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生态文明入宪及其体系性宪法功能

　　1.理念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调和。发展是亘古不变的主题，经济发展是衡量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指标。但自1987年以来，全球达成共识，可持续发展获得广泛共识，不仅包括环境保护，还包含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可谓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中国化、时代化体现。“绿色发展”四字恰恰就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实质融合。

　　2.主体上人、国家、自然三者的融合。由人际道德扩展到生态道德，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转折。人类是自然中的生物成员、道德代理者和管理者，而非征服者和主宰者。狭义的生态主义主张，人类尊重自然，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诚然这是人类文明观的进步，但如果认为生态权利仅指自然界的权利，一则会割裂生态本身的整体性，会造成自然和人的二元化；二则自然本身的权利内容、边界以及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难以明确的。因此，全新的生态权利应主张在主体上人、国家与自然三者的融合。自然享有被尊重的权利；人尊重自然，也从对自然的尊重中获取正当利益；根据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国家规制人的行为，保护自然，也从对自然的尊重中获得发展利益。

　　3.内容上权利与义务的整合。以宪法上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要求而言，只讲权利或只讲义务均是有失偏颇的。如果只讲权利，会面临谁的权利和到底什么权利的困境；如果只讲义务，则违背了人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初衷，在任何时候，利益均是驱动社会运转的基本动力，法律需要做的不是否定利益，而是正确的规范和保障利益。事实上，权利和义务本身即是难以分离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环境权研究被刚刚关注之时，就有学者指出，相较于区分权利与义务并以此出发提倡环境权，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认识出发更为有利和有效，因此，生态权利实际上是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具体包括：（1)自然应被尊重。国家和当代人应该把自然当作利益共同体的重要一员，无权对自然过度索取；无权无视后代人的利益。（2)国家的发展利益。国家通过对自然的尊重，可以实现可持续乃至永续发展。（3)国家的生态职权。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国家有权代表自然，规范人的经济社会等行为；同时与职权对应的是，国家也有生态职责，有监管义务，有积极保护和改善义务等。（4)公民的生态权益。如果公民的经济社会等行为是合法的适度的，当然可以在与生态有关的法律关系中获得正当的生态权益。而且这种权益属于积极受益权。(5)公民的生态义务。公民不但要履行生态义务，而且要积极履行，即属于积极义务。

　　各国宪法文本也大多体现了环境的权利义务的合体。如土耳其宪法规定了公民具有生活在健康和谐环境中的权利。同时公民和国家具有改善自然环境、防止环境污染的责任和义务。西班牙宪法规定：“所有人有权利享受适于人发展的环境，并有义务保护环境。”阿根廷宪法规定：“所有的居民均有权享有，并有义务保护一个适合人类发展的健康和平衡的环境。”另外，《法国2004年环境宪章》于2005年2月28日通过后，成为法国宪法的组成部分，其与1789年《人权宣言》和1958年宪法序言的法律地位同等。该宪章第1条规定了人们在一个平衡和不妨碍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紧接着又在第2条规定：“人人都负有义务参与环境的维护和改善。”这也正体现了环境权在权利和义务上的双重性。

代结语

　　生态文明入宪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治大事件，标志着宪法将生态文明所具备的规划国家发展目标、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伟大复兴以及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整合功能予以了根本法上的确认，标志着生态文明从政治规范走向了法律规范。当然，作为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社会媒介的法律，其基本功能就在于消解二者之间的张力。因此，生态文明入宪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而是需要诠释生态文明的宪法规范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以实施为导向的复合制度建构，进行宪法与部门法的有效对接，观念上相互理解，制度上无缝对接，功能上相互补充，并通过严格实施真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当然，本文对此只是进行了初步论证。笔者认为，还应该进一步思考和论述生态文明入宪以后，对国家与社会带来深刻变化的主要领域，例如对国家的发展模式的深刻变化，如何更好处理生态、发展与法治的关系，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制度的再行设计等等。还可能对特定部门法领域如环境法上的环境权利义务、环境治理、环境责任等的法律规范构造、主体的行为方式、权利义务的内容等产生革新性影响，也可能对民法典编纂中涉及环境的部分诸如侵权责任的设定等产生深远影响。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