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治理网!微信公众号:治理中国

美国高官为何不远万里祭奠印度兵?三年前一篇文章早已给出答案

时间:2020-10-30 13:56:01编辑:wen


  刚读到一篇报道评论《国内死了22万人你不默哀,却跑来祭奠死在中印边境的印度兵》,文中提到:“印度人是否想过:美国新冠疫情目前已经死了22万多人,美国政府高官们还从没有向那些死者郑重默哀过,他们现在跑到印度来祭奠印度死亡的士兵,这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又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我在3年前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已经给出答案:四个字——“楔子”战略。

  通俗一点讲,就是“挑拨离间”。现摘录如下,供网友们参考、批评指正。

  文章来源:王鹏:《“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第4-52页。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2018年第9期全文转载。

  全文PDF版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4tqDy3G4OczSN6-ZDjXkPw,提取码:ew5w
  
  

  作为“楔子”的“印太”战略——离间中国与印、日、澳等“印太”国家的关系

  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出于反对民主党、拒斥奥巴马的考量,没有再提“亚太再平衡”概念,但其实际政策行为在本质上却依然以中国为主要反制对象,而“印太”则被认为是一种替代性理念。[1]换言之,打压中国很可能仍是未来美国大战略的“刚需”,因此,无论美国以“亚太再平衡”战略或“印太”战略哪个名目提出,其本质是一致的,即阎学通所说的:“(特朗普)继续靠加强和盟友之间的合作来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这一点不会改变”。[2]受此启发,我们猜测,除了“对冲”元素,特朗普“印太”战略可能还包含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楔子”战略(wedging strategy)。该理论的早期的研究者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W. Crawford)等认为,“楔子”战略的作用主要在于分化已有的敌对联盟或阻止潜在的敌对联盟正式形成;或用一国以可接受的成本去阻止、破坏或弱化一个敌对性联盟,[3]其主要目标包括对(潜在)敌对联盟的重组、解除、预阻、分化等。[4]

  克劳福德将“楔子”战略分为进攻性与防御性两种。前者指纳粹德国在扩张前夕,对可能联合反对他们的国家实施分化、瓦解的措施,如加剧苏联与西方国家间的不信任和相互推诿等。后者指守成国面对带有侵略性的崛起国时,拆散、破坏其可能组建的侵略者联盟,或弱化、孤立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根据上述分类,将中国视为威胁的美国很可能将其离间中国与其他印太国家关系的行为看作是某种“防御性”的“楔子”战略,旨在阻止中国拓展其国际影响力,防止其他重要(印太)国家加入中国所倡导的经济合作/一体化组织或安全合作组织。而在中国看来,美国加大对亚太与印度洋地区的渗透和控制,其行为本身就带有明显的侵略性。[5]

  美国当前面临的战略困境是,一方面,“美国优先”原则要求以内政为重,需要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美国经济,解决自身就业,同时抛弃或至少消减包括提供安全保障在内的国际责任/义务;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认为,在东欧、中东、东亚三条战线同时面临俄罗斯、伊朗、中国等国不断上升的威胁,相对实力有限的美国不仅无法做到在全球层面的战略收缩,也无法做到类似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那样的局部战略收缩——通过缓和地区局势来减少在东欧、中东的资源投放,从而集中60%的海空军力量在亚太以应对中国。金灿荣更敏锐地观察到特朗普外交哲学中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自己是个经济民族主义者,处处都要占便宜,要美国优先,但同时又希望世界继续尊它为领导。不是领导的行为方式,但又要大家称它为领导,这里面就有矛盾。”[6]

  面对上述“手段/资源与目标不相匹配”的困境,从逻辑上讲,大致有两种可能的解决途径:一是减少目标,即放弃部分战略地区的主导权,或者找到能够接替美国进行特定地缘竞争的国家/盟友,以推卸制衡责任;二是增加资源与手段,如采取改革措施快速提升美国国力,或者从盟国攫取更多资源。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楔子”战略可能是能够将上述两种途径结合起来达到最优解的战略手段,同时还可以解决“只占便宜、不给盟友好处却还想继续当领导”的问题。[7]
  

