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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中扬 张娜: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与“在外同行”

时间:2020-07-22 08:09:20 作者:季中扬 张娜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当代手工艺的“特色小镇”由于是规划、设计出来的,并非自然生成,因而其内在运作逻辑显然不同于历史上的“在地同业”。首先,它离不开政府的管理与扶持。当然,地方政府并不一定直接介入产业内部进行管理,往往是通过行业协会,整合行业精英以及相关人员进行间接管理。如苏州镇湖在1998年就成立了镇湖刺绣协会。扶持的方式也很多,如培育各级人才,以专项基金支持各种展示交流活动,举办各种艺术节等。

  其次,带头手艺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与功能。历史上,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离不开杰出手艺人的带动,当代这些手工艺“特色小镇”也同样有一些杰出的带头手艺人。在苏州镇湖,荣获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绣娘就有卢福英、邹英姿、梁雪芳、姚惠芬、朱寿珍、姚建萍、王丽华等,其中邹英姿、姚惠芬、姚建萍还是国家工艺美术大师。一个小镇拥有三位“国大师”,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些杰出的刺绣大师一方面不断改进传统刺绣技法,发明“融针绣”“滴滴绣”等,提升苏绣工艺水准;另一方面,她们所拥有的“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身份,也大大提升了镇湖绣品街的品牌影响力。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些杰出的手工艺带头人,就会发现他/她们与其前辈大不相同,他/她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手艺人,不仅拥有由国家授予的“大师”“传承人”等身份,而且往往自觉认同,甚而有意利用这些身份。这些大师大多既熟悉地方的民间文化,又了解国家政策、话语;既善于利用地方民间文化资源获取国家政策支持,又善于在地方落实国家政策与意识形态,因而,笔者称他们为“文化中间人”。显然,这些“文化中间人”的影响力是历史上那些杰出艺人所无法相比的。比如姚建萍,她的刺绣作品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首脑,多位国家领导人曾参观她的刺绣艺术馆,这些经历不仅对其个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地方发展也有着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力虽然是潜在的,却是极其深远的。

  再次,现代社会的雇佣关系取代了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来说,从业人员几乎皆为同族、同乡之人,形成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稳固的手工艺利益共同体,外乡人很难学艺或进入该行业发展。由于现代社会流动性很强,人们的家族观念、乡土观念淡漠,当代手工艺“特色小镇”不仅不排斥外地人,甚至以各种政策吸引外地人,当然,这些“特色小镇”一旦能够成功运行下来,其规模效应本身就会吸引大量外地人前来做生意。例如镇湖绣品街、宜兴丁蜀紫砂小镇,都有大量的外来人员。由于大量外地人进入,本土的社会关系网络就很难运作。事实上,即使外地人较少的一些手工艺“特色小镇”,人们也很少雇佣自己的亲属。我们在镇湖绣品街调研后发现,不管是学徒制,还是招聘制,师徒之间有着亲属关系的占比都不太高,雇主与店员之间也少有亲属关系的。这与吴重庆所研究的打金中心孙村的情况大不相同。

  上文指出,历史上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往往与“在外同行”互动发展,当代手工艺的“在地同业”是否还有此特点呢?由于当代手工艺的“在地同业”并不依赖本土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虽然保持了“在地性”,却很难形成“在外同行”现象。但是,“在地”与“在外”的形式逻辑关系似乎还在。比如苏州镇湖的刺绣,其大部分产品并非出自镇湖本地,有的来自南通市,有的来自扬州的宝应县,有的甚至来自朝鲜。不管是南通、宝应,还是朝鲜,这些地方都缺乏苏绣的历史传统,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它们有着发展传统手工艺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通过学习技术,就成了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基地。于是,市场变成了“在地”的,生产基地却是“在外”的。很显然,现代商业逻辑已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乡土逻辑。另一方面,不管是历史上手工艺的“在地同业”,还是当代的“特色小镇”,都必须面向在外的市场,而在市场竞争中,品牌是关键。就拿苏州镇湖刺绣来说,早在十多年前,从业者就普遍反映生意不好做了,其主要原因是粗制滥造的产品影响了市场。35笔者在宜兴丁蜀镇调研时也发现了类似问题。由此可见,不管是历史上手工艺的“在地同业”,还是当代的“特色小镇”,即使可以抛开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却离不开“地方品牌”。

  总而言之,当代手工艺的“特色小镇”可以说是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的现代形态,但是,就其从业人员、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在地”与“在外”的关系来看,已经很难说是同乡同业了。

