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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鸿陵:新时代要飞出“金凤凰”——11.18事件之后的治理现代化沉思

关于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治理先生”周鸿陵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建设新时代,我们首先要做到认清形势,推进治理现代化;其次是改变认知,让社会价值成为我们的指导原则;再次协力创新,以跨界合作打造新时代的社会生态;最后注重评估,用全新的评估模式引导社会进步。


 
自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兴发生大火事件以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时间人心难抑、网海汹涌,街谈巷议之中“黑天鹅”“灰犀牛”的说法不绝于耳。痛定思痛,我们能否让悲痛化为鞭策?我们能否让新时代飞出“金凤凰”?我们能否坚定地推进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能,或者是必须能,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新时代要推动治理现代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11.18事件之后出现的社会混乱,反应了我们公共治理远远落后于民众的期待。公共治理滞后、管控模式粗暴造成了社会舆论的分裂,在某些方面还形成了二次伤害。推动治理现代化,提高公共治理水平,将是保证社会稳定有序的重要努力方向。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宣布中国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不只要求更高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都有新要求,所以必须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这些要求的重要保障就是实现治理现代化。可以说治理现代化是当下中国最要紧的事情,是中国从站起来经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制度保证,否则我们的改革成果不但会被稀释,而且有可能因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使社会走向动荡和倒退!
 
早在1992年,邓小平就提出再过30年的时间,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其中包括国家的全面治理。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是在邓小平的战略目标基础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是个完整的系统,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治理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以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产生了不同的社会主体为前提的。所谓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是要求满足不同国家治理主体利益需求的过程,是治理主体之间不断调整、协调互动和综合平衡的过程。国家治理也是国家通过配置和运作公共权力,执行一定的政治理念,始终围绕着特定秩序,对公共事业进行调控、引导和支配,保持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善治状态和过程。国家治理本质就是调动各个治理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国家运用公共事务和实现公共利益需求最大化的活动和过程。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GDP已经在世界排名第二了,中国人均GDP已经进入中等偏上的水平,中国已经走向全面现代化了,其中治理现代化则是重中之重。我们只有提高治理水平,形成制度化、程序化,我们才能保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直面突发事件做好善后工作,在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使民众得到温暖,形成团结一致攻克艰难的局面。
 
新时代要倡导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一个重大标志就是摆脱了唯GDP为是的局面,中国不但要深化改革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要“五位一体”全面发展,从注重经济价值开始转向注重社会价值。这也是十九大报告通篇不提GDP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进步的领导者,根据不同时期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强调不同价值原则,都是和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与时俱进分不开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核心内涵,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十分明白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民心向背。中国先贤早就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核心内涵,是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出发的时候,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已经围绕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探索。
 
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在这个阶段提倡的是不怕牺牲的精神。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经济建设建立起一个独立工业化体系,其中以“两弹一星”为核心军事工业体系则保证了新兴的国家独立自主地屹立于世界东方,在这个阶段提倡的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中国进入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在这个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经济效益,提倡全民致富。当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全面发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在这个时期要提倡五位一体全面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从注重经济价值向注重社会价值转化。用学术语言就是要从“经济人假定”转向“社会人假定”。文化的复兴、道德被重视,中华民族倡导的天人合一、社会和谐开始回归。这正是社会价值赖以成长的社会生态。
 
相对于工业文明时代对个人财富和自我价值的绝对崇拜,在新的文明时代,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价值将成为主流的价值观。从字面上看,社会价值由“社会”和“价值”两个词组成,价值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价值,必须以满足社会整体发展为其唯一目的。因此,社会价值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等价值的总和。
 
社会价值作为一种价值观,作为一种善的价值观,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社会价值的整体性。作为一种伦理观,社会价值必须以实现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为其唯一目的,其所蕴涵的自由观、平等观以及发展观等,都要为此目的服务。
 
社会价值的创新性。在效率和公平被严重割裂的今天,更需要以创新来弥合和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同时,由于创新是一个不断迭代和完善的过程,因此对创新需要有充分宽松的环境,需要有成全创新的机制和耐心。
 
社会价值的合一性。工业文明时代有三个明显的弊端:其一是通过产生新问题来解决老问题;其二是手段和目标之间的背离,最著名的命题就是效率公平之间的二律背反;其三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对立。从社会价值的合一性角度来看,真正的效率,必须以全社会为背景,以整个社会发展阶段为周期,来判断资源配置效率和可持续性,同时还必须和人的发展相关。所以,真正的效率是古今中外志士仁人的共同理想——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公平正义、永续发展。所以合一性要求效率、平等和自由的合一。更高的合一性则表现在目标、方法和行为的合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合一。
 
