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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自已说,中国是什么

时间:2020-10-22 09:34:50编辑:wen


  “中国古代五大发明”这系列文章,是我的一个尝试,尝试着用中国固有的概念体系看待和理解中国的历史。列出的“五大发明”只是我个人的浅见。冒昧地写出来,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出高人高见。

  一个往往被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就是:我们实际上一直在用西方的概念体系看待和理解中国的历史。李约瑟的“四大发明”就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否接受这“四大发明”,只要你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就已经脱离了中国历史自身固有的概念体系,是在削足适履地看待和理解中国历史。

  为什么要强调“自身固有的概念体系”呢?这不是固步自封吗?为什么不能用别人的概念来理解你呢?

  这是因为,在世界上,中国确实很独特,在很多方面都自成一“极”。妄自菲薄,不但态度上有问题,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虽然人类古文明有好几处,但从根本上来说,只能分成“东”“西”两大分支。中国是“东”,其他文明都属于“西”。

  欧洲、波斯、印度、阿拉伯等文明的差别很大,但和中国相比,他们之间的共性更多:有神论、拼音文字、古文明没能持续至今。中国这个“东”则截然不同:无神论、象形文字、一脉相承的文明。所以,尽管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在地理上属于亚洲,但在文明分类上,他们应该属于“西”。

  “东”“西”这两大文明分支如此截然不同,不应该随随便便用此之概念,理解彼之历史。李约瑟的“四大文明”的问题就在这里。

  对西方人来说,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突破,至关重要。正是这场技术突破,让西方一跃成为世界的中心和主导。西方人当然因此认为技术创新才是社会发展的重点。

  当他们看待其他文明时,也就自然而然去寻找那些文明中的技术创新。李约瑟就在中国历史中找到了“四大发明”。问题是,技术创新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和西方完全不同。

  常见的说法是,中国历史是“长期停滞”型的。这种说法其实很片面,是对中国历史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歪曲式理解。实际上,任何古文明,从技术的角度来看,都是“停滞“的。区别只在于,其他古文明早就灭绝消失了,他们当然不可能“长期停滞”。他们只有机会“短期停滞”。

  在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被开发利用以前,世界各地的人类社会,技术水平没有很大区别。大家依靠的无非都是人力、畜力和水力。古埃及人能建造金字塔,玛雅人也能。欧洲人建造的城堡,和中国人建造的城墙,技术上属于同一代。在能源利用没有突破的情况下,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既不能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也不能真正改变社会的组织形式。

  因此,人类遇到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两大类:一是在能源利用有了突破,社会生产持续增长发展的情况下,如何管理社会?这是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新问题。西方人在这方面很有心得。

  而除了这种特殊状态以外,人类长期面临的问题都是:在能源利用并没有突破、也想象不到可能有突破的情况下,如何管理社会?

  中国代表的“东”文明在解决后一类问题上,成就斐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虽然不能避免历史的周期变化——谁也不能避免,但中国文明保持了延续性,并且范围持续扩大,到今天成长为广土巨族型国家。

  “西”文明,尤其是欧洲人,抓住了能源利用突破的历史时机,风光了三四百年。但在如何解决第二类问题上,他们表现不佳。工业革命以前,“西”文明在各个方面都远远不如“东”文明。并且,当“东”文明补上了技术短板以后,“西”文明的风光,也就越来越黯淡了。他们在社会整合上的进展,乏善可陈。

  问题是,能源利用的突破,是可遇不可求之事。实际上,今天的世界又一次陷入这方面的停滞。热核聚变、开发火星等等,都尚在想象中,不知何时甚至不知是否能够变成现实。或许,未来很长时间内人类就是没有能源利用的突破。可见,第二类问题,才是人类始终要面对的真问题。

  中国的“东”文明,在这方面很有心得。我提出的中国古代五大发明,都是致力于解决这种情况下怎样组织、管理社会这个大问题。科举制解决了社会内部的开放问题,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文官政府和文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起和谐关系,最大限度降低治理成本。福利国家确保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重农抑商降低了社会的投机性损失,让资源尽量投入到生产中。皇帝制度则确保社会始终有承担最终责任的行动主体。

  这五大发明构建的制度体,让社会找到了可持续之道,而且,不以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为必要条件,所以,中国文明才能历经各种劫难,一次次复兴。相比之下,其他文明的表现就要差多了。

  李约瑟的“技术创新视角”在观察社会时其实很狭隘,就是基于欧洲特殊时期的特殊视角,遮蔽了人类社会的真问题,普世和普适价值不大。

  以这种欧洲的特殊视角来观察其他文明,是不得要领的。这种观察带来的扭曲,不仅反映在过分夸大技术创新的作用,更表现在把欧洲特殊时期的社会规律当成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比如,在整合社会的问题上,欧洲一直远远落后于中国。这不但表现在欧洲统一遥遥无期上,也表现在他们各自国家内部的阶级分裂上。他们的政党,正是对应这种国内阶级分裂的情况而产生的,所以,各政党都理直气壮地只代表所属阶级的利益。政党之间的竞选等斗争,就是他们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

  中国则从很早起就致力于整合社会,不但范围越来越大,内部的阶级分裂也一直被压制,不允许肆意发展——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最高统治者的要求,是他一定要超越于国内各阶级、各利益集团之上,发挥调和的控制的作用,承担最高也是最终的责任。最高统治者绝不能赤裸裸地代表某个阶级或者利益集团。这种情况虽然在现实中不可避免,但从来都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最高统治者必须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

  显然,如果用西方政党竞争的概念体系,来理解中国历史,只能看到“专制独裁”,而看不到对党争、对国家撕裂、对利益集团的高度警惕及其中包含的政治智慧。

  概念体系非常重要,采用了错误的概念体系,即使那些事实就摆在你眼前,你也只会视而不见,成为观察历史的睁眼瞎。

  应该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悠久漫长的文明史,在很多人类重大社会问题上都给出了出色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是任何技术创新和发明都远远不及的。

  要想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中这些伟大的智慧,就必须深入到中国自身的问题情境之中,用中国“东”文明的概念体系,去看待和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

  当然,应该尽量利用全世界的知识和观念,最好能做到融会贯通,但认识中国历史,终究要以中国自身的概念体系为主。那种全面放弃自我、完全依从西方概念体系的认识方法,就是在削足适履。

  在这种长期的“削足”之下,中国历史被描述得面目全非,甚至被大大丑化。到了恢复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彰显其伟大成就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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