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

　　一带一路的进路拒绝那些方面，这是我们可以从其作为过去的帝国主义的受害国家经验所能预料到的。同时，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迟来者，它实际上除了遵循其游戏规则之外别无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实际上是对平等互利自由贸易的真正信徒，虽然对自由帝国主义主义和新自由霸权主义的自我理想化为完全基于平等的权力关系和普适的超政治意图具有深层的保留和警惕。它将贸易化约为其至为核心的互利，但将国家的角色据实认作不可或缺，但不是为了支配他国而是为了共同发展的经济作为。它的自我表达不是自由主义的无为国家而是强力有为的国家。它的方法不是政治支配而是协议双方的互利发展。它明确地拒绝霸权——即单一国家的主宰性领导，而特别强调平等互利的自主合作。

　　但这不等于是一种不着地的理想主义，而是高度实用性的对贸易双方平等互利机制的依赖。它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的正义体系中的核心(笔者根据对历史上深深影响到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的“中华法系”的研究而得出的)“实用道德主义”基本思维的概括（黄宗智2016a）,区别于美国式习惯性的对其两面性的霸权历史实际的单一面的理想化表达，实际上则混合了美国的超级强大国家组织（再次说明，包括800个境外的军事基地）与自由民主政治体制，霸权与自由和民主——我们可以称作之前的自由帝国主义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的新自由霸权主义实际。

　　笔者正是从如此的视野来提出以上关于历史来源和其当代演变，以及中国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互利的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它确实是个不同于美国霸权下的世界的愿景。它论析的不是一个被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市场”或“市场经济”，而是通过新基础设施建设而建立或扩大的具体的新市场，借此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进路。它不是一个被理想化/意识形态化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遵循的普世科学规律，而是一个经过道德价值选择所指导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性的具体发展道路。它不是一个虚构的“无为的国家”而是一个为争得反帝国主义的自主权而来的革命型国家，但它不是一个要求争得霸权的国家，而是一个反“霸道”的“王道”的国家。也许至为关键的是，它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由于受到西方的欺压而在近两个世纪强烈倾向要么走向完全拒绝要么完全模仿西方的极端的中国，而是一个已经具有一定自信和具有综合性和超越性的远瞻愿景的国家。

　　六、一带一路与过去农村发展战略的异同

　　一带一路的倡议确实代表了一个之前未能成为中国决策思想主导性的、不简单是模仿西方模式的远瞻性愿景和进路。对比一带一路与近年来的乡村发展战略（特别可见于最近连续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键的不同。后者在最近的19大之前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以资本为主,由国家提供资金来带动资本主义主体的兴起——如龙头企业、大户、规模化的“家庭农场”，将农民视作完全是一种被动的对象。可以说颇像美国型的主要依赖资本——由私企和国家投资或援助——的新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全球主义，将发展中国家视作被动的对象而不是主体。它认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但说不上是真正的由双方作为平等主体来交易的自由市场主义，实际上是完全以资本和资本主义为主的行动方案：它将对方视作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者，不过是使资本盈利最大化的工具，不具有主体性（黄宗智2020a、c）。而一带一路的基本精神则虽然是市场主义的——它的远瞻愿景和实施方案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利协议，但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要通过两国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双方的互利贸易，借此来推动两者的共同发展。在实施中，鉴于眼前的客观实际，那样的合作必须经过对方主体的同意，不能简单通过霸权和营利，附加“给予”和“援助”来实现，而需要通过对等的谈判交易来实施。它讲究的不简单是美国式全球主义的使用后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来使资本盈利最大化，而是通过互利的贸易来发展双方的经济。它可以被称作“没有资本主义的市场主义”愿景。

