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20周年：恐怖主义与美国力量的悖论｜专栏

▲2021年8月31日，美国完成阿富汗撤军后，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表示，结束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是正确的决定，而美国将继续展开反恐行动。但最新民调显示，近七成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未能在阿富汗实现目标。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编者按】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也是21世纪初最重要的突发事件，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9·11”事件，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一场长达20年的反恐行动，也自此在世界范围展开。

20年后的今天，轰然倒塌于“9·11”恐怖袭击的美国纽约双子塔已成历史，但那腾空而起的恐怖烈焰仍将长久地冲击着我们以及未来无数代人的记忆，也催人思考我们该如何才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值此之际，新京报评论部将连续三天重磅推出系列专栏，从美国反恐20年、大国关系、国际安全机制等三方面，深度解读“被9·11改变的世界”。此为第一篇。

文 | 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2021年，是“9·11”事件20周年；自2001年发兵阿富汗开始，美国全力投入反恐至今也已走过了20年历程。而就在前不久，美国在阿富汗重演了46年前的“西贡时刻”，让全世界见证了美国在阿富汗不那么光彩的落幕。

从“9·11”事件到“喀布尔时刻”，从武装到牙齿的睥睨于世到卷铺盖走人的仓皇撤退，美国反恐20年，留给人们更多的是深深的思考，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样一个带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

毫无疑问，美国是自古罗马以来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又是一个最脆弱的国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超强的国家力量成为一把双刃剑：

美国过分炫耀力量造成怨恨和非对称性报复，力量的收缩又助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抗美国的冲动，形成所谓“美国力量的悖论”现象，而恐怖主义就是美国力量的悖论之一。

恐与反恐没界限

美国在反恐的同时也在塑造新敌人

恐怖主义，是复杂国际社会矛盾的病态实现。

从最初人们关于恐怖主义的称呼来看，它是专指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执政时期对反对派所实行的暴力专政。后来才逐渐扩大范围，泛指国家纯粹依赖暴力来维持政权的统治方式，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家恐怖主义。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逐渐成为一个政治范畴，宽泛地指那些由非国家的组织或者个人通过制造社会恐怖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方式。

2001年，震惊世界“9·11”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问题的高度关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一跃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日程的首位，国际社会也紧随其后，展开了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大围剿”。

然而，随着阿富汗局势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的确是一场非对称性战争。如果能够确定目标，反对“恐怖主义”的任务就能像警察局办案一样干净利落。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定目标？也就是说，究竟谁在搞恐怖主义？

美国曾经开出了一个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但这种界定方法是令人担忧的。如果这种界定恐怖主义的方法成立，反恐就会变成美国一个一个地“收拾”这些国家，它所引发的恶性循环对国际社会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简单说，恐怖主义具有两大本质特征：一是使用不同于战争的暴力手段，二是具有某种政治目的。既然如此，我们必须要问的是，“9·11”事件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要促成什么政治目的？或者说为什么受到恐怖袭击的偏偏是美国？

恐怖主义之所以锁定美国，从根本上来说是美国和世界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而化解恐怖主义威胁，从根本上需要平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利益。

长期以来，美国一强独霸的世界及其在国际社会的某些行为，刺激了某些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伤害了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却没有能力同美国这样的庞然大物相抗衡，矛盾便被压抑、积聚。

长期情郁于中，不得发之于外，这些矛盾积累久了，就必然会以某种非正常的、极端的方式得到集中的爆发。这就是恐怖主义袭击的深刻社会心理根源。

如果要正视恐怖主义，就不能回避美国国际行为上存在的问题，美国如何看待其国际行为，也就成为解决恐怖主义的关键。反思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行为，是美国面临的挑战。

长期造成国际恐怖气氛的冷战，是在美国人的欢呼声中终结的。这也使得美国举国上下充满冷战胜利之后志得意满的 “官方得胜心态”，独步一时的美国宣称可以展开“不死一人的战争”。而冷战后美国经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似乎也让人间最美好光景已在美国出现。

