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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贾樟柯在北美被“惊到”谈起

时间:2020-08-06 21:39:39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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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国:四川乐至人, 2001年赴美留学,现为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Allegheny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专业负责人,主要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人类学史及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学术话语构建过程。

  在不同的媒介上读了导演贾樟柯关于在北美的一次电影展映活动中被年轻的中国学生和移民“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人的命运”“惊到”的文章,笔者感到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身处不同立场和位置的中国人(此处指文化认同意义上,而非国籍意义上的中国人)对于中国在国外通过电影呈现什么样的形象的分歧,并想指出,贾樟柯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是有点局限的,他对海外华人的心态和处境确实缺少了解。

  除了贾樟柯文章中提到的新作《海上传奇》以及贾樟柯的处女作《小山回家》,笔者早年曾反复多次看过其他所有贾樟柯拍摄的故事片和纪录片,或许也可算较早以中文和英文从电影文化的角度研究贾樟柯及其他第六代导演作品的人(论文见于2004年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电影艺术》杂志;2005年英文Asian Cinema学刊),也始终认为,贾樟柯是一位世界级的优秀导演,一位深切关怀当代中国的思想者。

  但是,贾樟柯对于海外华人的生活和心态可能缺少真切的了解。这一点从他的电影《山河故人》里对移民澳大利亚的父子两代中国人的表现就能看出来。和贾樟柯拍摄自己熟稔的山西故乡生活相比,当他在试图表现中国人移民澳洲以后的生活和心态,以及两代人的冲突的时候,立刻捉襟见肘,出现了人物形象苍白,行为怪异(张晋生偏执乖张,并非出生于澳洲的张到乐需要补习中文,和中文老师之间的关系)的缺陷,很多看了这部电影的华人在网上的评论都表示这一段最失败和不真实。也就是说,观众没有被说服和带入剧情。

  笔者并非苛责贾樟柯的电影表现和他对华人世界的认知,以及对电影及其广义的传播功能的认识,但从《山河故人》的海外部分以及贾樟柯本人在文章中传达出的“惊到”以及事实上的对海外华人审美心态的批评和困惑(或许夹杂鄙夷)来看,他确实不能很好地了解和体会海外华人的心态,因而也容易被华人对他的电影的挑战而感到困惑。

  笔者想再次指出,“活生生的人的命运”或者上海杂乱的背街弄堂,黄土地上的狂热腰鼓,大红灯笼背后扭曲的人性,这一切成为中国电影的题材没有问题。他们首先是电影作品,就像我们看了一部优秀的伊朗电影,也首先是感受电影之美,体会情节中的人性,而不是盯着电影里伊朗的贫穷。但是同时,我们也确实不能阻止跨文化的电影观众--在北美定居的华人,或者在北美定居的伊朗人--把电影看成是对自身文化的反映,而这种反映作为公共产品,事实也难免超出导演个人风格偏好的范畴,会被观众从不同角度解读。一位从事大众传播研究的印度裔同事就曾说一部笔者很喜欢的“印度电影”在印度人眼里是定居西方的印度裔导演以外国人为对象拍摄的。因而,导演如果要和观众互动,就应该尽可能地去理解这种观众反馈,即便不赞同,也应该有所了解,而且能够更好地解释自己,而不是用(观众只有)“虚幻的国家意识”和(自己把握)“人的命运”的对立来批评海外华裔观众。

  从上述的,贾樟柯《海上传奇》被海外华人观众接受过程中的障碍和冲突来看,很多海外华人观众的确还是非常在意中国电影承载和传播何种“中国”形象这个问题,而不是仅仅通过电影关注个体人的命运或者只注意电影艺术本身。这和海外华人身处的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北美华人不论从人口数量还是政治文化影响来看,都是所在国的弱势。绝大多数的时候,美国电影院里放映的都是美国本土电影,偶尔有经过美国电影工业整合包装以后的中国元素电影,在日常生活中,留学生和定居的华人或多或少都有过感觉到文化冲突,不友善,挑衅,向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解释和证明一些东西的经历,面对不仅有美国白人主流文化,还有其他亚洲文化,拉美文化的竞争,确实更容易被一部电影在海外表现了什么样的中国更敏感。即使是李子柒镜头下的田园生活,也会有人产生是制造关于中国处于农耕封闭状态的观感。

  也就是说,不论创作者的初衷是什么,一旦作品成为大众传播的文化产品,就必然被多角度解读,而以普通海外华人目前身处政治和文化夹缝中的处境来看,超越“传播”因素单纯欣赏个体命运或者田园风光,以电影节评委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电影,似乎还是很难做到的。海外华人非常容易产生“这部片子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西方人是否会认为这就是中国” 这种焦虑。但是,对于产生疑虑和对抗的观众而言,这种焦躁的来源也未必是贾樟柯所认为的“虚幻的国家意识”,更多是在文化传播意义上,质疑电影和导演是否应该在效果上“抹黑”一个本该更正面的祖国形象,或者是否应该“过于真实”。

  造成贾樟柯和海外华裔观众的认知冲突的原因首先是对电影的功能和意义的理解。他认为电影,特别是专注表达个人情感和个人风格的个人风格电影(auteurism)作为艺术理应表现“个体”命运和导演本人的关注和感悟,而普通华裔观众从中看到的却是自己在意的“祖国”和“祖国的形象”。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凡俗,庸常和琐碎的生活世界,往往是具有个人风格的导演喜欢的题材,但对于本身就身处各种凡俗和庸常的观众来说,却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在电影里去体验他人的日常与琐碎。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电影是让观众短暂地脱离自己的现实,进入短暂的梦境般的体验,醒来后再回到自己无可避免的一地鸡毛中。与此同时,任何对“底层经验”的电影表现,也未尝不是个人风格导演在以精英视角表现自己居高临下的悲天悯人。批评者仍然可以像斯皮瓦克一样诘问:“底层(真的)能言说吗”?

