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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生:中国应怎样认识拉美

时间:2016-02-13 23:26:27 作者:范和生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阅读:8354


  21世纪以来是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之间双边关系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从那时起,我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对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拉美左派的崛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在若干问题上形成普遍共识,为党和国家的治理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依据。

  国内相关研究动态

  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拉丁美洲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拉美政治制度的研究。国内学者江时学、苏振兴、刘维广等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的渊源、形成、发展、基本内容和具体特征,对当前拉美国家政治体制的危机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拉美国家政治制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深受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传统的影响,也受拉美社会独特政治文化的影响,还受到欧美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①自拉美国家独立之初,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17个新国家便开始了政治方向的探索。从19世纪末到二战前后,是拉美政治体制大变动、大混乱时期。随着拉美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深化,资产阶级逐渐壮大,工人阶级逐渐形成,社会主义思想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德国民粹主义与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一起涌入,拉美成为各种理论的试验田。直到20世纪70年代,拉美主要国家仍处于军人干政和保守主义等威权统治时期,民主观念荡然无存,社会管理极其混乱。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民族解放和民主潮流的推动下,拉美再度兴起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国家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再次活跃,但几乎都在拉美右翼与军人政府的压制下。②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拉美一些国家的传统政党或衰落,或力量下降,一些新的政党和政治力量异军突起,许多国家的传统政党体系发生了变化。20世纪末以来,拉美左派领导人先后通过大选执政,进入政治舞台中心。拉美主要国家,比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都进入了社会稳定时期。③

  第二,关于拉丁美洲政治民主化的研究。郭树永,唐小松认为,拉美民主政治的缔造是循序渐进的曲折进程,民主观念已成为拉美人民的基本价值认同。国际环境是推动拉美民主化的重要外因;强大的民间社会是构成拉美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改良与革命皆为推进拉美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④曾昭耀认为,拉美国家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有几点经验值得借鉴:一是现代化最基本的政治诉求是政治稳定;二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来说,国家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不但不应削弱,而且还要加强;三是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的和有威望的国家,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创建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能团结全国力量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的政党;四是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的和有威望的国家,实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最根本的是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⑤张凡认为,20世纪后30年拉美民主政治取代了威权体制,不仅与民主的类型和程度相关,而且也与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整合方式密不可分。由此导致拉美民主政治的质量以及民主体制下社会的治理状况千差万别、极不平衡。⑥杨建民则认为,公民社会在拉美国家的历次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还政于民”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民主参与机制、社会运动、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个人和家庭等社会细胞是拉美政治改革和转型的积极推动因素。⑦

  第三,关于拉丁美洲社会问题的研究。拉丁美洲作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迟发展效应”明显。特别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拉美地区城市化进程呈加速之势,由此造成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生活条件恶化、公共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社会阶层间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等社会问题凸显。近十年,拉美的社会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新旧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各类社会问题互为因果,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努力相互制约。⑧拉美国家发展水平不高,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社会发展理念与政策存在缺陷,长期以来累积了不少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治安恶化、产毒贩毒猖獗、冲突频生、下层民众贫困化加剧等。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向好,这些问题有所缓和。由于消除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瓶颈非朝夕之功,其严重的社会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解决。⑨

  第四,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研究。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即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换,率先进行了外围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尝试,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但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不显著,初级产品出口在经济增长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长期存在,与之相关的是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宏观经济管理水平不高,体制变革始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⑩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美国的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于是西方国家把其当作发展经济的“药方”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拉美国家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田”。新自由主义在使拉美国家的经济体制不断走向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同时,也给拉美国家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11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以及工业经济发展导向的转变,拉美较早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地区。12受经济增速滞缓、贫富差距拉大、外资依存度过大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而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近十年来,拉美国家政局基本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初步显现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势头。2003年至2010年拉美经济年均增长率达5.3%,成为继亚洲之后全球增长第二快的地区。从长远来看,随着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型,拉美实现集体性跨越的可能性加大。13此外,有些学者还从拉美城市化、中拉关系、拉美贫富差距、拉美文学等角度全方面分析拉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丰富了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实践。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于拉丁美洲的研究已形成一些普遍共识:拉丁美洲与中国同属“后发”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目前双方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面临相同的发展任务。中拉双方能够在立足本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相互借鉴,平等交流,竭诚合作。虽然学术界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尚未系统化,论证不够充分,研究的视角也有待进一步扩展,但基本框架已经搭建起来,相关研究成果也逐渐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警惕拉美民主政治弊端,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

  拉美政治民主化历史进程的回顾。拉美政治民主化可概括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拉美独立之初到20世纪初。19世纪上半叶,拉美人民通过民族战争赢得独立后,绝大多数国家仿效美国和法国的模式在宪法指导下建立了代议制政府。19世纪20年代独立后至20世纪前,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逐步实行一种以暴力夺取政权、维护和代表地主(庄园主)利益的、对人民能够生杀予夺的考迪罗独裁制度。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拉美出现一股民主化浪潮,但这股浪潮到60年代就被一股军事政变和军人干政的浪潮所取代。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即70年代末出现的以军人政权“还政于民”为中心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将这一波世界民主化潮流称作“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其中,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拉美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为拉美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巩固与发展时期,巴西和墨西哥等大国政局稳定,经济社会进入较为平稳的年代。14

  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弊端。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民主化过渡的基本完成,拉美国家传统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传统体制面临改革的重压,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不能有效解决威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传统政党衰落、政府官员腐败、经济发展受阻等已经威胁到拉美国家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

  第一,拉美左翼政党纷纷赢得执政权,但面临着严峻的双重挑战。随着20世纪90年代拉美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拉美国家的政党格局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左翼政党纷纷上台,传统政党政治垄断地位不断弱化。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之风席卷整个拉美,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引进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这种模式使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社会环境有一定程度的好转。但是不久之后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调,拉美成为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拉美20%最低收入者占国民收入比重仅为4.5%,而20%最高收入者占国民收入比重为52.9%。从90年代末开始,拉美几个主要国家的经济面临巨大挑战,巴西金融危机和阿根廷债务危机接踵而来,经济发展道路曲折,长期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挣扎。2002年,阿根廷经济负增长11%,拉美地区总体负增长0.4%。在拉美地区实施了10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宣告破产。这一系列问题,推动拉美民意对片面追求“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要求“公平优先”的呼声日益高涨。左翼党派的上台,正迎合了拉美民众的需要。拉美左翼通常是指拉美左翼政党,即拉美各国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主义党和新兴左翼联盟。拉美左翼政党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从传统演变而来的,以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为代表,主要信奉社会民主主义,坚持走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致力于解决社会贫困和不公正,积极推动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另一种政党则植根于拉美本土,以捍卫民族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等中下层群众权利为基本出发点。拉美左翼政党虽然在上台后推出了执政新策,比如,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多渠道解决城市贫困和人民就业问题,千方百计遏制腐败等。但其仍然面对着传统精英阶层的不信任和中下阶层极高期望的双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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