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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西方现代文明转型的关口

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愈加分裂、多极化的世界,由西方主导的价值观面临诸多挑战。在许倬云先生看来,现代文明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当今世界暴露出的种种笔弊端,催促我们加以检讨,设法找出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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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转型的当下,人类该何去何从?

西方世界个人主义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给予西方世界强大的动力,终结为西方世界对全球人类的主宰。今天,全球各处的人类族群,在制度上和理念上无不接受西方世界的一切价值观念。最近伊斯兰世界对于基督教世界的抗争,似乎在否定现代西方文明的价值;中国和印度的兴起,又似乎说明一些旧文化体系的族群正在入室操戈,挑战了西方世界的独断。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

举世茫茫,不知可以往何处去。回归一神教的信仰,立刻出现问题——就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互不兼容的斗争。个人主义没有对神圣力量的信仰,将变成自私而不负责任。人以自尊自重,以尊重他人、尊重自然作为基本价值,也许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西方文明本身正在面临衰微、甚至于解体的过程;在世界全球文化的现象下,主权国家的主权将如何处理?在民主制度方面,固然与人权观念有密切的关联,但无可讳言,各处的民主政治都在金钱的影响下,愈来愈庸俗化和空洞化。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到今天,其主要基石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到了今天,许多证券的交易却已经远离依靠信用的原则。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正在把世界人类撕裂成两层,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区隔。工业生产取用了无穷的物资,也消耗了巨大的能源,地球上能供应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

举例言之,国家的主权上面有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组织,下面有地方管理单位,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规划国家主权的限度?使其不要无限扩大?一方面,国家的主权已经构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国家机器掌握了主宰公民权利的机会。又例如,民主制度下所有官员都经过票选,这些官员们经过媒体的渲染,在选举过程中巧言令色博取选票,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执政的能力。我侨居的美国这几十年来,选举制度选出的各级官员,跟着媒体影响力的扩大,愈来愈显示民选不是一个真正选拔人才的制度。又例如,产业经营的股权经过证券市场的操作,实际上已经极度地分散和零碎化,再也没有一个真正掌握股权的股东群,来监督产业的管理和操作。工业生产求多求快、求新鲜,产品一批批涌向市场,又一批批被淘汰为垃圾。(我们手上的计算机或手机,不是几乎年年换新的吗?那些被丢弃的旧品实际上并没有坏,可是所有曾经放下去的劳力和资源却都变成了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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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反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者。图片来源:路透社

设计新的制度,必须经过全民大家的共同努力,不是任何人可以闭门造车,设计一个“建国大纲”就能达成的。此处挑选几个显而可见的问题,提醒大家的注意。世界上民主制度的政府,大概都不外乎两个类型:一个是议会为主的内阁制,一个是元首为主的首长制。三权分立的观念,立法、司法、行政之间有许多的冲突和矛盾。国家的资源和发展的时间,都往往在争争吵吵之中不断地浪费。立法权本来是代表选民的意志直接监督政府,然而,选出来的代议员通常并不是熟悉政务的专家。行政权要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又必须要有真正能办事的干员,设计和执行必要的政策。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冲突,后果往往是外行的代议士领导内行的专家。但是,如果一条鞭由行政权直上直下执行政策,立法权又如何监督?也是一个大麻烦事。

以议会为主的内阁制——例如英国的制度——稍微能够补救这个缺陷,因为以多数制定政策的议会,其中多数党的成员也就是要负责执行政策的人物。可是,这些选出来的代议士,又有多少是专家呢?能够在地方上当选的人物,往往是有地方实力的基础,当选的代议士——例如日本的议员,甚至于首相,几乎都是出自有限的几个门阀和派系。美国南方各州,他们的议员和州政的主持者,也往往是由当地的大家族世世代代垄断。行政权强大的国家,如果也是由一群家族和集团垄断政权,则政权朝代化的现象当更为显著。

