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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道湾直选:“农村包围城市”的民主实验

时间:2010-10-31 14:43:58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


九道湾直选:“农村包围城市”的民主实验

 
本报记者 李利明 首席记者 仲伟志 北京报道  日期: 2002-08-28

  2002年8月17日,一所普通的北京小学的操场,成了首都社区民主化进程的起点——东城区北新桥街道九道湾社区通过直接、差额选举方式,产生了新一届社区自治组织成员。周鸿陵“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公民理论终于在北京落地。

  周鸿陵,“天村实验”的主持者,现在是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长期探索研究中国基层社会民主治理模式。“天村”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村民自治课题组的简称,所谓“天村实验”,是指他们实施的村民民主与村民自治的项目。2001年底,在湖北沙洋县农村村民自治选举实验结束之后,天村文化交流中心更名为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在周的思想中,“新民”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周鸿陵一直寻求在北京做公民教育的样板社区,培训重点是公民自治、公民意识、公民组织。他认为,北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良好,民众的政治欲求较强,拥有做成示范样板的外在与内在条件。有了北京的样板,就容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直选

  九道湾是一个典型的胡同区、平房区,常住居民1145户、2765人,外来常住人口120人,驻区单位4家。此地的自然环境、人口密度、社区成员结构具有北京内城的普遍特点。

  8月17日的直选进行了整整一天。从早上9点开始,投票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多。经过紧张的现场记票,晚9点15分公布选举结果,21人当选为社区代表会议代表,原九道湾社区居委会主任曹建军再次当选居委会主任。曹的长期工作在当地打下良好基础。而天村在湖北沙洋的试验中,一直活跃于村一级政治舞台上的村官则退居到了第二位——在那里,干群关系恶化,村官往往被标记为不良角色。

  直选采取的一些创新措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比如:首次确认18周岁以上、在本社区居住1年以上的外地来京人员有选举权;除居民联合提名产生候选人之外,允许候选人直接报名参选;正式候选人根据提名票的多少确定,充分体现社区居民的意愿;社区代表会议在直选外兼采名额分配制,有1名外地来京人员代表,另由社区单位联组推选产生2位代表;正式候选人遵循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自行及有组织地分4次在社区与选民见面,进行竞选;严格管理流动投票箱,明确规定使用对象的范围;引入公证机构监督选举的投票、计票工作。

  33岁的刘桂娇从河南来京9年,在九道湾开了一家杂货店,用自己诚实的劳动赢得了附近居民的好感与信任。作为外来人口代表候选人,她顺利当选为社区代表会议代表。9年之后,她终于在首都北京体验到了做一个有责任的公民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周鸿陵感动。他和他的新民成员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从而促进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早日出现。他认为,公民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知道如何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善于运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建设民主、法治国家时尤为重要。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明显滞后,这与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有很大距离。

  他说:“权利可以放弃,义务不能放弃。在今天中国要更多地鼓励公民利用宪法和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每个人维护自己的权利,社会才可以进步。”

  与在湖北沙洋一样,周鸿陵等人在对九道湾社区居民进行培训时,用了大量篇幅讲解公民理论。九道湾社区自治组织的直选,让周的理论之树再次萌生了生命活力。

  策划

  周鸿陵的实验,常常为资金难以落实而发愁。如果没有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公民项目组的资助,他的城市社区公民教育就无法进行。但仅仅有了钱,也远远不够。加方要求,周的实验项目必须是当地政府能够接纳并且支持的。沙洋实验如此,在北京更不会例外。

  但这一次,项目的进展非常顺利。周鸿陵说,此次选举是党政机关与学术界的一次良好合作,实现了学术探讨与党政工作实践的有机结合,达到了双赢的效果。这种双赢还体现在,新民中心只负责教育培训方面的资金,而选举的经费则是由政府拨付——依据《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的工作经费由政府负责解决。

  一个非政府项目的政治实验,能够在中国政治心脏进行得顺风顺水,要得益于那些与周鸿陵有着共同理想的政府官员。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城市工作处副处长王时浩、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符正成、新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周鸿陵等人,经常在一些研究会议上相遇。据说,他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许多相同的观点。中办发(2000)23号文件颁发后,他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到了社区民主建设。

  2002年4月,王时浩、符正成、周鸿陵三人与北新桥办事处主任吕德成、副主任郭立峰就藏经馆社区居委会选举工作进行磋商,话题涉及公民社会、公共管理、社区建设,大家的思路居然高度一致,于是商定,在进行藏经馆社区居委会差额直选工作之前,先进行九道湾老年人协会差额直选工作。为了此次项目的顺利完成,北新桥办事处为新民教育研究中心在项目实施地设立了专门办公室,以便他们开展自己的公民教育。

