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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世界、中国和我们自己

时间:2011-01-23 15:47:38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


白岩松:世界、中国和我们自己


作者:白岩松   来源: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

 

  白岩松: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主持过香港回归、国庆五十周年庆典、澳门回归、第27届奥运会等大型现场直播节目。曾荣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长江韬奋奖”“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


  世界眼里中国有多张面孔


  我曾经在我的直播节目《新闻1+1》中说过,1949年,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60年前中国结束了挨打的时代。经过32年的改革,中国结束了挨饿的时代。现在,中国进入到一个“挨骂”的时代。现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微妙而奇怪,夸张的表扬与夸张的批评,最高的礼遇和最恶毒的打击都迎面而来。萨科齐曾经非常不理智、不礼貌,差点葬送了中法之间多年积累的友谊,但是这一次胡锦涛主席去法国访问,萨科齐到机场迎接,然后全程陪同,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一个领导人全程陪同,这几乎是最高的礼仪,因此全世界很多媒体也在分析为什么。你会思考世界看中国的哪一张面孔是真的。我们不要只注意一张面孔,错综复杂的面孔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未来10年,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都将面临这样的世界环境。


  前几天诺贝尔奖评委会的秘书长在进行演讲的时候回答提问也谈到他对中国不是很了解。那既然不是很了解,怎么就这么轻率地做出了一个诺贝尔奖的政治决定呢?他也承认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不要认为很多人对我们非常了解,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国际论坛和国际媒体的交流中要告诉他们,不要再拿前苏联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之前去衡量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喜欢中国人民的人增多了,但是更喜欢中国人民币。这就是这个面孔现在如此复杂的最根本原因。因此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事情面前,它就展现出了不同的面孔。


  邓小平曾经给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定了一个基调,叫“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对外和面对世界的政策基本上是在“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这样一个立场上延续下来。但是,当一个国家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当你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力和其他的权力时,想韬光养晦都很难,一个人绝不是说你想低调就能低调的,树欲静风还不止。


  中国与世界之间除了我们面对的这种不同的面孔之外,还有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任何一个国家首先是建立在对本国利益高度的保护和捍卫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所以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就要更智慧。这两三年里中国在很多的国际场合面临着相当多的挑战,就是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的问题,你希望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利,但是别人希望你承担越来越多的义务。中国一直强调我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但国际上相当多的国家是让你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比如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相当重要的分歧就出在中国希望自己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承担发展中国家该承担的义务,但是谈判方就希望你作为发达国家来承担这个义务,那中国觉得自己扛不起。


  另外,中国现在提出了关于软实力的问题,这就面临着一个国际形象的问题。国际形象首先取决于你拥有了多大的实力,一般情况下成正比,少数国家不成正比,比如希腊对全世界的影响与它的经济实力就不太成正比,因为它依靠的是强大的文化历史。但是大部分国家它的实力跟它的影响力是成正比的,比如说美国制造、日本制造走遍全球,美国好莱坞的电影让你以买票的方式接受它的价值观,而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在日本动画片《阿童木》、《多拉A梦》的影响下长大。


  我们看待世界要有一种更长远的角度,除了要有经济指标的自豪之外,也要给人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价值贡献、理念贡献和务实的推动。慢慢的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都有。龙永图在1994年曾经教过我一句话,他说:“小白,知道什么叫谈判吗?”“谈判就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任何指望谈判是单方面获胜的人,那不叫谈判,那叫征服,甚至叫欺凌。”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不会再像我年少的时候那么冲动地永远只希望单方面地获胜。个体如此,中国也同样如此。就像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里的核心来自中国的古文化“君子和而不同”,所以这是中国和谐世界的根基。


  在动态中追求平衡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能在这个社会上独善其身吗?你的幸福、你的快乐,你所有的事情都与周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自身的问题要比面对世界的问题复杂得多。之前讲世界已经让大家一脑门子的汗了,但是要讲我们自己的问题,八脑门子的汗都装不下。此时此地在中国还有多少强拆的呢?现场有很多老人,你们这一代老人比我们幸福多了。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们小的一代人,几乎没有想过是被孩子养老,想的都是在福利院里度过。老年的问题将是非常大的挑战,中国现在超过60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3%到14%之间。