从全球化视野,纵观人类五百年的变化,实质上整个世界是五百年前人类告别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经过五百年的工业化,人类正逐步开始从工业社会走向智能社会。五百年一个轮回,所不同的是人类文明不是倒回农业文明,而是走向生态文明。五百年的工业文明形成了以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追求,在工业文明轰隆的机器声中,人们被利益绑架,人类社会逐步失去了对自由、公正的追求。

西方世界出现了道德迷失、治理失灵的局面,“黑天鹅”升起、“灰犀牛”奔逐。在这一背景下,一些西方先进也开始对片面注重经济价值进行反思,提倡生态文明,提倡社会价值在西方世界正日益得到重视。虽然西方人在谈到社会价值时候更愿意带着工业文明的尾巴去谈“社会影响力”。
 
当然,文明不只是观念层面上的问题,一般来说文明包括价值、制度、器物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也不是各自独立存在,而是像“量子缠绕”一样形成了一个整体世界。就社会治理而言,社会治理具有立体性,价值会主导治理主体的行为方式,制度是对行为的规范,行动则是治理产品的外化和呈现。三者之间互相影响互相耦合互相缠绕,构成社会治理的文明生态。
 
当今世界,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进入了倡导社会价值、构建新文明的时代,所不同的是各国有各国的基础,但条条道路通“北京”,最终人类会在社会价值的指导下进入一个新时代。
 
新时代建设要依靠协力创新
 
新时代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读,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从文明跃迁等不同方面,我们都可以向世人宣告中国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了新时代。最具有世界同构性的解读,是从文明跃迁方面进行说明。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三百年的工业化的道路,因此,我们今天和西方国家几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开始了向智能社会新时代,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开始了进军,虽然我们要补得课还有很多。
 
在走向新时代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几乎同时选择了协力创新跨界合作的模式,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新模式,是由于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后,尤其是互联网带来的智能化改变,更是让这个社会加速了分化和裂变,但与此同时开始走向新的融合。
 
比如,治理概念的兴起就打破了传统社会管制模式,政府作为唯一的统治者不可能在对社会进行全面管控了,社会管控开始由政府、市场、社会甚至公民共同参与,共同协商来进行。这就是治理与善治从世界银行提出后风靡全球的原因,这也是东西方同时强调“协商民主”的重要原因。
 
当然,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政治协商的传统,协商在中华国家的起源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尚书·尧典》中记载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近代以来,政治协商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基于政治协商会议而成立的。建国后协商民主有了很多方面的发展,在目前协商民主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张重要名片。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他说“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
 
和协力创新还有关系的是PPP和SPPP。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又称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在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PPP最早出现在英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入中国 ,进入新世纪开始扩大应用,2015年被称为中国大规模使用PPP的开始,此年被称为中国PPP元年。
 
需要指出的是,PPP也不是万能的,甚至不能保证在运营偏离公共性甚至产生腐败,一方面需要引进监督机制将PPP置于公众有效监督之下;另一方面也可以继续进行创新,其中SPPP就是PPP的升级版。SPPP就是人们为了防备政府和资本合作时候产生危害公众利益,或者为了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增加了S即Social,就是社会,这样就形成了协力创新跨界合作的模式,为社会治理和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在国内比较早的提倡SPPP的有友成基金会创始人王平理事长和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李健。
 
协力创新跨界合作的案例有很多,其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很多方面都在使用PPP或者SPPP的模式。需要指出的是PPP或者SPPP都不只是可以用于经济发展领域,在社会领域甚至政治领域都已经被广泛应用,PPP或者SPPP的核心承认多元,进而在社会演进过程中发挥社会整体力量共同前进。
 
在国外早期案例集中出现在英国。19世纪是英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发展时期,比如1884年世界上第一个社区社会组织汤恩比馆建立,为社区提供基本的服务项目。
 
