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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自由在高处”

时间:2011-02-26 16:02:11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阅读:13104


熊培云:“自由在高处”

 

作者:熊培云   来源:新京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11-2-26


  《自由在高处》 作者:熊培云 新星出版社2011年1月版


  该书是作者对《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重要补充,旨在从个体角度探讨自由与自救的问题。


  编者按:作为媒体评论员的熊培云,提出过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说法,比如,去年的“重新发现社会”,就切中了当下中国改革中最为关紧的一环,“社会”一词炙手可热,他出版的同名书也获得了多项年度图书奖。最近,他又在新出版的书中,提出“自由在高处”“不自由,仍可活”,从个体角度探讨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积极生活,颇有新意。


  盘活已有的自由同样可贵


  新京报:帕特里克说,“不自由,毋宁死”,你却说,“不自由,仍可活”。为什么?


  熊培云: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严格说那时还是个革命的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开始上学尤其到了中学以后,革命的年代已接近尾声,但是课本里的“革命思维”或者“革命文化”仍是随处可见的。而且正是通过一些文史类的教科书,从中了解到不少有关革命与自由的历史故事。


  其中印象最深的有林觉民的《与妻书》,有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除此之外,大概就是帕特里克的那一句“不自由,毋宁死”了。


  这些话听起来都很决绝。同时代的革命电影也是这样,为了自由便可以奋不顾身,抛开一切,以死相搏……当然我承认,这些话语或者文化里,有的也不乏美好的情感与高尚的情怀。然而如果我们审视历史,反观现实,又不得不承认,在更多情况下,人们都是生活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下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获得一揽子自由。


  我所说的“不自由,仍可活”是指人必须承认逆境是无所不在的,但正是看透了这一切,更应该在这种逆境中保持一种积极生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也并非一定是激烈与决绝的。我受罗曼·罗兰的影响很深,他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新京报:有个词叫“生不如死”,当一个人觉得环境已经触及不可容忍的底线时,选择死亡是不是也是一种尊严?如果强调什么条件下都要“活”,是不是教人苟且、教人无底线?


  熊培云:我说“不自由,仍可活”,当然不是教人苟且或者没有底线地生活,而是说人的自由受环境的宰制,但是人仍然可以享有一些不可剥夺的自由。


  生活中有许多有趣的事情。我曾经读过一本叫《潜水钟与蝴蝶》的书,作者让·多米尼克·鲍比曾经是法国著名杂志《ELLE》的总编辑。1995年,由于突发性血管疾病陷入深度昏迷,他的身体机能遭到严重损坏。医学上称这种病症为闭锁综合征(locked-in syndrome)。


  他不能活动身体,不能说话,不能自主呼吸。在他几乎完全丧失运动机能的躯体上,只有一只眼睛可以活动,这只眼睛是他清醒的意识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工具。眨眼一次代表“是”,眨眼两次代表“否”。他用这只眼睛来选择字母牌上的字母,形成单词,句子,直至一整页的文字。


  他只负责活着,不去想“活着还是死去”这个无聊的问题。他必须不知疲倦地在“yes or no”之间做选择,为了写一本见证他生命的书。


  按我们通常的理解,鲍比绝对算得上是“生不如死”了,然而他没有放弃。他说,虽然他的身体沉重得像潜水钟,但是他的精神却依旧像蝴蝶一样自由。


  新京报:这和中国作家史铁生情况相似,尽管条件恶劣,也要让自己尽可能自由和充实。


  熊培云:我提到一个概念,“盘活自由”。争取未得的自由是可贵的,盘活已有的自由同样可贵。说到底,仍是需要一个积极的态度。


  当然我也注意到,许多人热衷于说环境这不如意,那不如意,我承认。但是,不如意的环境不应该成为你无所作为的借口。


  我的做事逻辑是,越是逆境在给你做减法时,越要想着给自己做加法;越是在悲观的环境里,越要保持乐观;越是有消极行为影响你,越要积极生活。


  如果别人给你做减法,你自己也给自己做减法,这何异于给自己已然不幸的命运落井下石?你活得不如意,然后自己给判处死刑,“生不如死”,那真是太过冤枉了,那一刻,实际上你已经成了你所诅咒的恶劣环境的同谋。


  改变小环境也是改变大环境


  新京报:你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说“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你怎么理解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关系?


  熊培云:是啊,我也喜欢这句话。


  我想这既是一种务实,也是一种清醒。一来,我们都很渺小,我们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二来,虽然言必称国家、言必称时代,其实我们的生活同时又很具体,我们只是在一个小环境里生活。只要你守住良心的底线,尊重他人的自由,积极作为,与人为善,尽可能保卫自己的自由,生活就会美好很多。


  严格说,所谓大环境也是无数个小环境组成的。你参与改变了小环境,也意味着改变了部分的大环境。


  新京报:怎么开拓自己的小环境?“私域”可以独立于“公域”而拥有“自由裁量”空间吗?


