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转型期中国的“三农”危机与社会性别问题

　　近20年来在国际发展潮流的影响下，我国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框架。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男女平等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不管男女平等的口号喊得有多响亮，中国政府做出的承诺有多庄严，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全球化时代，法律与政策的存在充其量只表明其有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保护妇女免受全球重构负面或消极影响的能力已大大弱化。这就不难理解一波又一波的国家干预和项目在微观层面操作时，为何同国家的目标与期望大相径庭？透过上述种种事实我们也不难明白，社会性别在“三农”问题中的重要性同“三农”研究与政策对社会性别问题的沉默、缺位和缺失，何以会呈现如此鲜明的反差。

　　就像“三农”现象一样，农村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由来已久。在笔者看来，我国敞开国门后汇入全球化进程加剧了“三农”危机，而“三农”困境又强化了农民、农业、农村生产和生活中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本研究旨在从更宽泛的全球化角度探究乡土世界社会性别同“三农”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为此，本文力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全球化过程对“三农”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社会性别同三个“农”究竟有何关系？全球化加剧的“三农”危机又如何影响社会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本文尽可能将宏观与微观的事实与数据结合起来，即以政府统计数据和相关文献来记录同全球化相关的“三农”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同时辅以源于实证研究的一些微观数据和事实。“三农”问题之多样化和错综复杂，远非本文所能面面俱到地予以剖析的。限于篇幅，也为行文之便，本文将主要锁定在对乡村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并对理解“三农”问题可提供另类视点的若干方面。

　　二、融入全球体系引发的结构性变化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与开放在中华大地同步铺开，中国随之逐渐汇入了当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2001年“入世”标志着我国向全球经济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过往30年，各种在场与缺席的、近在眼前与远在天边的全球化势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通过劳动就业、价格、资本、市场、人口流动及文化价值观的传播等，已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三农”的各个领域，即便地处偏远的山村社区也难免受到裹胁。可以说，村庄之外村民自身无法控制的全球化已不再是一个远离人们生活的抽样理论话语。既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农村之外，那么，村里和村外的关照、微观和宏观的探究都是不可或缺的。概括地讲，催化并加剧“三农”危机的结构性变化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确立了刚性的城乡二元体制。国门开启之后，这种二元结构的藩篱虽然被冲开了缺口，但至今仍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鸿沟越来越大。例如，1978到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提高到1378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元提高到4140元。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都有了明显增长，但是这两之间的比值也在上升。1978年为2.58，到2000年上升为2.79，到2007年达到了3.33（见表1）。实际的情形比统计的结果恐怕还要大，因为前者往往被低估，而后者常常被高估。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拉大未见有缩小的任何迹象。

　　表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趋势

　　年份收入（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A）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B） B/A

　　1978 133 343 2.58

　　1980 191 477 2.50

　　1985 397 739 1.86

　　1990 686 1510 2.20

　　1995 1577 4283 2.72

　　2000 2253 6280 2.79

　　2005 3254 10493 3.22

　　2007 4140 13785 3.33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17页数据计算。

　　（二）农业部门地位下滑和结构调整

　　伴随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路下滑。1952年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5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5年第12页）。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转变，我国生产和就业逐渐由农业日益转向制造业和服务性行业，农业所占的比重继续下降，从1978年的28.2%下降为2000年的15.1%和2007年的11.3%（参见表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第38页）。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显著变化。种植业在农林牧渔业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为2007年的50.4%,而同期畜牧业由15上升为33%（见表3）。尽管如此，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仍高达40.8（1978年为70.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第12页），足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和农业的弱质性。而且，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抗灾能力差，靠天吃饭的基本格局未变。在这么一个弱质的部门和行业从业，即便农业真的女性化了，似乎也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

　　 表2 三个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

　　年份占全国GDP的比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28.2 47.9 23.9

　　1980 30.2 48.2 21.6

　　1985 28.4 42.9 28.7

　　1990 27.1 41.3 31.6

　　1995 19.9 47.2 32.9

　　2000 15.1 45.9 39.0

　　2005 12.2 47.7 40.1

　　2007 11.3 48.6 40.1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8页。

　　表3 农业内部各个产业所占比重的变化（%）

　　年份产业结构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1978 80.0 3.4 15.0 1.6

　　1990 64.7 4.3 25.6 5.4

　　2000 55.7 3.8 29.7 10.9

　　2007 50.4 3.8 33.0 9.1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3页。

　　（三）乡村脱贫难度越来越大

　　同城乡发展差距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减贫的边际效应在下降。在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中，贫弱者变得更为脆弱了。改革开放翻过了30个年头，期间我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根据外交部和联合国驻华系统2008发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评估》，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改革时的2.5亿减为1990年的8500万（占农村人口的9.6%），并进一步下降为2007年的1479万(占1.6%)（第12页）。即使按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采用的每人每天消费低于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的比例也已从1990年的46%下降为2005年的10.4%，圆满完成了减半的目标（13页）。

　　然而，正像卷入全球重构之中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在不断扩大。由于私有化、商业化、现代技术的应用、大规模流动等巨变，农民本身也已成为一个高度分化和多样化的社会群体。但不容否认的是，我国大部分农村居民目前仍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按照官方统计，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年总收入为5791元，但平均每人的年总支出竟达到了5137元，其中家庭经营费用支出是1432元，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是147元，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第338页）。可以想象得到，多数农户的生活仍陷入了入不敷出境地。农村老少边穷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更是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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