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在京枣庄籍律师 他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截至到今年9月，我国律师总人数已达83万人‌，年增长率约10.67%。更还有人说，记者的尽头是律师。 就在这竞争日益激烈的律师大军中，就有这样一位叫杜兆勇的且是前记者的北京枣庄籍著名律师，作为老家是枣庄市市中区人的他，不仅与罗翔等业内诸多名人曾共同办案，更是北京乃至国内各类高端法律讲堂活动的座上客。虽说北京现已有6万多专业律师，但杜兆勇的专业能力却在其中鼎鼎大名，更是典型的学者型律师。

青年杜兆勇

　　杜兆勇虽是律师大牌，但却从来不甩大牌。特别是在有关北京枣庄企业商会的法律事务中，更是积极参与，他向商会多次明确表示：守望相助，互相成就;有事多吩咐!在今年5月北京枣庄企业商会法律事务联席会诚信承诺签约仪式上，杜兆勇就带头这样明确表示：签了就要做到，做不到就要受罚，讲诚信是我们大家共同做好商会法律事务联席的前提。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京枣庄老乡心系桑梓、感恩图报的家国情怀。

     杜兆勇，现任北京市本权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商事调解员、仲裁员。媒体评价其热爱法律工作，一直坚持自己的法律信仰，办案时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放、在首位，业余时间，他学习吸收各国法律的精华之处，与自己的法律思维融为一体，融汇贯通。 他还在一些大学及业内团体兼任诸多社会职务，不仅为莘莘学子传道授业答疑解惑，更为学术研究殚精竭虑。杜兆勇律师数十年如一日，经常整月出差办案。个中艰辛自不必言说，但他仍希望能为更多的个人、族群、团体、企业、机关提供法律服务，随时准备为推进中国社会的法治献出自己的一切。

杜兆勇律师（右一）与罗翔（左一）等人在岭南一起办案

　　杜兆勇阅历丰富：2000年，杜兆勇考入中国科学院机关报《中国科学报》(当时称《科学时报》)，并转档案人事关系于中国科学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现已转入北京东城区人才中心)，担任签约编辑记者，主要负责新经济人物和评论版编辑工作。2001年底转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北京经济瞭望·当代经理人》杂志为签约编辑记者。2002年加盟对外友协大型半月刊画报《中华英才》杂志社担任编辑记者，2003年被中国残联旗下中国残疾人杂志社聘任为《三月风·中国新闻人物月刊》编辑、记者、评论员。并曾以一名记者带头人的身份亲身参与了河北徐水县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民间融资案，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为最终和谐解决孙大午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004年，他任信报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并经资深律师张星水和金融界人士时涛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2005年受京鼎所委托与指定，参与为袁宝璟案上诉状捉刀;2006年1月13日受聘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2007年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学术研讨会，主张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提出建立侪判团制度、改革警政体制等建议;2008年12月24日任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2011年在《青少年犯罪问题》发表《废除死刑需要观念先行》，强调刑事政策变革的观念引领作用。

　　杜兆勇律师主要从事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代理，代理多起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案件。在理财纠纷领域指出投资风险与市场波动关联性，强调需依法界定金融机构责任。 他凭借其在科技、经济、新闻、法律等方面所积累的深厚的人脉资源，长期关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养成了改良主义的社会理念，注重理性、建设性、温和、负责任、敢担当的积极稳健的工作作风，多次谢绝出国访问机会，具有始终坚定的本土意识。

　　近年来，杜兆勇律师主要探讨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新闻体制的改革，文化事业的进步，NPO和NGO的健康发展，注重以个案正义的实现来推动制度变革，是一名具有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者。

　　附：杜兆勇律师问答：我的五个为什么?

　　第一个为什么：我为什么从记者换行做律师?

　　杜兆勇律师：我在做律师前是一名记者，是在做普利策、法拉奇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不做记者的。做律师的理想是成为丹诺、丹宁，如果不能做到丹诺、丹宁，那么继续做一名法律人的意义已经不大。

　　第二个为什么：我为什么喜欢做刑事、行政业务?

　　杜兆勇律师：石崇、王恺在中国代不乏人?为什么他们的财富没有传承下来?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后为什么不对《大清律例》中民商法以及习惯法大动干戈，而只是改变公法呢?这都说明限制政府权力更为重要，也就是为什么刘邦与关中父老首先约定的是公法。行政案件、刑事案件比起民商案件更能直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 刑事案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艰险、风险、危险自不待言，常常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我在办理南方某律师案、教案、非法占用农用地案就是如此步步惊心、险象环生。有些刑事案件经过律师的全力辩护，虽然法院未坚持疑罪从无，但最后轻判的也是一个趋势，比如湖南某串标案。 代理征地拆迁案件，主要基于我对当今土地制度的研究、批判，现今计划经济的土地制度显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极大伤害了农民、市民和一切市场主体的利益。

　　第三个为什么：我为什么喜欢研究学术?

　　杜兆勇律师：法律案件和医学上的疑难杂症一样，是没有终极答案的，谁领先于时代谁就胜出。通常一个案件十几个法律人就决定了被告人的生死荣辱，通俗一点，律师在一、二审超过法官、检察官，律师胜出。因此，律师的学术功底非常重要。 没有深厚的法律学术功底，就不能推动法治进步，比如三种重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需要办案机关批准后律师才能会见，这显然与法治相悖。逮捕需要检察院批准显然不如法院批准更为合理，但法院也应需经过庭审程序，否则也行不通。 我们的监察法、民法、刑法、行政法均存在诸多不足，如果律师不参与立改废，良法就无法建立起来，更何谈良治?!

　　第四个为什么：我为什么反对律师等级制?

　　杜兆勇律师：因为这与法律的平等有关，必须坚守，不坚守就会倒退!我为此撰写了《异哉,所谓律师等级制也》、《坚守律师独立、自由、公正的本质 ——再驳“律师等级制”》、《为进一步开放律师业与中华法系而奋斗!——三驳“律师等级制”》、《司法改革的方向之争——四驳“律师等级制”》，对律师等级制严厉批驳。

　　第五个为什么：中国最缺什么样的律师?

　　杜兆勇律师：如果仅仅以金钱论英雄，我觉得不适合律师这个行业。律师毕竟与商人不同，律师与正义有关。讼师就是把律师当成饭碗的人，而律师是与正义有关的人。一般认为民商律师比较多金，风险又不大，所以多数律师属于民商范围，刑事律师、行政律师占少数。 其实，今天最缺乏的律师不是刑事律师、行政律师、民商律师，而是宪法律师。正因现在还没有宪法法院，才需要人尤其律师来推动。在律师金字塔塔尖地位的无疑是宪法律师或人权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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