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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鹏:高压管制下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裂变
2013-05-28 09:37:00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纯洁性,苏共中央和历届苏联政府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实行高压管控的政策和措施。这种过分依赖强制灌...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纯洁性,苏共中央和历届苏联政府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实行高压管控的政策和措施。这种过分依赖强制灌输与监控的意识形态管控模式表面上看似乎很有效果,在苏联存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党的决议、政府文件、国家法律、有关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都能在各级党代会和苏维埃会议上高票通过;绝大多数时候,中央、上级的指令和决策都是百分之百地被认可;党和政府的领袖所到之处,人民都三呼万岁,深表拥戴。一切表象都显示,在苏联,政党、政府和人民的思想高度一致,整个苏联万众一心。但实质上,政治高压之下的意识形态强制灌输和管制,并没有赢得人们内心的真正认同,表面上的驯服和同意是因为对于外在巨大强制力量的恐惧,一旦强制力缓释,久蓄人民心中的逆反心理便开始反弹,并进而演化为反对执政党和现政权的对立运动。正是苏联末期这种社会性的逆反思潮和反对运动冲垮了苏共经营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也推倒了苏共和苏维埃政权。
 
 
一、高压管制是苏联意识形态管控的主调
 
鉴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对于国家政权的取得和巩固的作用,以及执政党地位的确立与合法性认可的重要性,苏共中央和历届苏联政府历来就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多方设法,特别是使用国家机器的强力专政手段,不遗余力地推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坚决打击其他各种不同的思想和意识形态。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维埃政权就颁布了《出版法令》,勒令查禁和封闭一切煽动反抗或不服从新政府、鼓动犯罪或故意歪曲事实真相的报纸,实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监督和检查。在政权巩固、国内政治秩序基本稳定以后,这些措施不仅没有被取缔,反而变得更加严厉。1922年8月第十二次全俄党代会通过《关于反苏维埃政党和派别》的决议,提出要采取更加全面和严厉的意识形态管控和书报检查制度。在此次会议上,列宁对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论调痛加驳斥,他指出:报纸是“有时比炸弹和机关枪更具有危险性的武器”,给敌人以出版自由就是给敌人“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1]
 
列宁还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人、党员文学家要定期对一些教授和作家的文学活动、作品进行检查。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经列宁批准,苏联于1922年对知识界采取了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措施”,把包括诺维科夫、别尔嘉耶夫、卡尔萨温、弗兰克、博戈列波夫等人在内的当时俄国顶尖的学者、教授和艺术家200多人驱逐出国,并且全面封禁他们的作品。[2]
 
而且,苏联的各类国家专政机构、国家安全机关也全面介入到意识形态的管控工作中来。他们积极充当上级领导监控社会舆情、监视民众思想的耳目,同时也拥有采取各种非常措施的权力,不仅可以惩处任何不合作的行为,还可以惩办反革命或者说反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及思想方式。
 
斯大林时期,政治高压、严密监控更是成了苏联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一种常态模式。主要表现为:
 
借助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等暴力机关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大批判、大整肃和“大清洗”,肃清一切同斯大林理论相违背的思想。
 
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理论的指导下,20世纪20至50年代,斯大林借助暴力机关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压运动。这些运动和斗争包括:20年代中后期连续对党内三个反对派的斗争;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对所谓“资产阶级技术专家”的镇压;“大转变”中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上各部门的大批判、大斗争;30年代上半期的强制集体化和强迫征粮运动;30年代中后期的“大清洗”运动;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对知识界、重工业部门和内务部系统的镇压;对军界的大清洗;战前和战时对十多个少数民族大规模迁移和流放;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苏联被俘和被遣人员的审查运动;战后在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展开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批评运动以及一连串的社会案件。
 
这些接连不断的、近乎白色恐怖的镇压活动,名义上是肃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实则是肃清一切同斯大林理论相违背的思想。造成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使得整个社会笼罩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病态精神氛围之中。作为“大清洗”实施机关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部,不受其他任何机关和制度的制约和监督,可以采取各种非制度化的手段,包揽从逮捕、审讯、处决等司法程序的全过程。为此,布哈林曾把斯大林时期的暴力机关比作“创造奇迹的国家机关”。它们“能够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个党员干掉,把他们指为叛徒、恐怖分子、异端分子和间谍。”[3]据资料显示,在1930-1953年间,由苏联人民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等非执法机关判处刑罚的有2478406人,其中被判枪决的有656548人。[4]
 
