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魏华伟：当前三农问题中的十个辩证关系

　　【提要】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首要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对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而研究三农问题又不能脱离中国具体的国情，需要深刻认识制约三农问题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懂得三农问题的辩证法。

　　【关键词】土地制度 研究方法 三农 辩证关系

　　当前国内学界和政策部门在三农问题上，尤其是在土地问题上，存在严重的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尤其缺少总量概念和辩证思维，习惯用个别地方的经验来推导全局，有意无意混淆政策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差异，不懂得三农问题的辩证法。辩证思维的核心是动态思维，而不是静态思维。静态思维的要害是不理解事情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而由个别推导整体，由特殊推导全局。静态思维的关键是不理解事物发展中的质量互变关系，以为所有事物的发展都只有量的积累，而无质的突变。静态思维不明白，一旦脱离个别和少数，全局和普遍的事物就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新质。所有事物都有自身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不理解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仅仅通过表面现象来得结论，是要吃大亏的。

　　三农问题上的静态思维十分普遍，以下列举十个辩证关系以说明三农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的复杂性。

　　1.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当前三农问题的核心，并非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是九亿农民在中国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背景下，如何平稳转移进入城市的问题。农民转移进入城市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可能还要进行50年时间，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构造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的机制，当农民可以谋取较好的工作机会，有了较高的收入条件时，农民可以自愿进城。而若农民进城失败，则应让农民有返乡的机会。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农民进城不可能一蹴而就，大量进城农民都会失败。若进城失败的农民不再可以返回农村，进城农民就会滞留城市贫民窟。在动辄千万计贫民窟人口的压力下，任何经济、政治波动都可能造成极严重的后果。

　　让进城失败农民可以返乡，并非是强制农民返乡，而是他们若不满意城市贫民窟生活，他们至少还可以选择回去。回到村庄，就是回到一个有根的家乡。正是因为有家可回，进城失败的农民就可以承受这个失败，他们仍然抱有对未来和生活的期望。而千千万万对未来和生活具有期望的进城失败的农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最为强大的稳定基础。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农民工进城，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且都可以安居乐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从而可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到了一定阶段，中国就有了一个合理的城市化率，就有了协调的城乡结构，“三农”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

　　2.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有限

　　提高农民收入，做土地文章，是最近几十年政府和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农民收入来源于两大方面，一是务农收入，二是务工收入。在农民人数并未大幅减少而恩格尔系数又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农民来自农业收入的增长空间有限。而在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加工制造业时，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增长空间也颇有限。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数十年，农民收入增长空间有限。

　　最近几十年，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各地政府都引导甚至强制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但农民得出的经验是“政府号召种什么，我们就不能种什么”，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农产品的市场是有限的，农民生产得越多，则市场价格就越低，农民就越发赚不到钱。山东寿光农民说蔬菜生产越多，就越不愁销路，因为寿光只是一个县，而寿光蔬菜是以全国作为市场的。寿光农民的蔬菜越不愁销路，就有更多地方的菜农要破产。

　　3. 资本下乡需要警惕

　　中国是一个有9亿农民的国家，主要农产品的供求都主要是立足国内，农产品出口总量占全国农产品总量的比重很小。某种意义上，中国农产品供求不受进出口影响。这种情况下，影响一般农民来自农业收入的因素有二，一是农产品供求状况，二是参与农产品利益分享者的情况。

　　农业上“增产不增收”定律已是众所周知，也就是说，农民往往是生产越多农产品，农产品越是供过于求，农产品就越是低价，农民就越是无法从农业中获取收益。农业在微观上越是高效率，则农民在宏观上越是无收益。保持偏紧的农产品供求状况，可以使农产品有较高的价格，从而可以让农民获得更多农业收益。

　　第二种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参与农业分利的集团的情况，尤其是资本下乡的情况。最近十年，现代农业、公司+农户和资本下乡，被大力提倡，并作为先进典型大力推广，且受到自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但在农业蛋糕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资本下乡是要赚钱的，是要从农业蛋糕中分利的，资本下乡越多，赚钱越多，就从农民的农业总收入中分去更多。

　　农民因此就只能获得更少来自农业的收入。资本下乡，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民来讲并非好事。比如，政府鼓励扶持万头养猪场，大量资本甚至房地产商都办万头养猪场，当前散养生猪农户就破产了，农民就失去了来自养猪的收入。

　　只有限制资本下乡，尤其是限制外国资本进入农业，才能保护农民利益。考虑到中国农民数量之庞大，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之突出，和农民收入增长之维艰，中央应当将着力点放在农民问题上而不是所谓现代农业上面。

　　4. 微观有效的事情宏观未必有效

　　对于中国这样的有九亿农民的人口大国，农业进出口额占生产和消费农产品总额的比重可以忽略。在这种背景下，计算农民收入，尤其是计算土地产出，一定要以大田作物为基础，其中的原因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必然要种大田作物，而只可能有较少的土地种植高效经济作物。从微观上讲，一个农户，一个农业龙头企业，一个地区，可以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来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但若全国农民都调整产业结构种植经济作物，则全国农民都会倒霉。农业上微观有效的办法，宏观上未必就对，这其实也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具有普适性的规律。一个地区指望举全地区之力来发展现代高效农业，这个地区农业离倒霉的日子就不会太远。“政府号召我们种什么，我们就不能种什么”，是农民用血汗总结出来的教训。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的效率对农民整体来讲未必是好事，因为增产必然导致不增收。比如，政府支持万头养猪场，给一万头养猪场的大户以大量财政补贴，则这以万头计的大量生猪进入市场，肉价下跌，一般的养猪农户就要亏本，农民收入更少了。

　　中国的农业其实不是问题，问题也不在土地资源太少上面，而在于，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恩格尔系数会继续下降，在农民人数未大幅度减少以前，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必然下降。土地上长不出金条，中国九亿农民都在指望农业收入，农业收入仍然构成中国农民家庭收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情况下，盲目发展现代农业，是很危险的事情。

　　5. 农地冲突与农地产权无关

　　在取消农业税后中国农村发生了普遍而严重的土地冲突，其要害是，取消农业税前，因为农民负担较重，农民都不太愿意要地，也不在乎所谓土地权利。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民收税，而且每年给每亩土地上百元补贴，土地利益凸显，过去因为土地利益不明显而变得模糊的土地权利关系，引起利益各方的冲突，其中核心是村社内部不同农民之间关于土地利益的争夺。

　　在2004年前后表现出来的这一轮农地冲突，被一些人解释为国家关于农村土地权利的法律规定不清楚，农地产权不明晰。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国家关于农地的产权规定一直是相当清晰的，即土地由村社集体所有，由农户承包经营，所有村社成员具有平等的承包权利，且承包土地使用权一定若干年不变。问题仅在于，土地权利并非抽象的权利，而是与具体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取消农业税前，土地负担太重，农民占有土地就要承担税费负担，在粮价低迷，农民负担沉重且外出务工经商机会多的情况下，农民弃田抛荒外出务工就成为理性选择。如果土地权利对农民来讲，只有受损，他们要这样的土地权利干什么？反过来，取消农业税之后，土地不再承担税费，而且还有补贴，土地权利意谓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农民为什么不回来争地？

　　也就是说，2004年前后发生的农地冲突的高潮源自中央农村政策的调整，源自农民政策预期的改变，而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农村土地产权不清晰。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