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论坛第八期

中国社会转型论坛第八期

来源：新时代  时间：2008-07-14

周鸿陵：我们今天的论坛主题是转型时期官民关系的协调。大家都知道自中国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转型时期问题突出，人民大学教授丁元竹教授等发表了一个报告说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高危时期。在最近北京体育报上一些文章也有很多关于政府转型的论文。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到政府转型，以并概括了我们的转型内容。这次我们有幸请到了北大的政府专家杨凤春教授，下面就有请杨教授为大家作报告。

杨凤春：我听到周院长说的这个题目，那我就对这个方面的一些思考拿出来与各位分享，作为抛砖引玉。现在讲到中国的转型问题，有政治转型。我想现在面临的最大课题也就是政治转型，这就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应该在那是有个突破，然而没有实现，搁置到了目前。从03年开始，各种现象显示现在中国又慢慢地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机遇的时代，政治转型条件正在出现。我想从操作意义上来讲可能是政治关系的转型，这是政治制度、政治规则转型的基础，它也是系统中的一个动力。稍加变化就是说实现政治转型，我认为就是政治关系的转型。要实现政治关系的转型，我想首先就是官民关系的互动与改造。我们也可以发现，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想这种关系是相对单一的物种关系，在文革前肯定是以党主导的关系，表现非常明显的单向性。文革以后其他社会生活就有了更复杂的变化，但政治关系还是没有很大的变动，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党主导的关系，只不过在其内部有了不同，它官场内部的相互关系更加复杂化，但官民之间是没有变化的。什么原因呢？是政治变革的滞后。

为何滞后呢？我今天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政治关系不够丰富的情形下，老百姓还有一定的责任，有时还是非常重要的责任。当然我们的前提并不是说没有其他的责任，而是说我们要有更多的方向去努力。我们不仅无须去等待他因素的出现，我们应该马上的着手工作。实际上道理很简单，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当你无所作为时就会一无所有。这也是一个道理。所以我想在二十一世纪以后，尤其是sars事件、孙志刚事件以后，我们的基本社会公众的活动形态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想我们在改善官民关系的考虑中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角度，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事故多发期，各种现象也不断出现。我们讲的新型政治关系的构造，它也有很多工具性、策略性的考虑，我这次就不讲这方面的问题，我就想讲如何促进构造一个积极的良性的建设性的官民互动的关系。要建立一个大的概念，谁是官？现在有很多人的理解有个局限性。

中国其实有个官吏部分的现象，我们讲得“官”其实就是指政治家，“吏”是指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那些技术工作人员，这两类人从工作内容、性质上说是不一样的。政治家应该是专门用来寻找发现表达特定社会群体利益要求的，他们到处去把要求提出来并给于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他和民意代表是一致的。什么是“吏”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一般的机关干部、公务员，他们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工作内容。他们二者是不一样的概念。为何我们发现人人都期待好的官民关系呢？是因为现在的“官僚”他们难以表现期望的功能。可行的办法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发现和培养新人，形成官和吏的分离。现在谁在监控官员呢？其实是官员在自己监控自己，大官员监控小官员，如此而已。但无论他们谁监控谁，他们一辈子都是靠当官生活的，它是一个自身利益系统。他们完全可以不理睬对于系统外要素的沟通的，所以好多问题难以解决。我们要形成两个公共领域的主体，政治家，他们安生立命的唯一就是有人需要他，大家愿意选择他；另一部分官吏是凭他们的专业技术，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约束关系，我认为新的官民关系起点就是要在公共体系的主体中增建一个主体，那就是政治家。政治家是依赖于民选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制度设施已经预备了很多的可能性。第二，我想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设施与渠道。转型的成效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自身，现有的政治设施、资源并没有被充分使用。中国的许多丰富性没有充分利用，为什么我们要只有一种思维呢？只走那么一条路呢？有的人说这是环境不允许，对，有些是环境不允许，但也有很多环境是你没有意识到的，没有去利用的。中国的政治关系的构造还有很多未开发地带的，还有很大的空间，创造性是不够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趋向需要避免——有意无意的先入为主。中国社会的变化中，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世界大势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在世界大势面前逆者也未必没有，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力量不大，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不会如此不明智。在现有的制度之间，我们能够很好地安排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要求的话，很多良性关系是可以建立的。有很大空间的灰色地带，你推一把就过去了，拉一下就过来了。对于稳定性问题、代价问题，不论社会进步最终目标是什么，如果它的代价过高，那买单者一定是普通民众。如何降低普通民众的成本这是社会转型考虑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并非山穷水尽。我们还有很多资源，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价值来源，而我们们并没有使用好，结果还是县市级的逐级间接选举。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根据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身份地位来说，很多是官员，基本可以说是官员代表大会。当然有的人就说官员的素质高些，他们能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其实这中间并不是没有刻意努力的空间的，只要我们简单回顾县区选举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存在很多历史契机。如政协、某些社会团体，其中有很多可利用的空间。那么就在现在的人大制度安排上来说，我们是否就没有办法去找了呢？并非如此。

