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雷：改革共识与顶层设计

——做好顶层设计，需要处理哪些问题？

　　在改革走到关键时期的今天，一是要靠凝聚改革共识，集约社会动力来推动；二是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明确改革的目标、顺序和重点。可以说，改革共识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公共产品，顶层设计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考量。

　　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期，同时也是矛盾多发期，甚至很多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如果我们不能顺利实现这种转折，就会直接影响对战略机遇期的把握，搞的不好，还可能走回头路。改革是一个利益分化和整合的过程，而且利益的分化与思想的分化日益交织在一起，“反思改革”成为当下社会各方共同的话题。在改革走到关键时期的今天，一是要靠凝聚改革共识，集约社会动力来推动；二是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明确改革的目标、顺序和重点。可以说，改革共识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公共产品，顶层设计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考量。

　　当前改革共识出现的新问题

　　改革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改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改革到底是为谁的利益，改革的动力源在哪里？这些问题首先都需要通过重建改革共识寻找答案，进而找到改革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动力是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基础上达成了改革共识；90年代的改革动力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和强势部门的利益驱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改革共识；而进入21世纪以来，当我们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改革的动力却日渐式微，改革共识出现了问题。原因在于：

　　第一，改革的突出问题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如何尽快摆脱贫困，推动经济发展。但是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体制和微观基础，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除市场经济带来的原教旨主义弊端，如何突破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治、社会、文化管理体制。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改革的共识。

　　第二，改革的价值认同发生了变化。改革本身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每一步改革都伴随着思想的交锋，但早期的改革由于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因此人们对改革有很高的期望值，也有很高的价值认同感。但改革走到今天，逐渐形成了既得利益者和特殊利益者，也产生了相对受损者，前者距离改革的权力资源较近，而后者的改革“相对剥夺感”较强，改革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了差异，对进一步改革的价值认同发生了变化。虽然改革不可能实现所有人都受益的“帕累托最优”，也难以实现所有人不受损的“帕累托改进”，但我们坚持的改革，应该是有利于大部分人而非部分人的改革，特别是要有利于广大百姓。

　　第三，改革的矛盾焦点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相信、拥护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人们普遍关心的是改革给个人带来的实惠有多少。但现在人们越来越把改革的聚焦点集中在党和政府，尤其是当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冲突不断加剧，腐败现象日益突出，个人利益得不到充分实现的时候，人们把不满和怨气抛向了党和政府，甚至改革的受益者也不满足，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社会的“整体性对抗”，即不管是什么样的改革，总会有人反对。人们似乎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所有改革都是由党和政府主导推动的，改革能否真正推进，能否取得成效，主要责任和矛盾都在政府。

　　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不足以重建改革的共识，改革共识的达成也不是完全能靠行政力量推行和意识形态引导实现的。要达成“改革共识”，必须探究改革的价值诉求，否则，改革就会演变成物欲的贪求和利益的角逐。不能再把改革仅当成实验或过渡，而是需要一种新的认知。如果不能确立对目前中国改革的基本价值认同，我们还会在“回到过去”和“中不如西”的争吵中纠缠不清。

　　改革共识的新内容

　　从中国改革过去的实践和未来的进程来看，我们应该形成的改革共识可以概括为捍卫公正、重视民生、促进和谐、发展民主、追求共和。理由在于：

　　第一，将“社会公平与正义”纳入社会主义本质，是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认识和新贡献。中国目前改革的一个很大缺陷是没能有效捍卫公平，我们改革的出发点本来是打破平均主义的公平，但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每一个公民生存、发展、创造的权利公平实现，致使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体现得不够充分。今后的各项改革必须以保证公平正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第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应该是改革始终追求的目标。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句话表达了全体中国人渴望幸福生活的愿望。千百年来，中国人有两大梦想：小康与大同，全面实现小康生活是通往大同社会的基本前提。改善民生、共享改革成果是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西方强调民主，中国注重民心，“凡治天下，必因民情”。

　　第三，社会的和谐进步是科学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目标追求。“和谐”足以与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所谓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理念相提并论。社会和谐不是模糊或淡化阶级意识，不是立场问题，而应该成为改革的价值认同。但是，和谐社会的提法不能只停留在美好愿景的层次，迫切需要具有内在学理性地逻辑论证，并发展成为一个严谨的政治理念。

　　第四，“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民主是有缺陷的，民主的样式也千差万别。发展民主不仅是对国内民主化诉求的回应，也是我们党对国际社会的“政治宣示”。关键的问题是要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寻求中国民主化的特色和道路，并向国人和世界明示。

　　第五，共和的理念高于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现在不能局限于从国体和政体的角度认识民主与共和，民主热衷于平等，共和崇尚平衡。民主解决权力的归属，而共和强调权力的制衡。民主与共和又必须与法治结合起来，因为宪政是民主的准则和共和的保障。中国自古以来不乏共和的思想，从孔子、康有为提出的“世界大同”到孙中山所追求的“天下为公”，再到邓小平的“共同富裕”，都可以归入“共和”的范畴。但我们缺乏的是共和的制度设计，应把共和的精神和追求贯穿于民主和宪政的制度安排之中。

　　确立顶层设计的出发点以及须注意的问题

　　重建改革共识无疑是当务之急，改革的共识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对未来改革走向的选择。如何实现改革共识，则需要精心设计，而确立顶层设计必须以对现实的判断为基础。