  四、乡村振兴:手工艺“在地同业”的当代意义

  传统手工艺同乡同业模式以“在地”与“在外”的互动发展为突出特点,立足“小地方”,放眼“大世界”,在乡村与城市、地方与世界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产业模式对于乡村发展来说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系统解决当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问题、人才问题、文化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性。正如潘鲁生所言,发展以手艺为资源的农村文化产业,是解决乡村问题的现实方案。36

产业问题无疑是乡村振兴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现代农业或者乡村旅游业所需劳动力极其有限,并不能解决乡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只要不能有效解决乡村劳动力就地转移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就无法解决乡村空心化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如何就地转移乡村剩余劳动力,这并非现代社会遭遇的新问题,早在明清时期,江南乡村已经面临这个问题,而且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展民间作坊工业与家庭工业,费孝通称之为“乡土工业”。20世纪80年代,江南地区的“乡土工业”升级成“乡镇企业”,也有效地解决了当代乡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问题。但问题是,现代工业不同于乡土工业,它是全国乃至全球产业体系的一部分,对地理区位要求很高,而且往往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而,长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虽然很成功,却很难复制到其他地方。相比较而言,传统手工艺在地聚集发展既可以有效解决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问题(如宜兴丁蜀镇,常住人口高达二十余万),又较少产生环境污染的问题。就历史经验来看,地理区位、原材料等,都并非传统手工艺在乡村聚集发展的必要条件,因而,手工艺的“在地同业”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与普适性。比如贵州黔东南雷山的麻料村,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并没有独特的手工艺原料,2016年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等十余家高校、企业在这个村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免费培训村民手工制作技艺,村里成立公司,以“公司+合作社”模式,让村民按订单生产,然后通过在线电商平台和线下订货渠道,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仅仅几年时间,就已经被打造成全国知名的银器制作手工艺村。37传统手工艺“在地同业”的发展需要“在外同行”拓展市场,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代人才能完成,但在现代社会,通过现代传媒与在线电商平台,很快就能建构起品牌影响力。

  手工艺“在地同业”不仅可以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问题,还能有效解决人才问题。手工艺一旦发展到“在地同业”的程度,不仅能留住村民,还有可能吸引本地在外人才回流。比如贵州的麻料村,村民潘仕学是苗族银饰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级传承人,原在外地从事银饰加工,2018年年初回到村里创办了6家银饰工坊,成为麻料村银饰产业发展的带头人。再比如南京江宁区的禄口皮草小镇,所在地原来用作中南汽车港项目,后来项目运作失败,2008年南京中铁二局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接手该地块,决定打造皮草小镇。当然,南京禄口在明清时期就是全国著名的毛皮加工制作基地,20世纪90年代,禄口镇还有皮草加工厂13家,个体户约30家,从业人员2000余人,更为重要的是,全国皮草行业著名的商人与高级技术人员据说70%都是禄口人。382012年皮草小镇开始对外招商,由于实施了创业工匠免税等扶持性政策,很短时间内,就有1000多户店铺入住,上万名皮草手艺人回乡就业。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人才是关键问题。乡村与城市不同,是熟人或半熟人社会,外来人才很难融入其中,因而必须致力于培育、挖掘本土人才,吸引本地人才回流。在乡土人才中,手艺人走南闯北,眼界开阔,自古以来就是乡村社会中最值得重视的人才。

  乡村振兴最终必须落脚于文化振兴。如果没有乡村文化振兴,即使乡村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与城市实现一体化,也不可能留住人。因为人们必须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之中才能心安理得,这种令人心安理得的文化必须滋生于他们的“生计方式”,也就是人类学家所谓的“日常生活文化”。人们可以享用其他文化,但不能缺失自己固有的日常生活文化。就此而言,“送文化下乡”可以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但不可能解决乡村文化振兴的问题。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在于,不仅外入的文化无效,而且当代乡村社会不可能也不必要复兴传统的乡土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农民、手艺人、读书人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文化,在现代社会,也许只有手艺人还能安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文化。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一个真正的手艺人都是最为纯粹的艺术家,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制作,热爱自己的手艺与作品。人们一定会认可,手艺人聚集的地方必定是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换个角度来看,手艺人聚集的乡村也总是最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刘铁梁把这种乡村特色文化称为乡村“标志性文化”,他发现,乡村“标志性文化”总是“深刻地联系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体现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和气质, 具有薪尽火传的生命”。39在当代社会,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仍然会形成辨识度很高的地方“标志性文化”,在宜兴丁蜀镇,龙窑遗址、博物馆、名人故居都与紫砂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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