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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8稿修改20余次!87岁作曲家羊鸣回忆《红梅赞》是这样诞生的

时间:2021-06-07 14:00:20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87岁的著名作曲家羊鸣哼唱着家喻户晓的《红梅赞》时,数枝梅花在客厅的一角不知疲倦地盛放。羊鸣的客厅里,人造的装饰品很少,仿真梅花就是其中之一,羊鸣的愿望很朴素、很简单,他希望这些梅花能常开不败。

半个多世纪来,作为民族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红梅赞》代代传唱,影响深远。而除了《江姐》,羊鸣还写下过《我爱祖国的蓝天》等家喻户晓的作品。对党与国家的热爱,始终赤诚地流淌在他的音乐中。

13岁虚报年龄只为参加解放军

初次看到作曲家羊鸣的名字,很多人都不免好奇。这个更像是笔名的名字,有一段可以追溯至几十年前的来历。

1943年,9岁的杨培兰收拾行囊,离开家乡山东省长山岛,跟着在外闯荡的父亲来到东北边城安东宽甸县。那时,宽甸处于伪满洲国的辖域内。杨培兰正是读小学的年纪,本该无忧无虑的年岁,却被日寇铁蹄践踏得提心吊胆。

“每天上学,走到十字路口,必须要向北方敬礼,因为那里有个神社。”但究竟是什么神、什么社,杨培兰不得而知。他和同学们最怕上体育课。日本教官下令齐步走,而前方就是一个大泥沟,哪怕趟过了泥巴,教官也会对着学生头上猛地打过去,直接打倒在地。头破血流的孩子们必须咬牙爬起来,否则又会被教官用脚狠踹。教室也不是避风港,犯了错的学生要互抽耳光,没人动手,教官就亲自“示范”,一巴掌下来,打得“脑袋都大了”。学校的门洞里还常有人罚跪,“尊严、体力完全是崩溃的。”

1947年,解放军进入宽甸,建起工会、农会,“没当过人”的日子终于告一段落。对于解放军,杨培兰充满了单纯炽热的向往。日军投降后,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都曾到过宽甸。借住在老乡家时,解放军总是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军队却把人家养的鸡宰了吃,还有人支起桌子在门口打麻将,鲜明的反差在孩子们白纸一样的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解放战争打响前后,青年们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杨培兰瞒着父亲,偷偷来到了参军报名处。询问年龄时,杨培兰发现,15岁以上的站在一边,15岁以下的站在另一边,他很快明白,年满15岁是参军的硬性条件。13岁的杨培兰虚报了2岁,再加上个子长得高,如愿“混”进了部队。行军路上,杨培兰觉得自己的名字像女孩,不够有军人气概,于是改名为“杨明”,“明”正是“光明”的寓意。

向位于通化的军医大学出发时,虚报年龄的“谎言”才由杨明自己坦白。首长着急了,可几百公里的路走过来,此时把杨明退回,这么小的孩子又能到哪儿去呢?“只要让我参军,干什么都行。”杨明的决心异常坚定。首长看他机灵,最终把他派到当时的安东军区文工团。

在热闹的文工团里,杨明如鱼得水。拉下弦乐,嘚儿响了,吹吹笛子,滴滴答答,各种奇妙的声音听得他高兴极了。乐队队长是杨明最佩服的人,他不仅小提琴拉得好,写出的曲子也特别动听。出于好奇和敬佩,杨明开始跟随队长学习作曲,到解放区去收集鲜活的民间音乐素材。对劳苦大众,队长满怀敬意。“小杨明,音乐在哪儿?音乐就在人民当中。”队长的话,在杨明心中扎了根。1949年,15岁的杨明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庆新年》,就脱胎自民间唢呐曲。《庆新年》发表在东北军区的《部队文艺》上时,杨明第一次使用了笔名“羊鸣”,因为曾有人打趣,说他写的曲子像小羊叫。这个在杨明看来很有诗意的名字,至今已伴他走过大半人生。

《我爱祖国的蓝天》唱出飞行员的情怀

1958年,羊鸣从沈阳调至北京,来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不要急于写作,先好好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带着首长的嘱托,1961年,羊鸣和著名剧作家、词作家阎肃到广东空军的一支战斗部队“当兵”,积累素材。他们从种菜做起,每天挑水施肥,晚上和战士们一起睡大炕。连着种了几个月的菜,羊鸣和阎肃终于能去机场当基础的机械兵,每天天光未亮,他们顶着天际线的鱼肚白,给做保养的机械师递工具、打下手,晚霞辉映时,再把飞机送回“机窝”。