　　我们也许可以借一带一路的设想来重新思考中国过去的乡村发展战略。在过去的设想中，农民不具有能动性，主要被设想为一种受惠者，被认作是不能起到“带动”农村发展的主体。这是与美国全球主义对待后发展国家基本态度相似的进路。但笔者长期以来已经一再论证：中国农业1980年代以来的新农业革命之转向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农业生产的主体其实一直都是小农户，他们既是新农业（尤其是高档蔬菜水果、肉禽鱼、蛋奶等——如今已经达到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的主要劳动者，也更是其主要投资者（主要来来自打工的收入），而不是政府或资本主义型农业企业或大户（同上）。同时，他们更是城市工业的主要劳动者，也是其新兴的众多城镇小资产单位（如小店铺、摊贩、廉价服务等）的投资者和经营者。他们实际上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中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无疑乃是其主要主体之一。虽然如此，他们仍然一直被国家视作无作为的二等人民，最多将他们看作仅仅为新兴的私营企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推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主体。（同上）因此，国家和城市的中产阶级从来都没有将他们看作有尊严、能动性和创新性的重要主体。如今，我们需要一改过去的思路，设想一个从农民主体性出发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将农民和农村视作必须被尊重、被平等互利地看待的主体。任何农村发展计划须要以他们为主体，国家可以借助一带一路那样的宽阔和综合性视野来指导、带动农村发展，但不可将其视作仅仅是一种受惠的、被支配的、不具能动性的被动体。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按照一带一路对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态度的远瞻愿景来重新思考过去的乡村发展战略，包括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计划中对待农村和农民的态度。

　　其中，一个必须的认识是中国历代以来的市场经济之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所设想的不同。在亚当·斯密那里，现代城乡贸易是个完全双向的关系，由此推动了螺旋似的分工和发展。但中国过去的市场一直都仅是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主要由农村为城镇提供农产品和奢侈品，较少有反向的贸易(颇像殖民地之相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是一个由“榨取”推动的商品经济。（同上）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来的城乡关系一直带有榨取/剥削性多于互利性，从而导致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的“城乡差别”以及伴之而来的将农村视作仅仅是个被动体而不是个能动体的思维习惯。今天，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笔者称作“隐性”）新农业革命之后，许多农民已经获得初步的经营主体性，也包括收入的剩余。国家如果能够进一步协助农村保留更多的剩余——譬如，结合村社合作来为农产品提供高效廉价的新型的“纵向一体化”服务，并由国家来建构新型的服务性现代化批发市场，一如在“东亚”的日本和韩国那样,并且为农村和农民工提供基本的公民福利，将会大幅度提高农村农民对城镇商品的购买力，真正划时代地扩大国内市场，为城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规模大得多的“内需”和市场。借此，将能更进一步促成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减低目前这样的过分高度依赖国外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带一路的新远瞻性愿景其实还带有对新冠肺炎大流行消退之后的恢复生产和市场的路径的启示。如今中国经济面对的是全球化的经济结构的国家和区域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脱钩”困境，以及其所附带的今后的全球经济出于那样的考量的更大规模的结构性重组。除了进行恢复、重建一些已有的产业和供应链之外，我们也可以将目前的危机视作可能促进划时代变迁的契机——即将农村的发展视作相似于构建两大经济带的倡议中的推进平等互利的发展和贸易的机会。要真正强力地带动中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许多是外来的）资本为主导的发展，而是以推动城乡平等互利的贸易（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共同发展。那样的农村发展，更可以成为与目前的另一关键发展战略——即四大经济区（粤港澳、长江三角洲、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连接成为一个潜力更大更广的近距离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后者的论析和建议见黄奇帆2020）。譬如，在基础设施方面，可以强力推进覆盖所有自然村的公路网(“一村一路”)；在贸易方面，可以朝向更加平等互利的双向贸易推进，借以扩大国内市场，做到可持续发展。其中至为关键的因素也许是，尊重乡村的村民和村社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而不是将其视作仅仅是外来行动的对象或行将消失的落后现象。这也是一带一路新前瞻性愿景和实施方案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