  具体来说,一方面,美国在中国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重要印太国家间打入“楔子”,即挑起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者扩大、恶化他们之间本已存在的分歧与敌意,能够使它们强化对中国的制衡行为,从而在客观上减轻美国制衡中国的压力。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加强对抗中国的同时,必然会对美国产生新的、更大的战略依赖,包括美军支援、政治背书、经济援助等。这不仅可以强化美国的国际领导权,也能够为其带来经济上的实惠。从这个角度看,“楔子”战略是实现低成本“对冲”战略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值得说明的是,鉴于特朗普“交易主义”特色的同盟管理风格,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将使用不同于此前奥巴马等总统的方式协调与这些盟友的共同行动。[8]例如,他可能不再以主动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开放市场等手段来换取盟友的支持与忠诚,而是靠挑起事端,增大盟友与敌对国家(如中国)之间的矛盾来“倒逼”盟友,使其对美国的支持产生更大的需求与依赖,从而使美国在双边互动中获得更大主导—支配权。为达此目的,美国所重点“挑拨”、同时也着力“扶植”的盟友应该是有较强综合国力的地区性大国,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实力抵消中国的影响力,同时其还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以从美国购买武器和军用物资(而非获得无偿援助),从而在客观上代替美国制衡中国的同时,还为特朗普提振美国经济、解决国内就业做出贡献,可谓一举多得。
  

  特朗普一年半来的政策行为基本支持上述逻辑推理,下文从经验层面展开详述。

  在话语层面,尽管特朗普本人并不看重美国建制派所极力倡导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但这并不妨碍他以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方式将这些观念纳入其“印太”战略中,作为话语策略(discourse tactics)既笼络盟友,又可定向排斥中国这样一个在地理上显然属于“印太”区域的国家。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在有关印太地区的演讲中反复强调该区域应“保持自由和开放”。此处“自由和开放”实指美国只和与他们政治制度与价值观类似的国家一起开放,其潜台词是如果不和美国共享政治制度与价值观,这样的国家美国将不会对其“开放”。可见,这种看似强调“开放”、“自由”的外交辞令背后是一种排他性的策略安排,或有助于美国在该区域建立排除中国的(经济)同盟体系。[9]

  在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特朗普的演说不点名地批判了某些国家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coloss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以“政府规划者主导投资”(government planners direct investment)。他认为这些都是对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破坏。他在演说中强调:“美国促进私人企业、创新和产业。其他国家却支持政府主导的工业计划和国有公司。我们遵守世贸组织关于保护知识产权和保证公平、平等市场准入的原则,他们却倾销产品、补贴商品、操纵货币并推行掠夺性产业政策。……我们不能容忍公然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我们将直面那些强迫企业向国家转让技术、迫使他们建立合资公司以技术换市场的毁灭性行为。我们将解决那些对庞大的国有企业进行大量行业补贴、将私人竞争者挤出市场的问题。”[10]很明显,特朗普的话语策略是将他所主张的“正确的国际经贸模式”与特定价值观相联系,然后用这种价值观框定美国所希望团结的国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由此推断,如果“印太话语”进一步操作化和制度化,那么美国有可能通过建立一套全新的、带有极强排他主义性质的地区经贸制度安排而将中国边缘化。

  必须说明的是,无论特朗普如何强调美国与特定亚太国家共享的价值观,在涉及经济贸易和国家利益时,其“商人治国”的特征表露无遗,如特朗普出访日本时公开发表演说称,美国在不公平的美日贸易中一直处于入超地位,因此必须重新谈判,就公平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方能使美日“迅速化为友好关系”。在演讲中,特朗普还特意提醒日本注意周边安全,而提升安全保障的最佳手段就是增加对美武器进口。

  在安全领域,正如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曾经预言的:“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谁也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它”。[11]特朗普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不断地在中国的印太邻国的安全焦虑上做文章。例如,他曾使用类似的话语策略将价值观和地区安全事务联系起来:“我们必须主张对等共赢的原则,如尊重法治、个人权利、航行自由,包括开放的航道。这三个准则为志同道合的国家带来稳定、构建信任、安全和繁荣。”[12]

  很明显,在这段话中,特朗普将安全议题(南海争端、航行自由、开放航道)、价值观议题(尊重法治、个人权利)与他的经济主张——“共赢的原则”通过话语连接策略而捆绑在一起。如此则有可能使一些因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岛礁纷争而对美国安全保障存在较大诉求的印太国家默许其经济主张。与此同时,特朗普通过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等理念粉饰其带有浓重(经济)民族主义和新孤立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原则,并试图占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