国家政务理论上是经由人民的委托,替全国公民造福利。《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全国所有的儿童能顺利长大,成人有工作,老者安养余年,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人照护。这个原则,相当程度的是由国家机器掌握若干财富的分配权。直接发生的问题是,有些占有优势的人士,手上累积的财富远大于他应有的一份。这些成功的人士,却会以保障人权自由的理由,反对国家机器干预:他们主张的是,有发展的自由,却不负社会的责任。社会福利到了一个地步,又往往导致一些得福利之益的人口会失去斗志,一心一意地依靠社会福利而不求上进,徒然授人以柄作为攻击社会福利制度的借口。上述情况的两难处,将来如何解决?也是一个大问题。也许,许多社福的管理交付给邻里乡党,会比直接由国家操作更有人情化,也能更直接地解决个人的实际困难。

今天的生活比过去数百年前舒适优越多了,可许多跟着生活条件改善而发生的专业,就不是一般可以凭常识作判断可以解决的。如何将专业人员的知识,适当地放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项目。例如,美国的司法权,是由一群高度专业的法律专家,组成的一个大法官会议解释宪法,也是解释人权的本质,以防止国家的权力侵犯了人民的基本人权。又例如,美国的货币并不经由中央银行管理,而是由一个专家组成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纯粹按照经济理论和经济信息,判断国家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这一个委员会完全不经过民选,而他们的权力却是直接影响到每一个老百姓财产的总价值,也指导了全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其实,医药和公共卫生、交通和公共安全以及环保与天然资源的消耗等等,都是直接有关民生和发展程度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也应当是由专家处理,而不能仅仅授权给民选的议员和行政官员。

从希腊民主制度以来,因为用“民主”两个字选出了官员,制定错误的政策或者执行有偏差,其例证处处都是。那些神权国家——例如,伊斯兰的教士团,或是旧日天主教国家和东正教国家——以教士作为国家官员的来源;他们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也往往以信仰教条放在实际问题之上。这些的缺乏专家为人民造福的弊病,将来如何纠正?也必须在设计新秩序时,给予慎重的考虑。

结合以上讨论,当以英国模式的内阁制比较可行:两党竞争,国会多数党组阁,由国会中具有专长的议员担任各部政务首长,辅以常任文官执行国会通过的多数政策。众所共知,最近美国和台湾地区的政府,都因为反对党以种种方式抵制政府,国会中几乎时时在冲突(台湾“立法院”,甚至常有拳打、足踢、拉头发的暴行)。立法与行政两部门之间难以协商,导致政务接近瘫痪。如此民主,失去设立政府的原意。解决之道,应以直接诉之民意裁决双方争议:由总统于必要时解散国会,立刻经由公投选出新国会,然后根据民意推行公民选择的政策。美式宪法修改不易,有时不能及时顺应民意。如果经由上述解散国会后的投票,也可以因应事实的需要,同时提出修改宪法条文的公投复决。这一套措施,即是以民意随时最近监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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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的“议会”暴力

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生产和服务事业都是民营,让市场原则决定其成败。这一个原则,基本上假定市场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按照需求决定产品市价的高低。然而,在资本主义实行三百年来,我们知道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没有人操纵。最近二十年来,美国两次经济危机都揭露了大财团在操纵市场的实况,为了保护一般公民生活上的需求不受投资者的剥削,那些有关公众利益的事业——例如,能源、铁路交通、公众用水、大规模的水利——都不应交给私人经营。这些事业的营利基础,一方面假借了公众共有的资产,另一方面这些事业有独占市场的性质,一般人民无法以竞争的条件躲开他们的独断。这一类的事业,应当是由国家或各级地方政府分别拥有和管理,但是也要经过人民的直接监督,以避免有私人假借公产图利。

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以后有《反托拉斯法》,以遏止私人资本的膨胀和独占。行之多少年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管理的效果已经日渐微弱。这种问题,可能不只是在企业到了某种规模才加以限制,而应当是在股票市场上,集股进行的阶段就密切注意。近代科技结合紧密使得新的产品不断推出,这些产品有的是以大量浪费有限资源取得优势,有的会对自然环境严重损害,设计产品时因为不考虑上述因素,造成新产品的暴利。对于这种新产业的出现,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当有所管制,在新产品刚要投产时,公权力就应严密地监视,不容许产业以造成公害取得私利。这些节制资本的措施,在市场经济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目前很难付诸实现,不过我们必须要提醒大众,适当地节制资本乃是必要之举。

