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势者活，引势者昌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约二十年一巨变。1966年开始的文革，以二十年为期，提早了三年多。[2]改革开放的政策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最终确立“经济开放、政治稳定”的架构，却是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后的政治局会议;[3]以四十年为期，推迟了两年多。

　　这约二十年的周期，可能与中国的政治架构有关，可能与共产主义的平等追求和儒教教义的民本思想有关，也可能与人类生长老去的规律有关。1949年开始建立的政治架构不仅充满了矛盾，也充满刚性，缺乏自我修正的机制，没有能力在每日每时、一点一滴的改进中化减民生民意与政经制度之间的矛盾。二十年一代，婴儿成为青年，成为变革的原动力;青年成为中年，成为下层的决策者和中上层的执行者;中年成为老年，成为上层的决策者;而老年步入暮年，退出政治和社会的舞台。于是，二十年之前不太明显的矛盾变得普遍彰显，二十年之初可以忍受的矛盾变得不可忍受，于是变革的压力就变得难以抵抗。

　　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心目中的平等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与中共中上层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于是，毛泽东几乎穷尽他在战争和建国中积累的政治资本，发动二十来岁的红卫兵和造反队掀起了文革。二十多年前，计划经济体制与富民强国目标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于是，邓小平在农民、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群体的支持下实现了经济改革，又花费因经济改革而积累的政治资本，在党内稳定群体的支持下稳定了政治架构。

　　倏忽之间，新的二十年已经开始，新的矛盾已难以调和、难以忍受，第三次巨变已隐然可见。

　　从网上，从传统媒体里，从个人交往中，从民意测验的结果，从高层的公开讲话和内部互动的蛛丝马迹来看，政治改革的内外压力已越来越大。比照各国(包括中国)历史上大变革前夜的情况，似乎变革已无可避免，不可抗拒，竞争政治已是唯一出路。甚至那些“绝不搞那一套”，“坚持天然最民主的制度”的舆论引导，也成了风雨欲来的信号：正因为感受到强大的变革压力，才会有强力的抗拒举动。

　　人们要法治、要民主、要自由。有人说民主有阶级性，给民主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戴上“西方价值观”的牌子;有人花费无数笔墨论证民主应该是手段，不应是目的，苦口警告民主自由会破坏稳定，引致动乱，使得成千上万的人丢失房子车子票子，甚至篮子妻子儿子;还有人说真正的民主是古希腊的民主，是抽签而不是选举产生官员，是大事小事都由全体公民决定而不是民选官员管理国家，如果你不喜欢抽签不喜欢成天开会你就不应该喜欢民主。所有这些口舌都是白费。多数人要法治—司法独立的法治。多数人要民主—选举代表制定法律管理行政的民主。多数人要自由—特别是言论表达的自由。很多人现在就想要，急不可耐。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新一代的成长，越来越多的人把法治民主自由看做是价值目标。[4] 而价值目标是无可争辩、没法理喻的。对平等、法治、民主、自由的向往，就像对食、性、美、爱的追求一样，既有其功能性，又是人的天性;亿万年、万亿代的物竞天择，生物演化把这些天性深值于人类的基因之中，成为价值观念的一部分，[5]是不可能用几年宣传教育，几篇学术论证而消灭或改变的。就好比我喜欢喝冰啤酒，你不能通过扣帽子挂牌子或理论论证使我真心喜欢热啤酒，也不能通过历史考证说当年的啤酒都是热的而让我真心讨厌冰啤酒。

　　从政治运作的角度看，“应不应改”、“要不要改”或“会不会改”的问题都已没有实际意义。有意义的问题是“何时开始改”、“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先改什么、再改什么、后改什么”、“改到什么摸样算基本完成”以及(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怎样使改革的成本特别是各群体的困苦失落降到最低”。

　　文化革命之变，没有减少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架构的刚性，反而加强了这种刚性。改革开放之变，大大减少了经济和社会架构的刚性，但保留了政治架构的刚性。今后的政治改革，如果成功，将最终消除政治架构的刚性，使之具有广泛参与、日常改良、渐进向善的包容力与自我修正力，从而结束“二十年一变”的循环，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巨变”。

　　这巨变可能是相对快速的突变，就如文化革命，从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到1968年9月“全国一片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上台，党委、政府倒台。[6]这巨变更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渐变，就如改革开放，从1978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改革到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后政治局决议确立“经改政稳”的架构，前后超过十三年。[7] 如果能尽早启动渐变而尽量避免突变，那将是中国之大幸、人类之大幸。

　　面对无法抗拒、无可逃避的浩浩洪流，唯有顺应其间，才能存活自己，维持已有，引导潮流，获取更多。千万不要循着惯性不假思索地阻挡那洪流，而使自己走向边缘甚至消亡。为私利也为公益，所有群体都应积极参与创造新架构的思考、设计与讨论，更应积极参与搭建新架构的谈判、妥协与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记住：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最有效方法是把大饼做大，而不是抢夺别人眼里、手里、嘴里甚至肚里的那一块。中国今后这三五年或十来年的变革，可能为此后三五百年的政经社会架构定下基调;所有个人或群体，除了对自己、对家庭、对盟友、对本群体本阶层本阶级的责任外，更有对民族对社会对千秋万代的更大责任;最公平的制度可以使大饼最大化，从长远而言对所有人最有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前两次巨变分别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引领。第三次巨变的引领者会是谁呢?他未必是一个人，而更可能是几个人，一群人，甚或是成百上千人。他们将在今后若干年的历史进程中竞争上岗。如果成功，他们将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华民族描绘民主之梦一百多年后，为整个民族、为列祖列宗圆梦的民族英雄，也将是华盛顿、杰佛逊启动近代人类民主进程两百多年后，为最后一个大国、为五分之一地球人实现民主的人类功臣。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子子孙孙，将千秋万代传诵他们的故事。

　　巨变将至。顺应者活，引领者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