  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可能是观察特朗普“楔子”战略实施办法和效果的有效案例。2017年6月18日,中印军队在洞朗地区开始对峙。[13]约一周后的6月27日,印度总理莫迪访美并获高规格接待。其间印美就加强防务合作、印度高科技人才签证等广泛问题进行了对话。[14]在美印元首会晤前夕,美国批准向印度政府出售22架MQ-9B“天空守护者”无人机及其配属设备。美国媒体称,这是美国第一次将此款先进的无人机卖给非盟国。[15]印美会晤当天,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向印度出售价值3.65亿美元的C-17军用运输机一架。[16] 7月10日至17日,即洞朗对峙最严峻的时段,美国、日本和印度集结三国航空母舰在印度东部金奈港附近海域举行“马拉巴尔”年度海上联合军演,演习内容包括防空、反舰和反潜作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三国海上联合军演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延续了奥巴马执政时期建立的美日印三国安保合作体制;而选择这样敏感的时机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也是向正在对峙中的中国发出强烈而明确的信号。[17]

  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无确凿证据表明印度在洞朗地区的行为是直接受美方指使或暗示,但从逻辑上讲,在洞朗事件前、中、后期,美国对印度批准军售、举行联合军演等实质性支持行动,显然使印度在强硬处理对华关系时更有底气和资本。而综合国力与中国仍有较大差距的印度一旦开启全面制衡中国的战略通道,那么印度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将大幅上升,美国对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也将随之提升。

  事实上,不仅中国是特朗普“楔子”战略的目标,其他国家如伊朗等,同样受此影响。例如,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将修复与盟友关系、加大军售以及遏制伊朗等作为其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为实现上述目的,美国刻意利用、挑拨沙特和伊朗在政治、宗教、安全以及历史记忆上的矛盾,进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沙特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与军备采购也达到了新的高度。[18]可见,挑拨、安插“楔子”都是特朗普式外交谋略重要且常用的手段。

  [1] 方长平:《美印太构想已取代亚太再平衡?破解“印太”战略契机正好密钥在手》,载《华夏时报》2018年5月21日,第38版。

  [2]《阎学通点评特朗普当选:美国不搞TPP不见得对中国有利》,日经中文网,2016年11月21日,https://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viewpoint/22426-20161121.html.

  [3] Timothy W. Crawford,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 1940-41”,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1, 2008, p. 1; 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 156.

  [4] 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72页。

  [5] 周琪:《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23~44页。

  [6] 金灿荣:《特朗普的亚太战略应该还没有成熟》,观察者网,2017年11月10日,http://www.guancha.cn/JinCanRong/2017_11_08_433915.shtml;金灿荣、李燕燕:《中美安全战略博弈中的历史与战略稳定性》,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2期,第3~26页;金灿荣:《特朗普执政后的中美关系》,载《时事报告》2017年第2期,第44~45页;金灿荣:《特朗普执政对美国东北亚政策影响管见》,载《东北亚学刊》2017年第1期,第5~7页。

  [7] 金灿荣:《特朗普的亚太战略应该还没有成熟》,观察者网,2017年11月10日,http://www.guancha.cn/JinCanRong/2017_11_08_433915.shtml。

  [8] 赵明昊:《“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第121页。

  [9] Demetri Sevastopulo, “Trump gives glimpse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to counter China”,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1,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e6d17fd6-c623-11e7-a1d2-6786f39ef675.

  [10] Donald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 Da Nang, Vietnam”,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1,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11]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12] Donald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 Da Nang, Vietnam”,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1,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13] 朱翠萍:《从洞朗对峙看中印战略竞争》,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17期,第28~29页;叶海林:《洞朗地区对峙事件的前因后果》,载《时事报告》2017年第9期,第40~41页。

  [14] 林民旺:《莫迪访美,美印战略伙伴再出发?》,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14期,第74页。

  [15] 马雪:《莫迪给熊抱特朗普称美印关系前所未有之好》,观察者网,2017年6月27日,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7_06_27_415247.shtml。

  [16] 《莫迪访美:探索特朗普时代印美关系》,新华社,2017年6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6/27/c_1121221861.htm。

  [17]《航母集结美日印开始印度洋联合军演》,新华社,2017年7月1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7/11/c_129651700.htm。

  [18] 周明:《伊拉克战争后沙特和伊朗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5期,第45页。
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