  6月,以上各方决定在九道湾和藏经馆两个社区同时进行两种形式的差额、直接选举的试点。后来,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他们决定只在九道湾进行试点选举。

  7月,召开九道湾工作动员大会,对到会的居民进行宣传、动员。新民教育研究中心项目部、40多名中华女子学院志愿者进入九道湾,调查居民对社区的认知度和对社区建设的要求等基本情况。整个7月,周鸿陵和新民成员一直奔波在香山至东直门这条路上。

  8月11日至14日,他们组织了4场大规模的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活动,介绍候选人情况,候选人进行竞选演说。“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候选人表现出非常高的竞选意识和竞选演说水平,而且演讲的内容每场都有新的变化。”周鸿陵说,“选民的反应也一场比一场活跃,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自身利益及居委会运转的问题。”

  选民高度的民主意识及参与意识改变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大城市的居民对社区建设不太关心,大城市不适合搞差额、直接选举。当然,选民的热烈反映是周鸿陵期待已久的。

  成果

  从天村到新民,机构名字的改变也隐含着周鸿陵对政治体制改革背景的思考。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格局正在发生调整,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面临新的分化与合理定位。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大量居民游离于传统单位组织体系之外,“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转变,形成多元利益主体,它们掌握了大量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但是,政府与这些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存在权力真空,而且信息阻塞,急需民间组织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承担起桥梁作用,帮助政府维护市场与社会秩序,减少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提高政府效率。

  周鸿陵说,目前,政府正在让渡本来由其独立承担的职权,与民间组织包括社区委员会一道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稳转型与持续发展。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监督的载体。扩大基层民主是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城市改革与发展的有效方式;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而社区民间组织(如社区居委会)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引导人民依法自我管理、实现社会良性互动的必然选择。

  有关部门表示,九道湾社区实验将为未来中国城市居委会的运行提供操作样板,为《选举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提供现实的参考。

  对于新民中心而言,九道湾与过去的天村实验一脉相承——他们把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都当成是一所将臣民培养为公民的大学校,这所大学校的最大成果,是村民和居民的公民化。

  城市居民也许更容易掌握民主的操作技术并理解其中的价值观念。九道湾社区实验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政府部门。在探索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九道湾社区实验有助于政府重新思考、安排自身与社会自主治理及与市场的关系。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仲良表示,居委会不能搞两种体制,政府聘用委派人员称为“社工”,属政府的人员,只能干政府的活。而居委会是一个自治民间组织,应该是“政、社分离”,政府不能干涉居委会的自主权,同时不能在居委会扩大政府职能参与管理等。他认为,在中国社区缺乏选举经验、民主选举意识稀缺的情况下,新民教育研究中心的公民教育理论善莫大焉。

  缺憾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博士是九道湾社区直选的专家组成员,三年前,他策划了四川省步云乡乡长直选。近年,他的研究与实践重点也转移到中国城市的社区直选工作。

  李凡对会场组织深感遗憾。由于会场很乱,秘密划票形同虚设,这与一些制度设计有关,也跟上午开会有关。由于有领导来,不能不开会,结果会后的投票是最混乱的时候。另外,选举结果不能由公证处来公证,“公证处懂多少选举的知识?这是一个政治活动,应该是由候选人在投票过程中派出自己的观察员。”

  他还指出许多技术环节的问题。比如,选民填完选票到投票箱的距离过长。在广西等地,这个距离是2.5米,而这里的距离有20米,选民全跑散了,随便找个地方就划票。这是一个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距离很重要,不能长也不能太短。另外,应该用最简单的选票。社区代表会议代表的选票很简单,但主任和委员的选票太复杂,有点像美国佛罗里达投票似的,大家都不清楚,选民经常划错,并且点票时非常费劲。据说这是旧的选票,他们要用自己设计的选票,北京市民政局不干。

  另有专家认为,九道湾这种平房区只是北京几种社区类型中的一个,它的示范作用有限。在高级住宅区要不要直选?他们对这个感兴趣吗?业主委员会和社区自治组织是什么样的关系?目前还不知道。北京市还有很多单一单位型社区,一般来说,这种社区居民对直选兴趣也不大。

  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但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周鸿陵的努力才变得更加可爱。

  周鸿陵感觉到,他们现在做的所有项目有两个弊端,一是区域比较分散,不能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二是社区居民的被动性比较强,发动、宣传的意味比较浓。为了改变现状,他想在北京找一个地方办一个面向全国招生的师资培训班,学生毕业后回到当地组织选举,新民只做一个观察员。但是,资金至今没有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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