  这些仅仅还是细节。而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就是从由前30年的效率第一开始逐步转向为关注效率,关注公平,如何使效率和公平的平衡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不幸的是富士康又出现了一起坠楼身亡的事件。毫无疑问,富士康的代工模式是效率的代表,但是之所以从今年开始,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媒体高度关注富士康跳楼事件,就在于我们现在对效率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看重,而看重公平,包含人权、民主、自由等等。富士康也没少做工作,但是现在还并没有彻底根治问题,想彻底根治都很难。因为现在的年轻人“80后”“90后”这批打工者,与他们的父辈“50后”“60后”的打工者是不一样的。“50后”“60后”的第一批、第二批来到深圳的打工者做好了吃一切苦的准备,他们的所有目标是为了家庭生活的改善,因此他们能忍一切不能忍之忍。而且那时城乡反差更大一点,他们有时感受的反而还不错。但是现在“80后”“90后”的这批外出的打工者,不再是为了改变家庭的命运,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他们大部分又是初中毕业或是高中毕业,文化素养稍高,他们的心理需求与父辈是不一样的,对公平的渴望更强,当看到不公平,就会反馈给自己形成一种很大的压力和刺激。


  中国现在面临的相当大的挑战就是效率和公平重新的博弈。中国最早的时候是要“快”,经济发展要快,后来是“又快又好”,再然后变成了“又好又快”。可别小瞧这一倒腾,什么叫“又好又快”?“快”集中代表的是对效率的追求,“好”集中代表的是对效率追求时要适当向公平倾斜。我们现在所有的博弈都在这儿,比如强拆,10年前没有人议论强拆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物权法》,还在于那时的效率低,城市要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要快速改善,基础设施要快速增加,因此强拆司空见惯。现在不行,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博弈,不能因为他仅仅是一个个体,公权力就可以覆盖他。包括贫富的差距不也是隐藏在效率和公平的过程中吗?


  “十七大”报告有两个“民”,第一个“民”被媒体玩命地放大——“民生”,第二个“民”——“民主”,媒体躲了,一是没看着,二是不懂,三是不敢。“十七大”闭幕式前,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节目里与党校的副校长谈民主。很多人觉得:岩松你胆够大的,你在这时候居然敢大谈民主。我说:不是我谈民主,“十七大”报告里有一半是谈民主。“十七大”报告里明确谈到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老百姓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很多人觉得这是2008年才提出来的,其实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有。“十七大”报告里有一个司空见惯的词叫“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就是让你走平衡木,光快还不行,光效率不行,要公平,一切都要有分寸和平衡感,这是这个时代中国的特质。


  我曾经举了一个例子,说中国现在必须寻找一种平衡,中国就像一辆自行车,只要骑着它就不倒,一停下来就倒。所以中国现在必须掌握一种动态平衡。骑自行车不意味着不晃悠,但是只要在骑的时候,怎么晃悠都能找到平衡,因为你随时在进行调整。目前有很多问题困扰着我们,贫富差距、公民社会的建立、声音的重要等等。比如互联网,它有天使和魔鬼的两面,在互联网上我就“被自杀”过,“被挂职”过,但我不能因为这一面而抹杀它天使的一面。你要接受不喜欢的声音和喜欢的声音同时存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能接受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要接受那些看似没有道理的声音。只有没有道理的声音也能存在的社会,那些真理才能够真正地存在。任何一个社会妄图扼杀所有没有道理的声音,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真理也被扼杀了。所以,互联网就在给我们提供这样一种氛围,非常有价值。让我们学会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我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但是我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


  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世界很大,中国也不小,最后我们发现我们离世界很近,离中国期待的目标还有距离,但是我们离自己是最远的,比离世界还远。我发现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我要”,然后你问他到底要什么,“我还真不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恐怕不如老年人更有幸福感。人生的幸福指数是一个V字型,最惨的时候在中年。


  但是我们反过来问,个体到底要什么?有时候我看到身边的人每天玩命地赚钱,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十几年有过花钱的时间?这时候我很困惑,钱挣下来了,从来没花过,那钱根本不是你的,只有花出去的钱才是你的。


