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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鸿陵:如何跨越“中等发展陷阱”

时间:2021-01-26 14:58:17 来源:南都网 访问专栏



  跨越"中等发展陷阱"将是未来十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一切对中国发展的判断都不能绕开这一课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类就面临着发展问题。有发展就会有成功、有失败、有顺境、有逆境、有平坦、有弯曲,甚至也会经常面临陷阱。不同的发展阶段会遇到不同的陷阱,比如发展初期的"贫困陷阱",发展中期的"中等发展陷阱"。环顾中国大陆,我们会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陷阱已经临近,跨越陷阱是我们当下遇到的最大挑战,跨越的状况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发展将不得不直面"中等发展陷阱",中国能否继续发展将取决于我们对"中等发展陷阱"的跨越,真可谓"成败萧何"。

  一、遭遇"中等发展陷阱"是一场宿命

  一般来说中等发展陷阱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组织根据国家或地区收入情况将其划分为贫困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提出,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该报告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为贫困国家,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往往会挣扎在"贫困陷阱"之中,此后新兴市场国家将进入起飞阶段,人均GDP会快速从1000美元达到4000美元,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之后发展往往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停滞徘徊、社会不公显现、道德滑坡、贪腐集中爆发、社会冲突急剧增加,从而使经济收入长期不能增长甚至出现倒退,人均GDP难以突破10000美元,更不用说进入人均GDP12000美元高收入国家行列。

  其实,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已经在一些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出现过,一些学者曾把这种现象称作"拉美化"或者"东南亚化"。实质性含义大同小异,都是指后发国家经过一段时间追赶之后,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冲突加剧,治理失灵。后发国家遭遇中等陷阱是必然的,也没有什么好回避的,是发展中的一个必然。所不同的只是一些国家或地区能够跨越陷阱继续前进,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可能深陷陷阱,或者滑向失败国家,或者经过长期挣扎才能够从陷阱中爬出来。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时期,据统计2009年中国人均GDP已达3711美元,2010年达到4361美元,2011年达到5432美元,2012年达到6100美元。可以说中国从2010年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

  2011年5月21日,北京大学副校长、号称经济学界四少的刘伟在《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报告》发布会上说:中国现在已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存在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他进而指出进入"中等发展陷阱"的原因:制度创新乏力、技术创新不够、资源配置失衡、外部依赖过度,并且严肃指出这些问题中国都多多少少存在。实实在在的说,我们不需要讳言"中等发展陷阱",这是成长的中的必然的遭遇,我们需要的是直面陷阱积极应对,争取顺利跨越。

  二、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经验

  从国际经验来看比较成功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港台地区。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是日本和韩国。1972年日本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对中等收入的起点,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到1984年突破10000美元。韩国1987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到1995年则达到了11469美元。跨越中等发展陷阱日本用了12年,韩国用了8年。比较失败的国家有很多,多集中在拉美和东南亚地区,这也是中等发展陷阱被称为"拉美化"和"东南亚化"的原因。

  从国际成功的经验来看,能够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主要经验包括转变经济结构方式,从依靠投资、出口转向消费拉动,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创新;从社会层面就是培育社会,开放社会,加大社会自治力度;从政治层面就是扩大公众参与,扩大民众监督。最终能够使中国步入高收入社会,实现创新有活力,建成小康社会,形成市场化、自治化、民主化的基本制度。

  就目前来看核心是深化市场化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打破利益固化机制,财富分配向民众倾斜,以激发经济的创新活力推进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就是开放社会,加大培育非盈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力度,社会事务交给社会自治,将政府从社会事务解放出来。这将决定着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发展陷阱"。就具体政策来看有四个观察点:一是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尽早建立健全,财富分配体系能否向民众倾斜;二是金融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进行;三是城镇化方向能否改变,土地财政的局面能否扭转;四是NGO、NPO能否开放。

  三、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推演

  跨越"中等发展陷阱"是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从2010年算起大概需要十二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从现在算起大约需要十年的时间,这大概和习李体制运行时间相当,也和中央提出的发展规划暗合。中共中央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发展目标是在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收入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届时,中国人均GDP将从2010年的4361美元达到2020年的8722美元,如果中国社会继续保持7%的增长,到2022年中国人均GDP将可能接近或者突破10000美元,此时中国社会将步入高收入行列,标志着中国成功跨越了"中等发展陷阱"。

  那么,我们跨越"中等发展陷阱"可能会遇到什么样问题呢?未来十年可能出现什么样景象呢?那我们就展开我们的想象力做个沙盘推演吧。

  1、基础期

  目前中国的结构仍然是中共主导,十八大之后中国形成了习李体制。习李体制建立之时正是中国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关键时刻,但跨越的基础工作并没有完成,一方面中国在东海南海面临日菲越的挑战和压力,随着美国重返东亚,中美关系也有紧张之虞。国际形势可以说有点严峻,中国如何找到最有利的位置保证国家安全继续发展经济是个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习李体制形成之后一系列的外交政策都是围绕缓解压力,形成好的外部环境而努力的。另一面国内社会政治问题也不容小觑,利益多样化社会多元化,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形成了压力,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恶性事件不断爆发不断增加,倒逼机制日益明显,迫使我们不得不直面这种高风险社会;来自内部的则是重点、方向、共识、腐败的争论和挑战,尤其是体制内形成的贪腐势力触目惊心,使政令不畅、层层阻隔形成不利局面,执政权威不断受到挑战。经济问题也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后发优势被消耗殆尽,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几乎用完,民众感受到的改革成果日益淡化,利益集团假改革之名分割侵蚀改革成果,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回落,经济环境开始恶化,资本外逃、企业家外流严重。