在这种欢呼声中，不仅美国政府的政策倾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外交政策上更主动、更积极、更有领导者的姿态，美国国会和民间社会的心态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那种天定命运的狂热和传播美国精神的热情，却罔顾了其他民族、国家的情绪。

但是，冷战后的世界，并没有像美国人想象的那样美好。美国那种“没有敌手的霸权”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一度为冷战所掩盖和压抑的种族冲突、宗教争端、边界纠纷等问题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纷纷涌出，美国视野中的世界似乎正在“失控”。

这种失控感，被一些学者描述为“新悲观主义”。如果说这些“失控”只是耸人听闻的“神话”， 那么，“9·11”事件则让美国国家安全中面临的“明显而急迫的危机”，变成了残酷而冷冰冰的现实。

在美国人眼里，“9·11”事件无疑表明恐怖主义已经向美国开战、向“世界文明”宣战，就像“9·11”事件发生之后，时任总统小布什所宣称，这是“对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攻击，是对全人类的攻击”。

美国向全世界摆出的架势是，对美国的攻击，就是对全人类的攻击，对“文明世界”的攻击。毫无疑问，美国人借题发挥，大大扩大了恐怖主义的范围。

而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美国此后发动的反恐战争表明，缺乏自律的国际干涉主义，只会是一项富有风险和危机性的举动。任由打着“国际道义”旗号而推行干涉行动，国际政治的道德便会回到部落主义、十字军讨伐和宗教战争的仇杀老路。

因此，美国在反恐的同时，也在塑造新的敌人，甚至可以说将反恐扩大化了。与此同时，美国对自己的行为采取“宽容的忽略”，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却“恶意的忽视”。美国这种夸夸其谈和傲慢无礼，也许会成为毁灭这个强大国家最明显的敌人。

在此背景下的反恐本身，却进一步刺激了恐怖主义，甚至在被界定成为恐怖主义者的眼里，美国才是最大的恐怖主义。此种误解和偏见恶性循环，让美国霸权不堪重负。

▲2019年9月11日，“9·11”事件18周年纪念日，在美国纽约的“9·11”纪念广场，一名女子轻抚纪念牌上镶嵌的遇难者姓名。新华社记者 李睿 摄

法与非法太模糊

反恐立法陷入非法伤害公民权质疑

毫无疑问，恐怖主义毫无正当性可言，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却必须师出有名、行为合法。因此，为反恐立法，是国际反恐的必要举措。

其实，早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国会就开始着手启动对外事务立法，美国的精英们急切地想知道美国林林总总的国际干预行为有什么法律上的依据和理由。然而，美国宪法的模糊界定，令总统与国会在对外事务上形成了所谓“半阴影区”内的紧张关系。

尽管通过了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1952年的《移民归化法》、1948年《信息和教育交流法》、1984年制定了《反对恐怖主义法》、1996年的《反对恐怖主义法》等一系列反恐法律，但美国始终没有解决在此方面的法与非法的判断问题。为此，尽管美国竭力用法律为自己穿上反恐的“金钟罩”，却最终难逃恐怖主义袭击的无孔不入。

作为受恐怖主义威胁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始终面临着反恐与开放的困境。

从美国立国价值来说，在美国人眼里要打造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但美国在世界各地水银泻地的影响力注定为恐怖主义袭击打开了方便之门。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加强了对边境、交通、航空器和签证核发的管理和监督，加强了对境内各类合法和非法移民的监控，整体上收紧了对世界开放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明确而实用的反恐立法，比如《空中运输安全和体系动员法》《航空和交通安全法》《提高边境安全和完善入境签证法》和《恐怖主义风险保险法》等。但这一系列立法，最令人诟病的是伤及了美国人视若生命的人权。

《爱国法》（USA Patriot Act），就是这样一部陷入“安全还是人权”巨大争议的法律。这是一部为了应对恐怖主义袭击和消除美国内恐怖主义的各种隐患，通过催产方式诞生的一部法律，但也极大地扩张了政府的权限。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