  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所有追求的都是那些可以用数字衡量的目标,GDP翻两番、小康等等。我们接下来要追求的是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东西,比如今年温家宝总理把“尊严”二字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尊严该用百分之几来衡量?尊严是什么?有尊严这个目标比成为世界第一还难。还有幸福、民主、自由等等,无法用数字衡量。


  还有很多人声名显赫,可是你感觉他非常可怜,因为他已经不是为自己工作,他在为别人打工,说得好听是为社会打工。就像我看过一篇文章写温州的大富豪王均瑶,生命最后的几年有一半的饭是吃方便面,当然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地方,可是另一方面你也会想,我们一定有哪些地方出问题了,我们该要什么。


  去年有杂志约我写一篇文章叫《底线》,当时我在文章中就写了这样一句话——“捍卫底线”。我们已经没有底线了,谈何捍卫?我们的奶粉里可以有三聚氰胺,我们的宝马车可以把一个孩子来回压四回,我们没有畏惧,所以底线就不断地被突破了。我为什么40岁的时候给自己12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为什么叫捍卫常识?因为常识就在这儿,需要你捍卫,1+1=2,我们的栏目就叫“新闻1+1”,1+1=2,很简单,但稍微有一定利益的变化,只要说1+1=3就能得到什么,就会有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说1+1就是等于3。


  现在为了利益,满大街的伪常识。就说健康领域里,台湾来的某人讲“无毒一身轻”,说中国人吃的东西都不能吃,只能吃他说的红薯。这是常识,一看就不靠谱,所以我赶紧让专家出来以正视听,但是我发现常识经常在一段时间内干不过伪常识,伪常识会包装、会宣传,依然畅通无阻。后来没隔多久,台湾的司法机构把他抓回去判了。当然我们自身也有责任,从秦始皇开始就寻找长寿仙丹,谁找到过?凭什么你认为喝一点红茶菌,就找到了秦始皇都没找到的东西?要捍卫常识很难,因为现在利益决定了伪常识满天飞。


  为什么要建设理性?因为理性有了一部分,还需要逐步地建设。但是为什么要寻找信仰?因为信仰都没有。大家有时候一谈信仰就谈宗教,不对,中国人过去与宗教的关系叫临时抱佛脚,有求了就许愿,所以中国人发明了一个还愿。所以许纪霖教授前不久在上海《解放日报》上谈到,中国人与宗教的关系是互惠互利。北京每到四五月份时,大学生都到卧佛寺去烧香,因为卧佛寺的发音跟Office差不多,大家希望能找到一个大公司的工作。


  所以不要认为中国是有长久宗教信仰的国度,中国的信仰长久以来是儒释道的一种杂糅,是约定俗成的东西,比如什么都不能太过分、适可而止、尊重自然、尊老爱幼等。但是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时全都被毁掉了,一片空白,接下来改革开放后,欲望扑面而来,奔腾在没有信仰的中国人中,最后底线层层下降,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什么都有,除了幸福之外。


  为什么信仰重要?信仰中有敬畏。“敬”意味着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你要按照好的来,“畏”是你知道什么是坏的,会有一个底线。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出发的时候就是为了去人民币里找信仰吗?去权力里找信仰吗?不是,我们是为了幸福出发的,我们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有价值,为了让自己的人生获得那些没法用数字衡量的东西,包括尊严等等而出发的。但是为什么走着走着就走偏了呢?现在的中国人就异化了,我们原本是一路奔幸福而去的,结果现在为人民币而去了,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即将会面临一个折返点,有些东西将继续向前,而有些东西将向回转。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在我年少的时候,到北京来上学,然后就天天感慨着北京的楼之高、道之宽、车之好,总是非常不好意思和很自卑地回望自己的家乡小城。但是当我人过40的时候,每当我在家乡都怜悯地看着北京。历史和时代一定有一天还是会走到像呼伦贝尔这样的地方拯救北京、上海的地步。曾经有人问我:家乡是什么?我说家乡就是那个年少的时候天天想离开,而现在天天想回去的地方,因为那儿才能安抚你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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