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邱建生 车海生：改革开放四十年“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而后，新中国利用长期战争对执政党和人民的教训以及战争中形成的军事化集权体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业化动员机制和组织，用30年时间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三次工业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干部不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工业化的成本干群一起承担，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苦难干群一起承受。形成了干部不忘初心、群众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建设国家的局面。

　　然而，是工业化就会有成本，我国前30年工业化还以“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重工业为主，没有增加多少城市就业，所以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反倒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一旦成本累积形成危机，就要“上山下乡”，把城市失业人口转移到农村去。同时，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是为了方便城市工业从农村农业提取剩余，到了“文革”晚期外债和赤字问题恶化，农民的积极性不那么高了，于是危机爆发在城市。

　　改革开放搞的包产到户，形式上跟建国初土地改革一样，是又一次按人口平均分地。只不过上一次叫土地改革，这一次叫家庭承包，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质是“均分制+定额租”。1950年农民占总人口88%，1980年农民占85%。包产到户让农民回家种地，政府只需集中解决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所以，如果看建国初期和改革初期的历史经验，其实有很大可比性，也是靠传统小农经济缓解现代化危机。

　　1980年代改革以后，我国工业化发生了从一个中央政府演变为约7万个地方政府都进行地方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戏剧性变化，伴随着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形成30年的高增长。但是，工业化、城市化伴生严重“三农”问题和环境污染，中央逐渐强调可持续发展，但这与地方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间出现难以协调的矛盾，于是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导致外需大幅度下降，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规模失业。我国又遭遇了一次类似建国初和改革初的城市危机。

　　这次危机我们怎么解决的？中国以前出口退税13%，意味着中国政府拿财政补贴给海外消费者13%。现在中央把13%的出口退税转而补贴农民，只要是农村户口就享受13%的价格折扣。于是农民积极购买，结果是农村百户彩电拥有率达到104台。依靠农民的庞大购买力化解了出口不畅的危机。还是依靠向不那么现代化的农村转嫁城市现代化的危机。

经过研究，从1949年到2009年，我国已经发生过八次经济危机[v]：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发生的危机；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所体现的危机；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外向型转化；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危机。中国是如何从众多危机中幸免于难、实现危机软着陆的呢？历史经验表明，只要能够向“三农”直接转嫁代价，城市资本危机就会“软着陆”；反之，凡是不能向“三农”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也就导致了国家的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中国多次“转危为机”，在于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向农村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本质上是农耕文明承担了工业文明的代价。

　　总之，去意识形态化地看近代史，我国清末以来先后有四次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前两次是“洋务运动”和民国政府20世纪20—40年代的工业化，都曾经由于官僚资本提取过量小农剩余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乃至爆发革命。后两次是：50—70年代的中央政府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为名的国家工业化，相对成功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追求高增长目标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既促进了经济增长，提升了综合国力，又造成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

　　在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多年里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里，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就，就是军事国防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同时也积累了很大问题，就是三农衰败和环境污染。继续靠工业化城市化拉动增长，结果只能是不断恶化污染。如果不能实现农业农村优先的生态文明，我们这一代人还能活下去，但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之前100多年中国人在追求经济增长中产生并且延续下来的问题，命中注定要由21世纪新一代中国人在在资源环境更加恶化的国内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转向生态文明，也可以转向生态文明了。

　　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退却阶段，是国家以及农村的被侵略、被践踏，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历史逻辑是工业文明的西方向我国转嫁成本，我国工业城市向乡村转嫁成本；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相持阶段，是国家被打压——虽然承接了西方的成本转嫁，毕竟保持了总体上的独立自主，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和维持——农村虽然承接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转嫁造成“三农”问题，但毕竟保持了总体稳定。历史逻辑还是工业文明的西方向我国转嫁成本，我国工业城市向乡村转嫁成本。

　　但，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反攻阶段，会反转之前100多年的历史逻辑：不再是工业文明的西方向我国转嫁成本，我国工业城市向乡村转嫁成本，而是我们的乡村振兴助力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促使西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

　　据此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远历史转折意义就在这百年历史逻辑的反转里面。

　　三、在新时代重新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

　　今天，我们不能再像过去100多年那样维持融入西方现代化的梦想，所以中央提出生态文明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是中国在21世纪的重大战略调整，东亚模式与西方模式从古至今都有很大的不同，不能一味模仿西方，这就是新时代。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们的头脑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

　　过去我们处在中国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战略退却、相持阶段，有一些对于西式现代化的错误认识可以理解，例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要科学要民主，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评法批儒，改革开放时期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普世价值等。现在，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进入了新时代，以前那些错误认识就不应该再有了。

　　所以，有必要反省20世纪中国追求西式现代化的思想历程。

　　中国作为世界上惟一保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自己应该明白到底要什么。然而，过去100年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我们有些迷失方向了。中国追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过程一直伴随着痛苦的自我文化批判、自我思想革命，并且把对自身传统的反思导向了对西方的肯定。

　　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那是积弱不振的中国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危机之下，知识分子发出的呐喊。认为儒家文化制约发展，必须与儒学彻底决裂，追求西方的科学、民主，胡适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今天再看这个提法是幼稚的，因为，一方面，孔子的主张在他身后两千多年里一直是未完成的状态，历代统治者只是打着孔子的旗号愚弄百姓，就像鲁哀公当年对待孔子的方式，“生不能用，死而诔之”，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革命和改革恰是真正推行孔子的主张——给失去“仁”的形式化的礼乐重新注入道德含义；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西方，我们的“全盘西化”其实只能是“邯郸学步”。

　　无独有偶，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在国家初步工业化进展困难、资本原始积累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时候，一方面提出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另一方面又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似乎贯彻了不破不立的辩证思想：在打倒延续传统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以群体为基因的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全面继承了产生于西方工业化进程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对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孔”运动人们有更多的解释，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这两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目标趋同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都为中国全面认同西方符号体系，或者服从西方的话语霸权奠定了基础[vi]。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快倒向了美国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

　　百年近代史上最大的荒唐，在于中国主流舆论先后赋予来自西方的两派不同的理论体系以绝对正确的地位，连同其派生的相关话语体系，都成为内在具有政治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vii]。长时间里，中国人不仅失去了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给定的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能力，而且任何斗胆挑战者都遭遇卫道士们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限制而不得不蜕化为“犬儒”。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