建立了一种多层次的、全面的、严密的舆论监控和书报检查制度,严格过滤各种“不纯的”社会思想意识。
 
这种书报检查制度要经过5个层级的5种过滤机制:第一个层级是自我检查,即由作者根据历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肃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实行自我的内省检查;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由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第四个层级是经由国家机关的惩治性检查,具体实施机关是政治保安局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则是克格勃的第五局;第五个层级是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这种书报检查制度除层次多之外,涉及范围还特别广。任何“有违背和敌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作者属反革命者和死于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者”,甚至“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东西都要受到严加查禁和封锁。[5]
 
各类文化活动的最新动态,各类流通、收藏领域的精神产品,国家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各类信息等无一不被监控。不管是书报文献等出版物,还是讲稿、报告、展品等非出版物,也不论是无线电广播还是各类文娱演出活动都在严密监管范围之列。这种多层次的、全面的书报检查制度形成为一张严厉过滤“不纯意识形态”的“天网”。
 
斯大林之后,虽然各届政府的意识形态管控政策方针都有所变动,但是加强对苏联广大知识分子与人民控制和压制的思想文化路线、政策及其领导体制却一直延续了下来。事实上,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政治高压、严密控制都一直是苏联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方针政策。
 
 
二、高压管制下意识形态管控局面的升平假象
 
通过多年高压管制政策与措施的强力推行,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管控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全苏上下极少有反对的声音和不合作的言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单边独大,表面上和形式上,社会意识形态完全处于党和政府的掌控之中,呈现出一派升平与统一的景象。主要表现为:
 
 
(一)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意识形态教育、管控体系
 
列宁时期,苏联就建立了一套在党内以中央宣传鼓动部为首、在政府内由教育人民委员部牵头、以书报检查制度为核心、以国家安全机关为后盾的意识形态教育、管控体系。自20世纪20年代起又形成了各级、各部门第二把手主管意识形态的规定,并成立了兼有党政两个系统职能的中央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专管社会意识形态。另外,为解决一些临时性或阶段性的意识形态管控任务,在党政两个系统下还常常会设立各种各样的专门委员会。这一套严密、完备的意识形态教育、管控体系,有如无数双眼睛,警惕地扫视着全苏联的每一个角落,严厉地审视着苏联民众的一言一行。[6]
 
 
(二)强制性大量发行各类马列主义和苏共领导人著作
 
其中,以勃列日涅夫时期表现最为突出。1966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他主持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宣传工作,我们不能吝惜钱财。……在这些场合,我们不应吝惜钱财,也不能吝惜时间和其他手段。”[7]根据这一指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宣传部门不惜成本,大造声势,大量印刷出版马列主义、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苏共领导人的著作,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尤其是高校师生认真学习、研读。1969到1970年之间,苏联出版的单是列宁的著作和论述列宁与列宁主义的书籍超过了7600万册。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全国增办的400多种新报纸、100多种新杂志,绝大多数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8]
 
 
(三)大力宣传苏共中央会议精神,大量修建各类纪念馆碑、纪念馆等,积极营造意识形态管控的良好气氛
 
每次苏共中央会议以及其他的重要会议之后,苏联都会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运动,迅速传达会议精神,不仅要求相关部门立即组织全国上下深入学习会议精神,还要求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的研究教学机构从各种角度论证会议精神的合理合法性、各项决策的英明正确性。另外,为营造一种令人鼓舞的、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歌颂社会主义历史、人物、功绩的各类纪念馆、纪念碑遍地开花;为表彰各行各业的先进人员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勋章、奖状也是大量颁发。
 
 
(四)人民谨言慎行,反对派噤若寒蝉,惟有马列主义被不断重复,全苏上下思想一统,政治升平
 
一方面,一些深谙马列主义、具有独立见解、在科学研究和创作上持有独立观点和风格的知识分子或在肉体上被消灭、被监禁流放,或在意志上被摧垮,在思想上被改造。另一方面,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迫于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压力,唯恐自己没有与官方保持一致,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官方既定的理论观点。这样,社会的批评力量彻底消失、“反对派”失去了立足之地、“异己思想”完全没有活动空间,全国上下思想高度统一。
 
