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凡 刘娟：从围观走向行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会研究范式的转型

　　39.赵鼎新，2015：《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第4期。

　　40.赵鼎新，2018：《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41.赵汀阳，2000：《赵汀阳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2.赵汀阳，2016：《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智慧》，北京：中信出版社。

　　43.折晓叶，2018：《“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经验、理论与方法》，《社会》第1期。

　　44.周飞舟，2017：《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第4期。

　　45.Borras, S. M. Jr., 2016, “Land Politics, Agrarian Movements and Scholar-activism”, Inaugural Lec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ISS), The Hague. https://repub.eur.nl/pub/93021/Jun_Borras_Inaugural_14Apr2016.pdf

　　46.Bryant, C. G. A., 1985, Positivism in Social Theory and Research, London: Macmillan.

　　47. Long, N. 2001, Development Sociology: Actor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48.Routledge, P., and K. D. Derickson, 2015, “Situated Solidarities and the Practice of Scholar-activ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3(3):391-407.

49. Small, S.A., and L.Uttal, 2005, “Action-Oriented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Engaged Scholarship”,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67 (4), 936–948.

　　50. Small, S. A., 1995, “Action-oriented Research: Models and Method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 (4) 941-955.

　　51.Stinchcombe, A. L., 2001, “Disintegrated Disciplines and the Future of Sociology”, Sociological Forum, 9(2):279-291.

　　52.Weber, M., 1949,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①]指农民、农民合作社、各种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地方政府和诸种嵌入农村社会的市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

　　[②]“地方性实践智慧”具有博弈性是指：从内部来看，它是不同主体合力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从外部来看，它常常与其他的“地方性实践智慧”进行博弈；“地方性实践智慧”具有演化性是指：它不仅会依地方性情境的变化而演化，还会在与其他“地方性实践智慧”的接触中发生演化；“地方性实践智慧”具有生态性是指：从存在论层面看，它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处在一定的生态情境中，这些生态情境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其发展和演化的基础。

　　[③]本文将“围观”视为一个对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存在问题进行抽象和分析的理想类型概念，而不是一个纯描述性概念。

　　[④]此处改用的是费孝通1990年在日本东京以“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为主题演讲时总结的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⑤]渠敬东、周飞舟（2015）；徐勇（2016）；温铁军（2018）等曾在不同的维度上对此论点进行过阐释。

　　[⑥]黄宗智（2005）、徐勇（2016）等曾在不同的维度上对此现象进行过反思。

　　[⑦]毛泽东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1991：《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84页），这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认识论意蕴。

　　[⑧]于晓刚2017年4月8日在“一席”上的演讲：《拉市海的选择》，http://yixi.tv/speech/122。

　　[⑨]Small（1995）和Small and Uttal（2005）将这种研究范式称为“action-oriented research”。为了突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此处用更接近哲学意义的“实践（praxis）”来表示具有一定创造性和变革性的行动。

　　[⑩]文章所言的命运共同体，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从小到大来说，它们分别是：（1）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命运共同体，即研究者的学术研究应该与研究对象的命运紧密相连；（2）基于前者而形成的学术与实践的命运共同体，即研究者应该努力促成学术与实践的相育和相长；（3）人类命运共同体，即研究者应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来给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进行定位和定向。

　　[11]“交往理性”指不同主体在围绕某个或某些议题协商讨论时，应该以“公共理由”和“最佳论据”来凝聚共识。

　　[12]即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13]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3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35-136页。

　　[15]行动式研究一般不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作明确区分，在行动式研究中，传统意义上的“研究主体”也是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客体；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客体”也是研究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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