飞机开拉到停机线,电瓶车驶来,点火的瞬间,巨大灼热的气流喷薄而出,像要把人的头发都烧着,紧接着飞机“唰”地起飞,直上云霄——几十年过去,羊鸣依然能用各种拟声词活灵活现地描绘这个令人血脉倴张的过程,那是他第一次走上机场,震撼得起了满身鸡皮疙瘩。慢慢地,羊鸣、阎肃和飞行员们熟络起来,打成一片,大家还相约去树林里野餐。“飞行员潇洒,帅气,智慧。”从彼此倾诉的知心话里,羊鸣体会着他们潜藏的细腻柔情的一面。那时,羊鸣的孩子还很小,他托人从北京捎来照片,随身带着,时常拿出来看上几眼。设身处地地思念,让他更加理解长期坚守在基地的飞行员和地勤战士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可以坚强如钢铁,更是有血有肉的人。

一年左右的时间很快过去,告别前,羊鸣和阎肃彻夜未眠。回到北京后不久,阎肃把《我爱祖国的蓝天》歌词交给羊鸣,蓝天、晴空、白云、东风、朝霞……回忆翻涌,澎湃的激情从羊鸣胸中倾流到笔下,不到两小时,曲谱完成,他把飞机点火起飞的轰鸣化作歌曲的前奏,把飞机像风筝般忽远忽近的翱翔轨迹融进错落有致的“一句大调一句小调”,“总的形象,是要写飞行员的情怀。”羊鸣还运用了军歌中不常见的三拍子,圆舞曲的味道一如飞行员骨子里的浪漫情调,但更有英武、豪迈、坚强的气概在其中。

后来,空政歌舞团手风琴演奏员任世荣偶然发现了这首歌。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时,经由男高音秦万檀首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回应,并很快唱响大江南北。自1962年创作至今,《我爱祖国的蓝天》经过时间长河的大浪淘沙,已经成为空军的代表性曲目。

一曲《红梅赞》“把心交出来”

同样是在1962年,羊鸣遇到了另一部极为重要的作品。重要到什么程度?羊鸣曾说,60年创作生涯中,唯有它最难忘、最动情。

1962年夏天,在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的基础上,阎肃只用了18天便完成了歌剧《江姐》的剧本初稿,作曲任务则交给了羊鸣、姜春阳、金砂,羊鸣负责统管音乐总体设计,主写核心人物江姐的唱腔。顶着巨大的压力,三位作曲家先赴四川采风,走访江姐生前的战友,并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华蓥山等旧址。在关押过先烈的牢房里,羊鸣见到了老虎凳、竹签等刑具,“一想就掉眼泪。”一位柔弱女子的躯体中,怎么能包裹着如此坚强的意志?作曲家们下定决心,“我们写不好这部作品,对不起江姐。”

在音乐创作上,羊鸣决定从江姐故乡的川剧中寻找灵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然而,因为“靠”得太过,第一版“筋骨有余,柔情不足”的音乐被领导们完全否定了,“一个音符也不要留。”不留情面的批评当头砸来,羊鸣和姜春阳都流泪了,这意味着,他们前后历时一年的创作要彻底推倒重来。痛定思痛,再度启程去采风时,除了四川,作曲家们还去了江南一带,吸收越剧、杭剧等当地音乐的元素。民间戏曲的表现手法、板腔、民族音乐的“软硬”,融汇成了《江姐》的音乐基调。

一般来说,歌剧创作要先有主题,后有咏叹调,但《江姐》的主题迟迟定不下来。“没有主题歌,就提不起神。”始终关注《江姐》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希望,主题歌一定要成为《江姐》的点睛之笔。阎肃曾写过一段“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吹雨打也平常,心中自有红太阳”的歌词,大家看了,都不太满意,因为它“只有概念,没有形象和艺术语言”。此后,歌词又几易其稿。阎肃有时大半夜兴冲冲地拿着剧本来找羊鸣,又被挑了毛病后,气得他“咣”地关上门,抱怨道:“真难伺候!”

舞台歌剧艺术电影《江姐》,杨维忠饰演江姐

数度反复后,“走投无路”的阎肃从兜里掏出两个月前写的一段关于梅花的歌词,傲雪凌霜的红梅意象,一下子抓住了羊鸣,这不正是江姐的化身吗?羊鸣的兴致来了。在那些只睡两三个小时的深夜里,他先后写了8稿,修改过20余次。以“红岩上红梅开”一句为例,羊鸣觉得最初的旋律有些简单,于是把“红梅”提高小二度,又来回拓展,让音符如待放的花苞层层展开,直至凌寒盛放。《红梅赞》写完了,但它真的能传唱开来吗?羊鸣不敢保证。有一天,他无意间听到一位炊事员在切菜时哼唱《红梅赞》。原来,文工团每天排练,听过几次后,炊事员就学会了这首歌。对即将到来的公演,大家有了更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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