展程度的国家在其国内都存在金字塔状的层级结构,差别只在于每个层级内的数量和构成。“寡头统治铁律”告诉我们社会总是会分化为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小到工会,大到国家,精英阶层在资源占有、决策制定上都占有优势。否认这种铁律无济于事,关键在于一方面要防治决策阶层的利益私化或集团化,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使他们形成对“公共责任”、“善治”的共有标准,另一方面塑造政府的自主性,在弱化强势利益主体影响的同时,基于其公共责任和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去能动地建构政策议题、平衡社会结构和利益再分配。
 
政府应当更多的倾听和关注普通大众的需求和利益,为他们构建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和支持体系。这部分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数量尽管庞大,但是抵御各种经济、社会风险的能力却很薄弱,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足够的组织资源或行动资源在日常政治过程中表达自身意愿或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于是便在四年一次的定期选举中即时爆发。相较于选举的全民狂欢,更应该在日常政治中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从就业、医疗到教育,让属于社会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也能过上有尊严、有希望的生活。
 
这次选举也让我们重新看待被披上“第四权力”,“民意代表”的媒体。新闻传播媒体的报道很难与社会大众的真实表达划等号,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作为他者在影响和塑造社会大众的观念。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很重要,它不仅有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也有利于强化政府与民众的信任度,因而在认识到媒体舆论形成的过程和特征之后,政府要通过政策过程、社会媒体以及更加多元的社会组织等渠道设置和开发更多的民意收集机制,加强双向的交流、互动与反馈。(作者:宋鹭 林雪霏 薛雨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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