　　一个是客观的出发点，即中国社会发展的定位，也就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或社会形态问题。现在的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中国处在并仍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社会发展带给人们的景象十分混乱，有的说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甚至还处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有人说集合了文化上的封建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威权主义；还有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官僚买办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等。现实的中国，物质上包括从最原始到最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思想上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形态，也包括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亚洲的威权主义、拉美的集团主义、中国的儒家思想等各种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现实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认识的模糊性和解释的随意性。因此，确立顶层设计首先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清楚。

　　一个是主观的出发点，即立场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先后进行了“三讲”、“先进性教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等活动，虽然产生了一定成效，但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立场教育重视不够。我们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问题，但到底立场是什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很多党员干部并不是很清楚，以至于出现了“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怪论。现在很多人往往从功利的立场出发认识问题，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处理问题。因此，确立顶层设计务必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在思考改革的顶层设计时，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意识形态的建构。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其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解构仍然有效，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对人类发展进步产生的影响，至今没有一种学说超过它。但长期以来我们恰恰是被一些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毒害了，没有很好区分作为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强调了其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一定程度的“食‘马’不化、食洋不化、食古不化”，导致了我们意识形态的混乱。意识形态的建构必须正本清源、兼容并蓄，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性、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结合起来，从中凝练出与当今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相提并论的核心价值；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和基本路线有机结合起来，从中构建一整套具有现实说服力、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内化于心的思想体系。

　　第二，国家结构的设计。几千年来，中国始终没有摆脱“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这是比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与黄炎培谈论的“王朝更替周期律”还重要的问题。这个现象的实质是国家结构的设计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千百年来中国总是在经历“内重外轻，外重内轻”的治乱循环，外重内轻往往导致地方做大、诸侯割据；内重外轻往往导致中央集权、异族入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收放之间进行选择性分权，包括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和正在开展的省直管县改革都不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财权不断上收，事权不断下放，地方政府的处境十分尴尬，既开不了源，又节不了流，不得不通过卖户口、卖彩票、卖土地、卖房子、卖资源等手段，维持日益庞大的行政运行成本。国家结构的设计必须建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化分权，优化财权、事权和人事权的合理配置，明确各自的边界范围，探索良性的运行机制。

　　第三，政党权力的划分。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及党领导下的政府，尤其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由于后发展国家面临的困境和中国改革选择的渐进策略，以及政治体制比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刚性，我们没有做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齐头并进，这种形态并不意味着政治不发展，只是与经济发展相比产生了明显的落差效应。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很多矛盾和问题日益激化，目前已经到了不可回避的政治体制改革阶段，否则无法推进下一步改革。毋庸置疑，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能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依靠体制外的增量就可以成功，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善党的领导和如何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权力的集中化现象一定程度上讲比三十年前还严重。因此，一是要还权于社会和公民，相信老百姓有这个能力和觉悟，让公众有表达权和知情权，不能搞“秘密政治”；二是要实现党内分权，正确处理分权与分工的关系，我们这个体制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权力的制衡。只要能够规范政党介入国家政权的方式与途径，完善政党和党员行为的法律法规，逐步扩大属地化管理，合理运用党的组织原则，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不可克服的难关。

　　第四，社会组织的培育。改革从实践上看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从理论上说是社会公共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再造，以及约束社会组织形态的规则重塑。现代社会是由政府组织、市场企业组织和社会民间组织三种组织形态构成的有机整体，市场化改革的内在逻辑顺序应该是市场企业组织较发达，其次是社会民间组织，再次是政府组织，而在我们的改革实践中社会民间组织发育不足，严重影响了公民社会的构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民众的利益得不到有效表达，只能通过群体性事件或上访等形式诉求，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和地方政府维护稳定的巨大压力。由于改革的逻辑和改革的实践之间的背离，一方面党和政府掌握着许多权力和资源，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发育极不充分，二者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百姓中仇官仇富的心理不断滋长，加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社会民间组织的兴起有利于地方公民社会的建设；社会民间组织的构建有助于基层民主文化基础和组织基础的再造；社会民间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地方整合参与资源、引导参与方向、降低参与成本、控制参与范围。重提社会管理是好事，但不要变成管理社会，我们能培养出民营企业家、私人业主，也完全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引导他们发展，为党所用。

　　第五，个人道德的重建。中国的高速发展在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整个社会普遍的物质主义化、庸俗化，可以说整个民族精神家园正在丢失，文化生活中充斥着低俗、媚俗和庸俗的成分。一个十三亿人口的民族一旦失去了信仰，那将是很可怕的事情，缺乏公民美德的物质繁荣只能带来物欲横流。因此，个人道德的重建在当下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迸发出了民族复兴的血气和精神，但如果不能树立坚定信仰、形成公民美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优良的政治秩序也将不会实现。个人道德的重建与人性的光芒、国家的利益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要在国家精神和民族理念的塑造中重建个人道德；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重建个人道德；在遇到重大灾难和变革中重建个人道德；在每一个人每一件小事上重建个人道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句话“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还是有用的。

　　总之，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当代世界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改革形成的长期、快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将成为中国对世界追寻更好发展模式的一大贡献。我们要在对中国历史传统和世界现代经验有足够的理解和传承的基础上，重塑改革共识，精心设计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重新确立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