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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有贵:问题视域下新中国70年“三农”的转型发展

时间:2020-08-22 15:27:18 作者:郑有贵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19年第5期


  内容提要:“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工业革命以来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农”问题,与发达国家的“三农”问题有一些差异。中国的“三农”问题不是固化不变的,而是在发展进程中跨上一个个更高台阶后的问题。70年来,中国“三农”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源于党和政府不回避问题,勇于正视问题,并基于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主动施策,探索形成了破解“三农”问题之路。

  关 键 词:“三农”问题;弱质性困扰;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型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党和政府不断解决“三农”问题的70年。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与工业、城市、城镇居民相比,农业、农村、农民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面对“三农”问题,党和政府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主动施策,为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于统筹长远与近期发展、全局与局部发展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探索形成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之路,这是中国工业化和“三农”均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

  勇于正视并解决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精神

  新中国成立70年间的“三农”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梳理总结新中国70年“三农”问题经验首先需要辨析的问题。

  “三农”问题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如果仅从“三农”问题的字面来理解,那新中国70年“三农”似乎仍停留在原点,但实际上,新中国70年“三农”实现了跨越发展,到达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点,而且远高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预期。问题与发展是贯穿“三农”70年历史演变的两个方面,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中国“三农”问题的存在及破解难度,既有工业化的共性原因,也有国情所致的特殊原因。

  共性原因在于“三农”问题是工业革命以来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结构性变迁,在三次产业结构上,表现为二、三产业所占份额大幅度提升,而第一产业所占份额大幅度下降;在城乡人口结构上,呈现出城镇人口所占份额大幅度增加,而农村人口所占份额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如此。实现经济恢复发展后的1952年与2018年相比,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51.0%下降到仅有7.2%;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2.5%提高到59.58%。[1]这种结构性变化和发展态势,不仅缘于工业是现代化的先导产业,以及工业化、城镇化被各国政府视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予以政策倾斜,更是缘于资源配置的机会成本差异,即由于生产率、价值链中的位置等差异,而导致投入回报率工业高于农业。正是缘于此,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这虽有利于农场经营规模的扩大,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普遍存在,使得农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经营困境,如近年美国中西部地区农场破产数量增加即是一种表现。[2]

  而由中国国情所致的特殊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新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心所向的奋斗目标。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工业化是我们破解后发国家劣势窘境、实现跨越发展的法宝。为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国家不得不动员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不得不选择农业向工业提供更多资本积累和农产品供给的政策,由此农业积累放缓,加之长期实施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破解“三农”问题复杂而艰难。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即便大幅度提升人口的城镇化率,仍然有庞大数量的人口留在农村,不可能改变人均耕地少及相应的人均土地经营规模小的问题,这不仅存在经营规模不经济问题,还由于经营规模小而不利于国际竞争。因此,即便实施工业反哺农业,“三农”的弱质性在较长时间仍难以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差距还需时日。

  共性原因和特殊原因叠加,使得农业、农村、农民与工业、城市、城镇居民相比,呈现出一定的弱质性,使新中国70年来解决“三农”问题极为困难而又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在推进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回避“三农”问题,而是特别清醒地认识到“三农”问题的实质。正视并努力解决“三农”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而勇于担当使命的体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强烈的问题意识。

  70年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彰显“三农”转型发展成就

  新中国在成立后70年间不断破解“三农”问题,实现跨越发展,呈现出以下明显的特征。

  (一)台阶式破解“三农”问题

  中国破解“三农”问题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在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党和政府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国家工业发展奠定基础出发,在老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不仅确立了农民在新社会中当家做主的地位,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恢复和发展,而且更成为新中国70年“三农”发展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1953-1978年,针对传统经验和一家一户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缺少畜力、生产工具和基础设施水平低下等问题,党和政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及之后的农村人民公社,形成了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促进了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科技应用、机械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18.0万吨、1952年的16391.5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30476.5万吨。[3]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不仅解决了全国人口由1952年的57482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96259万人[3](p.608)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和资本积累,保障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第三个阶段是1978-2002年,中国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发挥农民的创造性,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全面发展,还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走出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之路。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并进发展,实现了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突破,拓展了“三农”发展的路径和空间。

  第四个阶段是2002-2012年,基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乡村建设滞后的问题,从构建和谐社会和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出发,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4]“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第五个阶段是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起,针对“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短板,党和政府开启乡村全面振兴进程,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施脱贫攻坚战,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上述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工业化进程中“三农”弱质性的世界性课题,朝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方向发展,促进“三农”发展实现质的飞跃。

  新中国成立70年“三农”五个台阶式的发展表明,中国的“三农”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这说明它不是固化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发展到更高阶段后的问题。

  (二)“三农”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进展

  新中国70年“三农”的发展历程是不断推进现代化的历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观点。[5]1949年12月,周恩来在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6]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6](p.176)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建设现代农业提至“四化”之首。[6](p563)经过70年的努力,中国“三农”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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