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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土地集体所有制激励农民生育 ——计划生育国策的由来与制度基础 (讨论稿)

时间:2021-01-28 16:17:56 作者:龙登高来源:爱思想


  土地集体所有制激励了农民生育,形成人口峰值,政府被迫从鼓励生育转向节制生育。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又为计划生育的强制实施提供制度基础。直到昨天放开二胎政策出笼,也没有人探讨这一制度演变的渊源流变及其内在逻辑。

  一 为什么土地集体所有制会激励农民的生育行为?

  在土地私有制下,家庭财产的多寡成为短缺经济下农户生育的天然约束因素。如果农户只有薄田十亩,土房三间,通常就只会生育一两个孩子。因此中国历代家庭平均规模不到五口。因为养不起多余的孩子,农户就会采取相关的节育手段。解放前民间自有其节育绝育的手段,如符合当时伦理的溺婴现象等(李伯重教授论述了清代的节育)。

  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所有新增人口都可以在集体的蛋糕中分得一份口粮。在人民公社时期,口粮按人头分配,生育越多,分配的份额也越多。孩子多的家庭,不仅获得的资源多,而且还可以进行“跨期调济”。譬如,第一个孩子十岁,正是能吃饭的年龄,其口粮份额不足,此时可以用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的份额去“补济”。这在短缺经济时期是家庭难得的调济手段,选择多生育有利于家庭的生存,能够降低风险。布匹之类配给品也是如此,长子可以用其弟妹的布票,而弟妹可以穿哥哥姐姐的衣服。养育第二、三个孩子的成本也呈边际递减。哥哥姐姐还可以带弟弟妹妹呢,有助于培养哥哥姐姐的领导力与弟妹的合作精神。

  此外,新中国“人多力量大”与备战的信念,也鼓励生育。20世纪中期人类医疗条件的改善,也使夭折的人口大大减少。

  因此,1960-1970年代尽管经济短缺,但生育率达到高峰,形成随后的人口峰值。人口的迅速增多,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极端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平均分配土地使用权,新增人口都可以获得一份地,同样也激励农户的生育行为。这实际上是计划生育障碍很大的重要原因。现在许多地区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农地成为事实上的私有土地,农村生育激励的这一因素不复存在,不少农民的生育意愿降低。这大概也是政府敢于放开二胎的一个现实基础吧。

  由此看来,土地集体所有制不仅是计划经济的基础,也是计划生育的渊源。

  二 不同历史阶段,人们有不同的生育偏好与约束因素;政府的干预

  有人担心,短缺经济条件下土地私有制对人口生育具有天然的约束;在饱和经济和过剩经济条件下,生育可能不受土地和财产数量的约束,即使土地少,也能够养活更多的孩子。此时土地私有制会导致不受节制的人口增长。然而,当经济与生活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晚婚少育成为人们普遍的选择,就会像发达国家一样需要鼓励生育,即使如此,生育率仍然不断下降。

  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任何现象都有其约束因素或负反馈机制。短缺经济时代因为养不活而不得不节育;饱和经济与过剩经济之下,养育孩子的物质条件不再存在问题,但人们的生育意愿又大大降低了。这种自然演进过程中会形成相应的秩序(哈耶克所谓自生自发的秩序)。如果政府干扰一个环节,又会引起其他环节自然秩序的扭曲。政府干预一种现象,又会引发另一种现象。于是政府捉襟见肘,左支右绌。政府控制了土地集体所有,未曾料到会刺激生育;因此随后又得去干预和控制人们的生育。控制土地需要大量政府官员,计划生育的从业人员又是一个庞大的队伍。政府规模扩大,税费随之增多,民众负担加重。

  近年有学者还论证了重男轻女观念被强化的制度支持,人民公社时期如此(黄英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亦然(李宏斌),这也是矢志追求男女平等的为政者所始料不及的。

  很多人认为多子多福是儒家传统,文化基因导致中国人口众多。这种观点受到事实的证伪,更严谨地说,应该是受到约束条件变化所出现的新现象的挑战。同样是儒家传统的台湾、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之一。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的低生育率亦然。显然这与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关,也与私有产权相关。

  土地集体所有制,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孝道传统。孝道传统的经济基础之一是财产继承。家长总摄土地与财产权,不孝之子的财产继承就可能受到约束与限制。在现实中我们通常看到,财产或资源雄厚的富豪,都会受到孩子与亲邻特别的孝顺或尊敬。而没有财产传承的老人被抛弃被虐待的现象随处可见。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之下,孩子的土地不再来自于家长,家长失去了传承财产并由此约束子孙的权力。孩子依赖的不再是家长,而是村社集体。传统的家庭模式与孝道观念受到冲击(陈志武教授论述了孝道的终结)。

  三 土地集体所有制又为计划生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制度基础。

  农民成为集体的一员,从而受到集体组织的控制。加之户口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形成严密的控制体系,几乎农民无可遁逃。农民在土地分配、子女教育、户口与福利等各个环节,都依赖和受制于组织。如果敢于违抗指令,就可以有不同手段实施惩罚,惨剧不时可见,以致逃离计划生育惩罚可以成为难民的理由向美国申请避难移民。因此,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组织体系,是强制性计划生育能够有效推行的制度基础。这当然是其他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喻的,在他们看来,不允许农民有自己的土地财产,连生育权也要由政府严加管控,这有违基本的人性与人权。无怪乎计划生育国策在西方备受诟病。

  在这方面,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组织体系更为严密,其中的成员对单位的依赖性更强,计划生育的惩罚措施更为简便,管制的效率也更高。其中一条是连坐制,如果一个法人单位有一个家庭违反了规定,将会取消单位所有人的资金。

  如果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不依赖于政府控制下的资源与福利,就可以游离于计划生育体系之外。例如富人多生孩子,将来可以选择上私立学校,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可奈何。极端的例子,张艺谋如果不是因为其名气而被揭发,仍然可以游离于体制之外。

  没有自己的财产,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控制人们的自由,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剥夺其财产权。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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