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密集反腐周”8人被查13人被处理，释放了什么信号？

毛昭晖指出，在扫黑除恶、金融领域反腐等专项打击活动的背后，一些多年前的腐败问题也被发现，导致退休官员被查处。此外，有些官员为了退休后继续对单位形成控制力，保证“人走茶不凉”，发挥自己的“权力余热”，会安插一些亲信到单位重要岗位。而这些亲信被查后，会交代出这类退休官员的相应问题，导致他们被查。

另外，还有3人（蒙永山、刘川生、薛恒）主动投案。7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披露，党的十九大以来，主动找党组织找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有4.2万人。2021年已有40余名省管及以上干部投案自首，接受审查调查。

毛昭晖表示，十九大后，通过制定留置措施、扩大监察对象等一系列监察体制改革，提升了纪委监委的办案能力，也使得一些问题官员，不再心怀侥幸之心（所以主动投案）。

8月16日~8月1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两天内发布彭波（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7名官员被处分的通报。在一周时间（8月16日~8月22日）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周江勇等8人接受审查调查、王富玉等13人被处分，这一周也被称为“最密集反腐周”。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多名官员被查，其中包含多名中管干部，这说明，一方面，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一直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在一定程度对“反腐败转向论”“反腐败停歇论”等错误认识作了驳斥。另一方面，也验证了中央对反腐败形势的总体性判断，那就是，反腐败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么多的中管干部在十九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我行我素，说明必须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不松懈，否则腐败势力就会反弹。

庄德水称，十九大时提出“保持定力，越往后执纪越严”的要求，多名官员密集被查，释放了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通过反腐营造良好的政商关系

这些密集被查的官员中，虽然来自不同领域和岗位，但几乎均涉及经济问题。比如，通报指出，王富玉“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宋亮“将手中掌握的金融监管职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攫取非法利益；谢长军“靠企吃企，大搞权钱交易”；张新起“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利”。

从反腐涉及的省份分析，经济大省浙江尤其引人关注。十八大后，相比成为反腐“风暴眼”的山西、内蒙古、广东等省份，浙江略显平静。2015年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斯鑫良落马、2016年宁波原市长卢子跃被查后，该省一直未有中管干部被查。今年8月21日，54岁的周江勇被查，使其成为浙江五年来第一位、十八大后该省第三个被查的中管干部。他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杭州首位被查的市委书记，今年首位被查的省会城市在任市委书记。

引发舆论广泛热议的是，6月1日，宁波市海曙区委原书记褚孟形被查，8月19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晖主动投案。周江勇与褚、马同为宁波人。马晓晖曾在褚孟形的老家浙江宁海任职6年，当过政法委书记、县长等职，还与周江勇都在温州、杭州等地有过从政经历。因此，舆论普遍认为近日多名“浙官”被查或将牵出“腐败窝案”。

作为经济大省，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浙江重要示范改革任务，先行先试、作出示范，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微信公众号“团结湖参考”评论称，今年浙江被确定为共同富裕示范区，这意味着，曾经是发展效率最高地区之一的浙江，在发展方式和分配方式上被赋予了探索新方向的重任。与之相应，也就要求当地干部转换思路，更新头脑。但承担重任的第一步，当然是要有一个清新的政治生态。从这个意义来说，被赋予的使命越重，浙江接下来被审视得也会越严厉。

周江勇曾在《浙江日报》刊发《找准深化清廉杭州建设着力点》一文。他在文中说，清则流长，廉则行远，杭州作为省会城市，有责任、有条件在推进清廉建设上更进一步、更深一筹。他还提到，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依托推动企业诚信廉洁、守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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