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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在日本看疫情的防与治

时间:2020-02-10 16:48:16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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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上下对中国疫情感同身受,总体友好和关注

除夕前两天,我到日本和家人过春节,原计划2月4日回去,现在只能等到参加2月中旬的国际学术会议之后了。

从武汉封城之日起,日本各界和友好城市就纷纷表示慰问和支援,仅捐赠口罩就达130万只,期间也有日本朋友问我是否需要口罩。但从一周前开始,在日本各地口罩也陆续断供了。我以前工作过的神户大学还特意询问是否需要为我在日本期间提供工作室以及其他必要的帮助,让我很感动。另外,日本政府也表达了关切和全力合作抗疫的意向,刚刚又捐赠了12万套医用防护服。山梨县知事长崎幸太郎还对中国游客发函,以示关切,并愿意提供医疗网络服务。总体氛围确实很友好。

值得注意的是“钻石公主”号邮轮问题的影响。“钻石公主”号邮轮1月20日驶出日本横滨港,1月25日抵达香港,2月3日返回横滨。日本已经完成了对船上3711名乘客的采样,通过部分检测结果已经确认62人感染。有关方面预计在船上的1200名日本人中感染者可能达到100人。这个新闻对日本社会冲击很大。国会也在讨论。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对搭乘日本邮轮的非本国公民都采取了严禁上岸的措施,船上乘客如同被软禁在“游动的监狱”,内部交叉传染的风险和不安情绪都在高涨。此后的举措以及舆情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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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医学专家在内,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新冠病毒2019-nCoV感染肺炎造成的死亡率低于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否有点过于严苛,容易助长社会恐慌。但更多人认为中国的果断对策是正确的、有效的,别国也应效仿。总而言之,日本政府和国民都非常关注中国的疫情,并抱有同情、友善以及支援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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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疫情预防系统完备:信息透明、定期注射疫苗、冲洗消毒下水道

我曾在2006年2月在日本得了H1N1流感,它和后来起源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略有不同。因为我事先从电视、报纸已经看到关于这个疫情的详尽报道,知道注意事项,所以一出现发烧等类似征兆,我就立刻去医院就诊。

    下班时间只有急诊,医生检测了鼻子里的分泌物,马上测出确实得病了。对症下药,开了达菲等药物,很快压住,经过一周左右的治疗后就痊愈了。

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禽交叉感染的疫情一旦爆发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早已被有识之士注意,有些国家已经提上决策议程。日本社会十来年前早已经讨论这个迫近的风险,并积极采取各种预防举措。近些年来,对禽流感、猪流感、口蹄疫等的防控都非常重视。

我觉得日本在防和治方面的一些做法和制度值得借鉴。

首先,日本社会的信息非常透明。一般每年的季节性流感到来前,政府网站、医疗机构公告、电视以及报刊都会进行预告。如果是突发疫情,一定是报纸和电视的头条新闻。报道非常详细、立体化。还会增加国内外的情况不断提升风险提示的等级。

比如这次的新冠肺炎,依据接回武汉日侨的感染比率,日本医疗治理研究所的理事长、内科医生上昌广预测:“如果在日本全国大流行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感染,高龄者可能有几万人死亡。”有的媒体把新冠病毒可能导致100万人患肺炎作为封面标题报道。这些高度透明化、甚至有些夸张的信息传播,使得大家都很警惕,也能通过预防举措来保持冷静。然后政府会有相应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措施跟上,还会及时改进医学对策。例如事先注射疫苗,由于病毒每年不同,所以需要及时注射不同的疫苗。疫苗一般在中小诊所和私人医院都备有,不需要到大医院去排队注射。对于口罩、药品、疫苗等的分配,也是提前做好每个地区发病人数的预测,比如日本防疫的基本储备量是为2500万人提供平均每人5天服用的药物。在这样周到准备的体制之下,就不会有物资调配上的供给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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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日本人有爱戴口罩的习惯。因为日本每年的花粉症感染率比较高,需要口罩防御。另外,日本文化里,认为得病就会麻烦别人,所以得了感冒都会戴起口罩。在季节性流感来临之际,戴口罩的人更是倍增。在日本,几乎每个餐馆、商店、办公楼等公共场所都配有免费的消毒液和酒精。日本人还都有回家第一件事就洗手和漱口的习惯,这是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就养成的习惯。

第三,一般来说,日本新盖的公寓楼,都有定期用高压水管冲洗下水道并进行消毒的制度,这样一来避免堵塞,二来避免口粪传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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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疫中社会自治组织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强力执法中要注意平衡

瘟疫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衰亡,14世纪蔓延欧洲的黑死病让欧洲消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重大疫情很可能引起社会系统的崩溃,也是对法与社会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重要题材。

为了进行疫情防控,往往需要采取某种战时体制,但这样做的结果也有可能导致经济管制以及过度集权的后遗症。不过一般来说,大规模传染病会引发公共卫生体系的升级,也会改进民众素养。

日本在1960年代以前的公共卫生习惯也不敢恭维,例如铁道两侧会扔掉很多垃圾。但是为了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这些陋习都被克服了。一方面,可以通过健全的法律手段制约;另一方面,社会的自治组织发挥作用,让社区组织居民、志愿者定期检查卫生、进行清扫也很有效。所以日本对疫病的防控是波澜不惊的、日常化的,没有大轰大嗡的现象。