很显然,这种升平与统一的表面形式主义假象,都是高压恐怖政策维持之下的一种无奈社会状况,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虽然,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和强调国民的意识形态教育,会议不停地开,法规文件不停地出,口号天天地喊。马列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路线方针、国家的政策法规也都组织学习了、传达了、研讨了。可是,之后一切照旧,没有任何改变。纸面上的东西依旧还是在文本上,口头上的东西也就是大家说说而已,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苏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大量发行马列主义和苏共领导人著作,出版很多以马列主义为主导的报纸杂志,为意识形态管控大造声势。表面看起来,全社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热情极其高涨,而其实,都是在做样子,很少有人愿意阅读这类的著作和报刊。所以,除了强制发行,这类著作和报刊几乎没有人购买。
 
1986年,戈尔巴乔夫当政以后,苏联国家出版、印刷和发行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报告:虽然经过了数十年的销售发行,但是,在该委员会及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军事出版社、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系统中,仍积压着1969年至1983年间出版的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著作共221部、321.9万余册。其中勃列日涅夫的著作有166部、277.9万册。此外,积压的还有127.6万册苏共纲领;1049种、75.69万册用各民族文字出版的苏共其他领导人著作;70万幅勃列日涅夫标准像;13万幅安德罗波夫标准像;17万幅契尔年科标准像;大量带有上述已故领导人画像的宣传画和画册。该报告请示说:“售出这些出版物看来已经不可能,建议将上述出版物统统作废纸处理。”面对客观的事实,苏共中央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同意了这份报告。[9]
 
另外,虽然,苏联民众出于普遍恐惧而与官方保持一致,使得全苏人民形成了思想上大一统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它也使苏联社会失去了发展进步所必需的生机与活力。领袖被神化,成了真理的化身,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成为唯一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除了在任的领袖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对马克思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提出异议或修正。正如有学者所说,高压的文化体制最大的过错就是在科学工作者中培养了一种奴隶主义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10]研究人员能做的工作就是宣传、普及他们的思想,引用他们的言论注释现实问题。整个社会都陷入严重的教条主义之中,社会气氛极其沉闷,完全是一种万马齐喑的肃杀状况。正如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分析的那样:“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在于:使人们具有从公认的行为准则看来合乎愿望的品质。……如果意识形态并不追求这一目标,并且实际上也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那么,社会中的生活就会变成一个令人窒息的噩梦。”[11]
 
 
三、高压管制下苏联人民普遍的人格分裂和政治冷漠
 
高压管制之下,恐怖成了普遍的社会心理。“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对党多么忠诚,也不论他的历史多么清白,都有朝不保夕之感。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厄运临头,于是,大家都像被判死刑的囚徒一样,处在高度的恐怖之中。”[12]无论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害怕因自己的一言一行招来横祸。人们都不敢讲真话、说实话,否则就可能遭受各种各样批判和打击,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正如曾担任赫鲁晓夫以来历届苏联领导人政治顾问的阿尔巴托夫回忆说:“战后进行的意识形态运动,如反对西方的‘卑躬屈膝’,反‘世界主义’,反对教学、电影、音乐、遗传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的各种‘倾向’,一个接着一个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看到,一些全然无辜的人如何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挞伐,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智力和经验已足以理解这些事情。许多人在内心为这些事情深感难受,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出来公开表示反对——这几乎就是等于自杀。就像这样,许多人也已懂得,当时一些荒谬的事却被当作科学真理来宣扬。谁要是对把无辜的人说成有罪,或对把荒谬之事说成真理表示怀疑,谁就会遭到无情的迫害。”[13]高压管制之下,尽管人们对苏共和苏维埃政府极其不满,但出于自我保护,迫于无奈只得在表面上表示顺从,假装接受官方的政治思想。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在当时苏联东欧国家都非常典型的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捷克的一个杂货店里,挂着一幅政治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店家挂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政治信仰或者是这样的标语有助于他的生意,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人们表明他的态度,他愿意服从共产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14]
 