资本主义的祖师亚当·斯密,其名著《国富论》讨论财富的意义,原意在于实现国族共同体的集体富足。现在的经济行为则以个人致富为目标。近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致力于以钱玩钱,将生产放在次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以资本换取远方资源;第二阶段是投下劳力,换取生产品;第三阶段是利用机器,大量生产商品;现在应是第四阶段,将是一知识作为生产的力量,不断开拓经济领域。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最近在福布斯解释“知识即是能力”,就是指出纠正目前经济理论的窘况。我建议,从中国文化“利用厚生,仁民爱物”的大原则,致力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为目的;同时,寻求最好的生产方式,既要尽力节省资源,又要达到高度使用的功效。于是,资本应当用于不断创新的研究,同时投入资本尝试生产的风险投资。近来信息工业的不断开拓新产品,即是例证。总之,盈利与消费之间,提高人民的生活乃是一切考虑的第一要件。

在现代文明的几根支柱中,“自由”和“人权”都是重要的项目。前面所说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据的自由市场行为,都是从这两个观念衍生的。如前面各章所说,自由和人权的观念,和神授的恩惠有极大的关联。今天既然神恩观念因为宗教信仰多元化面临了困难,我们必须要从人的自觉、从人的现象推己及人,以至于延伸到全人类共同的福祉。其启发者在我,其保障者也在我,我们既要保障人的权利,也要防止个人的利益侵害了旁人的利益,甚至于一些人的一时利益侵犯了人类全体的利益。我们要自由,就要顾及别人和全人类的权利;我们要权利,就要顾及权利背后的责任。如此自我期许,也如此自我警惕,也许人类可以在每一次争权利、争自由的过程中,永远记得不要因为扩张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别人和全人类的公益。

前面曾经提过,在近代主权国家的观念下,国家是一个终极层次的团体。国家的公权力,在今天已经削弱了其他层次组织的功能。举个例说,人类历史上宗族、邻里、同行、以及各种同志趣的结合,都曾经担任过结合许多个人,构成一个能做事的社区和社群。在今天社会逐渐解体,社群和社区首先解散,个人成为流散的孤独者。于是,个人除了向国家代表的公权力完全屈服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上,国家公权力不能提供任何功能,只有自动自发的社区社群,才能对于许多个别的孤独者有合作和安抚的作用。既然人类从个人扩大到全人类,曾经有过发展的各阶段——村落、部落、宗族、社群等等,以不同的形式结合个人为群体。为什么在今天,我们只让国家这一个层次独占胜场?

今天,现代文明正在转型的时候,我们应当让各种不同层次的团体,恢复他们在社会上结合孤独个人的功能。两岸的中国人在近来半个世纪,都有过社群和社区的生活经验。大陆的工作单位,照顾了工作人员及其家人的生活;台湾的“眷村”不仅在军队中有之,许多文字的政府单位——甚至公、私企业单位,其工作人员和家属也有过程度不同的居住社区,称之为宿舍。这些社区中的居民生活在一起,彼此扶助、互相照应。那里长大的孩子们同校读书、一起长大,宛如弟兄姊妹。老人们退休后周围都是熟人,也不会寂寞。单位担起社区福利的责任,例如集体医药保险或老弱长期照顾,有了社区的公众意见和监督,都可以减少滥用福利的弊病。社区中的房屋假如都以租赁为主,也可以避免现代都市炒作房地产,导致经济泡沫化的现象。

总而言之,在一个现代文明正在转型的关口,我们不能认为现代文明代表的一些组织型态,就是人类最后的选择。许多今天呈现弊病的制度和观念,在今天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加以检讨,也设法找出新的设计,以满足人类作为共同体的需求。此处,我并不想描述任何乌托邦或者理想国,我只是指出我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找新出路是必须要的工作。尤其不在西方文明原来垄罩范围的其他文化系统,其中有识者更当抛开一切模仿西方现代的旧习,而重新思考对未来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更为适合的新途径。有些新途径是旧瓶装的新酒,也更应该有崭新的观念和崭新的设计。



时间:2020-06-01   来源: 單讀Reading   作者: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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