从法律上来讲,医患之间存在特殊的权力关系。尤其是超常规的疫情防控措施,容易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造成恐慌和恐怖。因此,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知情权的保障,及时发现风险和预防风险。别的方面姑且存而不论,在疫情防控方面尽早让公民获得相关信息、各自采取预防措施是完全必要的。近日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组已经到武汉,全面调查涉李文亮医生有关问题,这也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当初对八位医生传递疫情采取“造谣”的惩戒措施是存在问题的。医生的悲剧已经酿成,无可挽回,这是人们感到深切悲痛的地方。

在疫情防控中还要注意避免医疗权力以及疫情防控权力的滥用。即便迫不得已采取强力措施,也要注意生存权与自由权之间的平衡,还要避免产生歧视。同时以立法方式建立医疗分配法规、疫苗注射法规。我也注意到,近期央视的新闻1+1里,很多信息非常透明,关切也非常切中时弊,这样,民众的恐慌心理就会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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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联立法比较健全,关键是执法要大幅提高,制度短板要弥补

2月5日下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开会,强调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法治保障。不言而喻,这有助于防止民众进一步恐慌,有助疫情防控有序展开;也可以阻止社会中乘机牟利的非法行为,比如哄抬口罩、药品、食物等的物价,还有瞒报疫情、拒绝隔离等现象。我从上海同行中得知,上海采取了口罩排号方案,都是很有效的措施。

实际上,中国的法律还是比较健全的,有《公共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去年12月还通过了《基本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这些法律当然还有待细化,进一步完善,但有效执行更重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蔓延这样的重大事件或许会让执法的效率得到一次提升机会,也会促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2003年非典时期,有一些制度弊端暴露出来,包括知情权和问责制的缺失,但在17年后有些方面并未真正修正,导致又付出了惨痛的教训。我们不能反复支付高昂的学费却没有长进,应该汲取这次惨痛教训,进行认真反思,全面填补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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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的疫情防控要突出系统信任和专家权威的树立和维护

从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风险社会》起,围绕风险社会的各类研究就逐步展开。作为负资产的风险就是按照概率出现的灾祸。因此,风险社会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很强。在这种状况下,责任是治理的重要抓手,要通过加强问责的方式减少不确定性。

为了问责就必须加强风险沟通,主要是决策者与受决策影响者之间的沟通。为此,必须充分交换信息,切实保障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没有信息,就会产生恐慌、手足失措。没有知情权,就无法问责,无法通过责任来预防风险。没有言论自由,就无法治理风险社会。从历史看,法家式的法治过度强调令行禁止、苛法峻行,有太强的决定论色彩,不适合风险社会的治理。在风险社会,概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明白概率大小有利于避免风险恐慌的发生和蔓延。

另外,在风险社会,预防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及时发现风险、准确评估风险、适当分散风险的制度安排就具有比较突出的意义。传统的简单刚性法律强制手段或者警力应该慎用,对法治的错误认识应该矫正。这中间有几点要特别注意:

1、决策过程要有充分的沟通,听取不同意见,加强在风险分配上的公平正义。决策者与受决策者的反应常常很不相同,考量也不同。拿疫情来说,科学家只考虑传染防控,但政府人员可能还要进行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考量,因此,这个中间就要加强沟通。中国的网络发达,社会民意丰富,更要注意及时提供正确的信息,围绕风险进行充分的沟通。风险主要是指选择、决策的风险,因此风险是与责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决策失误就要问责。当然在现阶段,防控疫情是第一位,问责是第二位。

2、要建立社会信任系统。在非典时期,吴仪副总理曾说过,由于最初没有及时通报信息,使得政府的权威性下降了,只能通过钟南山等科学家发布信息才能获得信任。这次疫情防控中出现了专家的信任危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近来政府的信息越来越透明化,国务院开通了疫情线索提供网,湖北政府也采用了不少热线等措施,社会信任度正在逐步改善,但完全修复还有待时日。

3、如果社会缺乏信任,缺乏专家权威,在一些问题上就可能发生冲突,需要特别加以重视。如果处理不当,围绕风险的冲突甚至有可能成为常态。因此,采取法治方式进行疫情防控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刀切”、加大规范的强制力、动用警力维持秩序,更重要的是保障个人权利,让大家从法治中获得安全感、信任感。法治是通过限制公权力的方式形成和加强社会秩序正当性的制度安排,通过客观性、中立性、公正性来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执法的成本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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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首相鸠山友纪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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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中日韩联手:采取特别旅游模式、部长级磋商加强经济合作

去年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已经超过美国了,而年底中日韩三方会议的召开又发出地区合作的利好消息。此次中国疫情,不仅日韩两国有感染者,更重要的是经济也较大程度受累。防止经济下滑此时也很重要。

我和山梨县知事长崎幸太郎的政策辅佐官藤卷美文先生、山梨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武田正之博士以及茅晓阳教授、富士吉田市的市长等有所讨论。我们初步设想能否搞一个“山梨模式”,通过体检医疗旅游与商务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兼顾疫情防控与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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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卫东2月3日下午在日本山梨县政府与政策辅佐官、医院院长交流

山梨县在富士山脚下,地广人稀,但风景秀丽,遍布温泉。山梨县可以以专用巴士、专用温泉酒店的方式接待中国的商务旅游团,前期隔离式休闲、观光、打高尔夫都可以,10-14天后可以到日本各地进行正常的商务活动。山梨县也愿意提供大面积土地吸引中国投资,例如建设体检和医疗中心等。另外,还想提议中日韩三国之间就疫情防控合作和经济发展召开部长级对策协调会议,借鉴彼此的有效防疫做法,共同研发试剂、疫苗以及特效药物,在产业经济方面也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适当统筹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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