  熊培云:我从不认为大环境不可改变,只是需要多少时间和耐心罢了。


  前些年电影《无极》被大家批得一无是处。其实里面有句台词我还是很喜欢的———“真正的速度是看不见的,就像风起云涌,日升月落,就像你不知道树叶什么时候变黄,不知道婴儿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不知道你会什么时候爱上一个人。”


  这里所说的速度,我认为就是自然的速度,万物生长的速度。今天中国社会之所以有发展,也在于它渐渐恢复了自然生长的本性,这方面微博便是个例子。国家没有号召大家来用微博,新闻联播也没有播,墙上也没有谁贴标语,但是转眼之间,微博已经大行其道,正在改变互联网的版图。


  至于说自由裁量,这本是我们固有的,否则我们怎么成其为人。作为个体,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可让渡的。历史上的“大公无私”是违背人性的,所以历史终于翻过了那一页,走到了今天。


  正如伯林所说的那样,最重要的是要为自由预留一个底线,即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些范围被逾越,人就会彻底失去自我与自由。


  为此,我们应当在个人的私生活与公众的权威之间,划定一道界限,使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须独立,不受社会控制。若是侵犯到了那个保留区,则不管该保留区多么褊狭,都要引起警惕。


  新京报:怎么理解追求小环境的自由不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反求诸己,是不是面对大环境的鸵鸟态度、阿Q精神?


  熊培云:不是。


  首先,小环境本来就是大环境的一部分,改变小环境,也是在改变大环境。


  其次,一个人努力经营自己的小环境,比如让一家人过得幸福,既是对自己尽责,也是对家人尽责,本身也是一种担当。我们不能用一个“你为什么不去改变大环境”来批评他,要挟他,过去觉得这是很道德的事情,现在不是这样的。


  奥巴马的父亲没有机会竞选美国总统,但他生养了小奥巴马,后者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但你不能说奥巴马的父亲当年逃避现实,而小奥巴马才够伟大。


  着手改变小环境,只是在做改变世界的加法。而且我们对现实的改变,也是孕育、生长于日常的。这种从小处着手,从日常着手的精神,和阿Q精神完全是两回事。


  相信内心的力量、行动的力量


  新京报:“自由在高处”这句话怎么理解,“高处”是一种隐喻吗?


  熊培云:这里的“高”是纵向的理解吧。我们有太多的横向思维。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人际关系上,却很少关注过去之我、现在之我与将来之我的纵向关系。我年少时有什么样的梦想,我现在在做什么,将来到哪里去,我是不是该离开让我一事无成的地方,与自己在另一个时空相遇,等等。


  我说的“自由在高处”,实际上希望每个人能够回到生命本身,做最好的自己。我们应该在自我成长中获得幸福与欢乐,而不是简单地同别人的比较。


  新京报:在关于个体的一系列价值追求中,比如权利、公正、财富、幸福,你倡导的自由处于什么地位,是否有先后、轻重之分?


  熊培云:这些价值已经很难割裂着说了。整体而言,我认为自由是第一位的,它是其他价值的出发点。


  孤孤单单的自由人,之所以合群,也是为了拓展自己的自由,而非消灭或者抑制自己的自由。我们强调公正,强调对财产权的保卫,实际上也是为了保卫我们的自由。


  新京报:自由和积极生活的个体,与你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中阐释的“国家”、“社会”,三者是什么关系?


  熊培云:2010年我出版了《重新发现社会》,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但是对个人自由涉及较少。这在我是个遗憾。


  事实上,相较于关注国家与社会如何功能正常地运行,我更关心的是人的状态,这也是我至今对文学保留了些兴趣的原因。


  更准确地说,我思维的乐趣与激情,更在于对具体的人的命运的关注,对人类普遍的不自由状态的关注,而非直接切入国家与社会等宏大叙事。


  在我看来,承认“个体先于社会,社会先于国家”的逻辑,是非常有希望的事情。这不是说个体要凌驾于某某之上,而是说个体的权益是我们融入社会、成立国家的起点与归宿。


  新京报:你讲的“永不绝望”,是不是与改良、改革的精神暗合,或者说,是一种对点滴做事的提倡?


  熊培云:说起这个话题,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的“习得性无助”实验:一只被电击的狗,每次想逃都逃不出去,因为被实验者阻挠了。慢慢地,它不但适应了电击,并且不再逃跑。类似的故事有很多,比如将一个本来能蹦一米的跳蚤放在半米高的杯子里,上面加盖一块玻璃,跳蚤每次想跳出去,却被玻璃挡住了。最后,这个跳蚤便越跳越低,即使你给它撤去那块玻璃,这可怜的跳蚤也跳不出去了。它连试一试的念头都没有了。


  我之所以能做到不绝望,并且“永不绝望”,是因为我对人生对世界有这样的理解:一是相信自由内心的力量、行动的力量,一点一滴地改变逆境的力量;二是相信即使你没改变,别人也在改变,没有一成不变的环境。事实上,人类文明化的历程,就是围绕着自由与自救展开的。保持一点一滴做事的作风,既是让自己在尽力做事,也是让自己醒着。


  新京报:你怎么看“悲观”、“无力”的抱怨?


  熊培云:我很能理解这种悲叹,深知其背后的良知美善,而且这也是我曾经有过的叹息。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悲观与悲叹是否也是源于一种自负呢?那是不是一种指望时代变革一蹴而就的“革命者的悲观”呢?


  人生是一个过程。环顾四周,有那么多人在关心这个社会,为何还要悲观绝望?只管尽心尽力做吧。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我们每天都在改造这因,自然也会收获那果。即使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可以期许的美好世界,但今日能种下善因,我们即已修得善果。


  悲观绝望于事无补,如有朋友感慨,这个社会充满了不耐烦,有些人是连个绿灯都不愿等,就绝望,实在不应该。


  本报时事访谈员 赵继成 北京报道


  小环境本来就是大环境的一部分,改变小环境,也是在改变大环境。一个人努力经营自己的小环境,本身也是一种担当。


  悲观绝望于事无补,如有朋友感慨,这个社会充满了不耐烦,有些人是连个绿灯都不愿等,就绝望,实在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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