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提升依法治理能力，护航法治中国建设！

立法工作，为法治公安夯实垒土；建章立制，为执法规范筑牢基石。

198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道路交通管理有了最基本的法律依据。2004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

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以来成效显著，全国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均大幅下降，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趋于平稳。然而，道交法的实施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是伴随着巨大争议逐步完善的。

2009年，“杭州宝马飙车案”成为年度热点事件，此案与同时期发生的几起类似交通肇事案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危险驾驶问题的关注。据公安交管部门统计，2008年至2010年，全国平均每年因酒后驾驶导致交通事故死亡2500余人。

在严格执法、轰轰烈烈开展酒驾整治行动的同时，公安机关认识到，必须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手段治理社会主要问题。只有在法度之内而行之有效的治理，才是解决酒驾这类社会管理难题的关键所在。特别是成都孙伟铭、南京张明宝等恶性案件教训惨痛，全社会普遍呼吁“醉驾入刑”。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

2010年4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一份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建议，研究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并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最高刑。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并将醉酒驾驶的处罚由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最高“处15日拘留、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和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处拘役，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

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为依法打击和有效治理酒驾醉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制度保障。

2013年12月，在总结“醉驾入刑”2年多司法、执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醉驾行为定罪标准、从重处罚的情形和拒绝、阻碍调查取证等行为的处理。

至此，醉酒驾驶从日常思维习惯中的一般性违法，上升为较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醉驾入刑”不仅为公检法依法打击醉驾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而且用法律来规范、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推动了全社会统一思想认识，提升了人民群众遵法守法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谋远先需强基，拔本才能塞源。公安交管工作实现久久为功，须不断完善机制体制化。

2012年，我国百户家庭汽车拥有量达到20辆，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汽车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安部高度重视交通管理的顶层设计，坚持规划引领、标准支撑、法治保障，先后制订、修订了多部配套规章、工作规范、技术标准，提请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

除了推动“醉驾入刑”，公安部还推动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员超速，违反危化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化品、危及公共安全行为纳入刑法打击范围；出台“史上最严交规”，严格驾驶证考试和记分措施，实行驾驶证降级制度，增强法律震慑惩戒效果。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以法治的思维立法，更要以法治的手段执法。

对于公安交管部门来说，“醉驾入刑”并非一劳永逸，而是新形势下新征程的开始。

“醉驾入刑”以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以更高的标准、更硬的措施、更严的要求，始终坚持对酒驾醉驾“零容忍、严执法”，检查区域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由城市向农村不断延伸，检查覆盖面不断扩大；不间断开展全国性、区域性联合整治，开展周末、节假日常态化夜查等专项行动，执法力度不断提升；在执法中注重运用科技手段，严密执法过程监管，案件发现能力明显提升，查处针对性不断增强；注重宣传，推动警媒深度融合，组织新媒体矩阵直播联动，结合醉驾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开展“零酒驾”创建活动，交通安全宣传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密切协作，建立健全了醉驾案件快查快办机制，严格、准确、高效办理每一起案件，维护法律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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