  他之所以对交流中的冲突本身产生困惑并在后来诉诸文字,是因为他本人缺少对西方社会的深度接触和体验。当贾樟柯出国的时候,已经是在功成名就之后,每一次应该都是作为电影节的贵宾接受邀请,采访,赞誉。就个人生活经历来说,作为电影节的参展导演和各种活动的受邀者,他不必担心语言障碍,和房东的矛盾,和导师的冲突,和舍友的麻烦,职场的隐形歧视,不用担心就业,签证,文化融入等等种种琐碎的事,不用向任何普通西方人解释中国是怎么回事,他的电影的西方观众和电影节评委也没有人会质疑这个是否典型,是否抹黑,是否真实。漂浮在西方文化精英出没的光鲜场合而不是深入其真实生活,这种经历上的相对单薄和在国际电影界的一帆风顺,导致贾樟柯不仅在电影作品里难以真正把握两代澳洲华人的生活状态和心态,也难以理解他本人面对的,作为观众的华人的心态。

  就海外华人和学生的体验来说,笔者本人就曾经经历过中国留学生和学校之间的一场冲突。两位美国同事邀请流亡藏人举办艺术展,但艺术展中明显的政治色彩和相关形象,旗帜的公开展示,引起了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的困惑,不满和抗议,导致后来学校专门召集卷入冲突的学生和教授座谈。校方完全不理解中国学生何以会有这种反应,分管多元化事务的副校长为此专门到我的办公室请我给她解释背景。笔者对学生的反应进行了一定的辩护,后来多次对学校表示,尊重同事搞多元文化活动的自由,但也希望同事考虑中国人的感受,同时也尊重学生自我表达的权利。

  组织这个活动的同事是我校研究当代中国的,会说几句中文的政治学者,如果她对中国学生会有何种反应都不考虑,也不征询我们的意见,那也没有理由要求中国学生克制。在笔者看来,中国留学生的期待是课余来看看学校自己所宣传的“艺术展”(Art Exhibit),而不是没有人提过的政治展示的。把敏感的政治内容参杂进“艺术展”或者容许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作为主办者的美国同事不够诚实的表现。事实上,当学校的一个学生组织邀请北爱尔兰独立运动领袖Gerry Adams 访问演说的时候,也引得英国籍的同事痛骂,而我就在现场听到他的咆哮。一个中年教授尚且如此,遑论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

  这类原来意想不到的经历自然会使留学生对于中国的形象问题特别敏感。我认为这是值得理解的,虽然处理方式:是理性沟通还是去“闹场”,值得改进。

  作为一名优秀的导演,贾樟柯需要坚持自己对中国现实的冷峻批判,对个体人物命运的关注,但海外华人其实也是一个个在他乡和故土之间游弋的“个体”。 驱动这些个体的审美意识的,何尝都是“虚幻的国家意识”而不是自身的情感?只要看看有过留学和海外居住,而且不乏个人在海外挣扎和困窘经历的导演李安涉及跨文化题材的电影《喜宴》,《推手》,这种导演之间的差别,或者经历和认知上的差距,就会暴露无疑,再看李安直击美国社会内部问题的《冰风暴》即可知其对美国的批判思考。李安涉及海外华人生活的电影同样表现活生生的个体命运,但是却放在一个跨文化和普世的框架里表现种种冲突和张力,不同于贾樟柯电影基本设定在国内特定时空的时代和城乡冲突--故乡三部曲 (《小武》,《站台》,《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笔者不相信以李安的阅历,会被华裔观众的任何困惑和质疑--假如有的话--所“惊到”。

  当然,贾樟柯的电影本身比李安电影更具强烈的个人风格,更接近侯孝贤,Quentin Tarantino  一路。笔者在这里只讨论跨文化经历,理解,以及表现问题,也期望中国大陆导演中能出现具有深度跨文化经历的人。

  笔者本人从电影创作的角度支持贾樟柯,也非常欣赏已故导演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这样的作品,同时希望海外华人电影观众不要对国内的优秀电影进行过于敏感和政治化的解读,试图去理解导演对人性和生存状态的表现。但从交流失败的角度及其“惊到”来看,国内的导演和艺术家也应该理解海外华人的跨文化经历和某些焦虑。如果不反思这一点,或许没有必要再和海外华裔观众进行面对面却又无解的交流,把海外交流限定在与专业研究者,职业影评人和电影界同行之间可能会更愉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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