但这种表面上的顺从是被迫的、做给别人看的,一旦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人们就恢复了自己的本真面貌,也开始了讲真话,这就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历史上普遍的“夜间人”现象。因担心受到迫害和遇到麻烦,人们尽管对现实政治不满,但又不敢与之公开抗拒,因而在政治生活上表现出明显的双重分裂:在公开场合,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戴着假面具,说着冠冕堂皇的大话、套话。到了私人空间,则过着自己的真实生活: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抨击权贵,发泄自己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一位20世纪70年代初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说,入学时他没有发现班上有什么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共产党抱怀疑态度,当时班里有团支部、班主任,几乎天天有政治活动,但到毕业时不抱怀疑态度的倒成了少数,只是表面上一切正常,没有一个异己分子。[15]“夜间人”的病态分裂现象既是人们在长期政治高压管制下不得已的软抗拒方式,也表明人们对于整个苏共和苏联政府体制和统治的完全失望和失去信任与认同。
 
除了这种情绪外,许多普通群众尤其是普通党员和青年学生还选择了消极避世,对政治严重冷漠。感于自己的政治权力被剥夺,自身的作用在下降,许多普通党员对政治抱漠然态度,对党的组织生活没有兴趣;支部会议经常冷场;党支部成了大家闲聊的场所。[16]由于对现实政治失望,很少有大学生对国家大事和社会形势感兴趣,更不用说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大学开设的马列课是学生最不满的课程之一。在大学生的眼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像是“天书”一样,根本看不懂;那些长篇累牍的党史、哲学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等著作全是废话。极少有人愿意主动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活动,大学生们想尽办法逃避“星期日义务劳动”;拒绝参加各种节日游行,甚至连纪念十月革命这样的游行也不愿参加,迫使学校只能以“取消奖学金”的惩罚性措施强迫大学生参加节日游行。然而,即使是迫于无奈参加了,表现也是既不认真也不严肃,有些学生甚至还故意恶搞:拒绝举抬标语和领袖像;喊口号有气无力、稀稀拉拉;在游行的路上乱扔宣传标语和领袖画像;还未通过检阅主席台,队伍就已经离散。[17]严重的政治冷漠,尤其是党员和青年学生对于社会政治的冷漠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18]
 
可以看出,自始至终外在的高压管制都是苏联意识形态管控的主要支撑力量。建党、建国之初,是这一力量将敌对的意识形态打倒而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扶持为苏联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执政建国之后,高压管制又成为支撑苏联社会意识形态运行的基本平台,所有有关社会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政策法规、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一平台上展开的。高压管制对于苏共和苏维埃政权倡导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可靠的维系力量,对于人们的逆反和不满情绪则是一种有力的钳制力量。随着苏联社会意识形态外在表现与实际真相的日益背离,并且越走越远,又是这一力量将其强行捏合,使得它们能够长期并存,成为一种奇怪的矛盾对立统一体。高压管制还是推动苏联社会意识形态形质对立两方面矛盾局势转换的基本因素。最初的时候,表面的统一、信服形式盖过了实际上的不满情绪,全国上下的统一和升平与少部分人的不满潜流形成一大一小两个不对等的背离面,可是,后来,这种大小局面逐渐转向,原来活动在暗地里的不满情绪日益扩大并且不断彰显,而形式上的统一与稳定反而变成了勉力支撑。这一形势逐渐转换和易位的过程正是苏联国家政权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管制由严厉渐次转向宽松的过程。到了苏联社会末期,整个国家一片混乱,完全处于失控状态,维系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压管制力量几近于消失,广大苏联民众对于苏共和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迅速表面化并上升为矛盾的主导方面,人们的不满情绪从久被压抑的潜伏蓄积形态急速转化为现实的愤怒和对立行动,这些全社会性的极端激进逆反思潮和反对运动迅速冲溃了苏共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共产主义信仰体系,最终,苏共和苏维埃政权也在这种无法遏制的破坏性运动冲击中归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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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黄永鹏(1967-),男,湖南郴州人。中南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长沙410083
  
  
 
来源: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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