在国内比较经典的有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期间,友成基金会创新的“绵竹模式”。“5·12汶川大地震”后,政府意识到灾难救援与灾后重建工作仅依靠政府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借助更多的民间力量和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在这种特殊的契机下,大量的社会团体与民间组织投入到四川的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中去。三年间,四川绵竹灾后重建中以“友成基金会”为主的非营利组织与绵竹市政府通过长期的互动合作,进行了多次制度创新,最终形成了一个绵竹市政府与在绵服务的非营利组织间的多方合作机制,即“绵竹模式”。“绵竹模式”的发展进程主要体现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的搭建和“公益组织联席会议机制”的创建两个阶段。友成基金会的独特优势表现在其战略定位、与政府的关系、物质资金支持、志愿者组织动员体系与自身能力建设五个方面。
 
新时代公共治理的评估要有新框架
 
新时代是一场巨变,会涉及到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督导评估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工业文明时代往往以经济价值为导向,其督导和评估往往是绩效评估为出发点,造成只问结果不问初心不问过程的弊端。结果否决制使得整个社会丧失了公正的导向、社会的导向。社会上出现的“笑贫不笑娼”、盲目攀比等秃废荒诞的现象就是典型。在公共治理、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的粗暴执法、野蛮执法就反应了没有追问初心,没有规划行动程序,只追求结果的弊端。比如在这次11.18事件中对公众造成的二次伤害就是一例。因此,传统的评估模式 、督导模式到了必须进行改变的时候了。在新时代对公共治理绩效不能再作为唯一评估指标,尤其是不能把公共治理绩效等同于经济效益。对公共治理进行全面评估,进行目标、过程、绩效合一性评估已经呼之欲出。
 
打破传统的只问结果不看过程评估方法,改变评估体系已经成为一些关爱社会的组织和个人共同看法了,其中社会影响力评估就是一些优秀分子研发的评估体系。目前比较成型且具有颠覆性的评估体系则是友成基金会研发的社会价值三A三力评估体系。
 
一般来说社会价值的创造力取决于两个决定性的要素:社会议题的公共性和解决方案的系统性。议题公共性越强,解决方案的专业性、系统性越强,其所产生的社会价值越大。
 
此外,社会价值的创造还离不开专业、高效的行动力。真正的社会价值实现必定是社会目标驱动力(Aim)、解决方案创新力(Approach)和目标达成行动力(Action)三者之间三位一体、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简称三A三力。三A三力评估体系最重要的特点是以社会价值为导向,以社会创新为引领,以三位一体为特色,可以说是适应时代需求的全新评估模式。
 
社会理想的驱动力(Aim)强调社会目标导向,以更公平、更有效、更可持续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是社会创新的动因。解决方案的创新力(Approach)则是以社会创新的机制、路径和方法,通过制度、模式和技术创新,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达成目标的行动力(Action)强调将使命转化为组织的目标,并将创新的解决方案转变为组织和团队的执行能力,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和推动社会可持续进步的双重效应。
 
这一体系的研发最初萌动于2007年, 2014友成自主研发三A三力社会价值投资标准与评价体系、搭建线上评估平台。通过在不同层面上的应用测试,以及反复的论证之后,于 2016 年 3 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正式发布这套体系。标准一经发布立刻获得高层重视,并希望引入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的工作评估体系中。
 
结语
 
2017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通报大兴区“11·18”重大火灾事故和朝阳区红黄蓝幼儿园涉嫌伤害儿童事件处置情况,专题部署保平安工作。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以清理“三合一”“多合一”等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经营场所为重中之重,坚定有序地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把威胁城市安全的“灰犀牛”关进笼子。表示要坚决扛起对人民生命负责的责任,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要注意方式方法防止个别地方简单化,防止急躁情绪,要注意把握工作节奏,给分流群众留出时间,要注重人文关怀加大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向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伸出了救援之手,后续救助与安置将会陆续到位。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然而当下的中国又何止是“补牢”呢?
 
我们是在建设新时代的行进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要克服各种困难,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新时代!
 
古人云:识为第一。建设新时代,我们首先要做到认清形势,推进治理现代化;其次是改变认知,让社会价值成为我们的指导原则;再次协力创新,以跨界合作打造新时代的社会生态;最后注重评估,用全新的评估模式引导社会进步!然而建设新时代,实现治理现代化,这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我们期待在这个过程中少一些“黑天鹅”、少一些“灰犀牛”,最后久久为功,飞出新时代的“金凤凰”!
 
(本文作于2017年11月29日)
 
来源:中国治理网
 
注:如转载本文,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时间:2017-12-14   来源:中国治理网   作者:周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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