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十年“三农”的变与不变

　　锐读：与很多学者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批评不同，您看到在当前形势下，这种二元结构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认为它成为中国城市向农村反哺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这具体怎么讲？

　　李昌平：二元体制是会长期存在的，有些发达国家至今也存在城乡二元体制。我们不是马上消灭二元体制，而是要用二元体制保护三农。譬如：城乡土地制度是二元体制，我们应该让农民的集体有权开发集体土地造福于农民——不是打击农民发展小产权房，而是鼓励农民集体发展小产权房。

　　5 农村“NGO”

　　NGO必须研究好的方法协作农民做事

　　锐读：您还提到，西部地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大多数村民本质上不是农民，而是生态民。现在对他们实施的开发式扶贫让您感到不满。关于这部分人如何改善生活，您有何建议？

　　李昌平：西北、西南很多贫困地区的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生态系统、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不匹配，是因为脆弱的生态系统不能支撑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如果开发式扶贫，通过增加投入是可以短期促进经济发展的，但这也会促进人口增长，最终会导致生态系统更加脆弱——支撑不了经济和人口产生，导致更深的贫困。生态脆弱的地方，不应该有农民，将农民变成生态民——以恢复生态为业，国家给予生态补贴，并帮助年青人提高素质到城市就业。

　　锐读：您这些年还曾担任过NGO项目官员。NGO以协作者的身份为农民做事，会给农民带来什么？您对目前中国社会中的NGO组织现状有何看法？

　　李昌平：NGO和政府、企业都不一样，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NGO没有权力，不能下命令，必须研究好的方法协作农民做事，NGO要做最会做事的协作者，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协作者。NGO提供的其实也是产品——服务。譬如我协作农民共同体做内置金融，实际就是提供协作农民建立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及其运行的服务，这种服务最终是帮助农民提升能力——助人自助或助人互助，自助助人或互助助人。社会如果有很多的NGO开展为社会服务的竞争——最优的服务，社会就会很自治、很和谐。企业是经济建设的主体，企业竞争经济就会繁荣；NGO是社会建设主体，NGO竞争社会就会和谐。现在要向1980年代发展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一样发展NGO，只有NGO像私有企业、民营企业一样多了，中国的社会和谐就有希望了。

　　◇记者手记

　　十年“三农”问题的“变”与“不变”

　　新书《再向总理说实话》从完稿到正式出版有一年时间。李昌平曾把十几万字的书稿搁置在电脑里大半年时间，显然，这本书比《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更难一些。他也有预料，即使出书，再也不会像10年前引起轰动了。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该书已引起陆学艺、张晓山等学界、政界人士的关注，还有研究机构邀请他去交流演讲。

　　对于这十年“三农”问题的“变”与“不变”，李昌平的总结是：积极变化与消极变化并存。首先，农业有些变化，减产变成了增产，收税变成了补贴；其次，农村问题也有变化，启动了新农村建设战略，基础设施建设由“农村建设农民办”变成了城乡统筹；第三，农民问题变化也较大。建立了初级的合作医疗和养老制度，就业难变成了用工荒。与此同时，占全球7%的土地使用了占全球35%的肥料，农民在农业领域增产不增收更加严重；农村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纠纷、拆迁纠纷和各种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基层组织更加涣散无力。

　　“总体而言，三农问题变成了四农问题。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农村基本治理制度不适应农村社会发展要求，农民基本组织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要求。

　　而对于未来新农村的发展，李昌平认为，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道路，提出农民“村社共同体”和“结平衡账”的体制性架构，并由此设想了他的一个全新的政策体系。

　　“今天最典型的村社共同体就是大寨村社共同体。全国每年都有一个村长论坛，类似大寨村社共同体的村庄的村官每年都聚一次，每年都有数千村庄的村官参与。这些村社共同体村庄不仅农业、农业产业化发展得好，村庄建设和治理也好，农民的各种福利都非常好，比城市人享受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都好。”

　　来源：长江商报

　　作者：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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