  总之,习李接手中国之后面临的是基础不牢,因此他们执政之后可以看到他们在巩固执政基础改善执政环境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包括外交力度,执政风格转换,打老虎也打苍蝇,申明加快城镇化,去杠杆化等一系列措施,当然也包括对民间反对势力的打击。借反对"老路"、"邪路"重申走"正路",加强执政基础,扩大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系列举措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矫枉过正和粗糙之嫌,但总的来说还是得当的,效果还是明显的。

  2、摩擦期

  预计这样打基础时间还需要一段时间,大约需要持续到明年下半年,这个阶段过后需要直面社会需要,真正的变革、制度性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但是这样的变革依然是充满风险,既得利益集团将会继续抵制变革,可能使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停留在"转型陷阱"(孙立平语)之中而不愿意自拔,正如李克强指出的那样涉及利益的改革比涉及灵魂的改革要难很多。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关于土地改革的争议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也包括部分人对金融体制改革的抵制,对大型垄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抵制。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不可能是个完整的改革方案,其注定会成为残缺的改革,即使如此改革的落实还会遇到极大地阻力。拉锯战将继续撕裂社会,将继续出现不确定性,政策风险依然很高,执政者和改革者的意志都将受到考验,社会冲突与矛盾仍然可能加剧。社会变革可能需要两到三年的考验。这个时间段可能是从2014年到2016年间。摩擦的结果可能是执政者痛下决心进行真正的改革。市场化将成为必须的选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都不得不进行。同时,社会改革也必须深入,广东开放社会的模式可能会得到全面推广,事业单位将彻底分流。小政府、大社会、强市场的格局可能会出现。

  3、井喷期

  当摩擦期过后,改革步伐会猛烈加快,正如1992年市场化改革提速一样,中国改革可能会迎来一个井喷期,中国社会将彻底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经济改革深化的同时,开放社会将成为重要选择。社会保障、社会自治体系将快速完善,民众对变革预期会加强,绝望情绪将会逐步消失,制度创新活力将被激发。资金回流、人才回流可能会迎来一个高峰。预计这个时间段大约会从2017年延伸到2020年。

  4、完成期

  预计中国将在2022年完成跨越"中等发展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这个时间段可能需要两年,大约在2020年到2022年完成。跨越了"中等发展陷阱",我们还会有其他挑战,改革没有尽头,变革是个不归路。但是,我们的发展会更加平稳,真正的太平盛世可能才会到来,那个时候中国可能才能真正的为世界做出重大贡献。西风东进了两百年之后,中国变革才能会告一段落,中国才会反哺西方反哺世界,这个地球中国烙印才能更加深刻。

  四、挑战与应对

  从以上推演之中,我们会看到挑战可能发生在摩擦期。两种可能性是必须提防的,一是强大的利益集团阻止改革,使改革不能深化,陷入"转型陷阱"之中,这样我们可能会在长期停滞中耗尽改革积累起来的能量,我们可能出现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长期停滞的现象,社会未必马上动荡但长期停滞早晚会出现大地震,人们担心的亡党亡国可能会变成现实。另一方面可能出现参与爆炸现象,这种现象产生往往会由于执政者幼稚,在倒逼强烈的情况下,贸然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过快的放开社会,在社会没有来得及重建的基础上开放政治,形成参与爆炸使整个国家陷于无序状态,从而跌入"中等发展陷阱",甚至滑向"失败国家"行列。这些情况在南亚地区,或者一些中东地区都有,这是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事实。

  重建社会是应对挑战的基本方略,只有开放社会、重建社会才能使政府职能转换,才能形成抗击利益集团的重要补充力量,也才能使民众在社会建设中学习自治,形成有序参与的习惯。一言以蔽之,只有重建社会才能在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过程中有所依靠。

  重建社会必须关注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社会主体的公民化,国家和社会组织要在重建社会过程中重视公民教育,预防出现民众对权势的依赖,造成新的专制基础,进而使社会形成封建割据式的局面。二是社会新伦理的重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在变革中能够保持大体的统一,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儒家文化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底线没有完全被破坏,三纲五常是中国人生活的基本伦理,是传统社会的"政治正确"。近代以来,我们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李鸿章语),传统的伦理道德已被颠覆,传统的统治结构已被推翻,新的社会制度需要有自己的伦理底座,重建社会的过程必须以重建社会伦理来支撑,否则我们将会陷入无底线社会,完全的利益最大化并不能解决发展问题。

  结语

  跨越"中等发展陷阱"将是未来十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一切对中国发展的判断都不能绕开这一课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离开这一核心问题,一切判断都将失灵,或者只能是战术性预测,而不可能掌握大的发展趋势和作出战略性判断。

  虽然人们常说多难兴邦,中华民族有不怕困难的传统,但我们必须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尽力而为,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使中华民族能够顺利跨越"中等发展陷阱",早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社会治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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