人大中间的都是具体的人啊，当他的视野中没有什么其他利益考虑的时候，他考虑的一定是一亩三分地的事情，但是假如我们让他们看到了比那些更丰富更重要的多的东西的话，他们一定是不合作的吗？这是不可理解的，实际上也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地方人大的表现是非常让人吃惊的，还有一些手段也没有加以研究和利用。如各级权力机关的利用，他们应该是权力巨无霸，意味着它所作出的任何决定效力是最高的，但我们没有在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如很多重要的热点问题能不能用个案解决的方式，形成普遍的社会态势呢？我觉得如果能做到的话是有益的。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情况下，依法行政的情形下，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人们可以想到拦马路、爬杆子等方式，怎么就不可以看到其他的方式呢？有的人要求见一个官员可以在他门口等几天，这种事情是常见的。我们的人大代表要是能够组织一个有效的团队，十个人盯一个人，到最后是会发展起来的。另外，现在还有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在放弃自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大家的良好觉悟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但是人注意得很不够。还有一些社会舆论，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为党政部门提供支持，我的研究发现有关领导部门的领导同志实际上是非常需要良好决策支持的，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调研琢磨的，有好的建议他们是很愿意接受利用的。这是一个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当然这要有很强大的智利支持，现在很多领导存在着信息、智慧的饥渴状态。还有一大的空间是社会的保护问题。现在一盘散沙的社会如何整合起来？有一个途径就是消费者保护，我们也有一些当代英雄，如王海等，还有各种各样的机构。有些人是社会消费者保护的当然成员，当然其中有很复杂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很好的安排的。

第三个需要寻找官民的切合点与突破点，需要一个共鸣的点。从现在看来整体推进的障碍是很大，我认为官民利益切合点就是双方的利益共同点，而这方面是可以找到的。然而突破点与切合点是不一样的，突破点实际上是一个策略，它可以是单边主义的，也可以是共有的。在寻找它们的时候，应当考虑到政府主动进行官民关系改善的难度，考虑到他们有很多问题是难以操作的。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操作过程中如何通过适当的方式转换责任承担者，形成一个大家有共同积极性的社会推动方式。比如有很多社会问题我们发现政府是难辞其咎的，但我们是否就要抓住政府不放呢？这样就能解决吗？因此我们要有一个责任转换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是与政府合作推动主要问题的解决。我们还需要形成一种社会态势，它内含一种不变革就麻烦的社会压力，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在不同方式中，我觉得同时还需要相当重视其他的一些策略，如我觉得应当坚守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方向，即问题导向而不是责任导向。责任在中国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要是我们纠缠于责任的话，我们就什么也解决不了，但如果我们形成问题导向性策略，我们可能极大程度上减少阻力。同时还要求实现灵活组合的官民关系，使政府变得更加柔性。如果三个代表等等弄得不好，则它的政府有可能加强刚性，它的增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谁设置官员的议事日程，决定权是谁的。寻找切合点本质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要改变现在单纯的由政府单方面设置的不正常状态，而要转变到官民合作设置的良性状态。只有这样的切合点才能降低阻力。

第三点我想讲危机状态下的官民合作，我认为04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恐怖主义的时代。虽然不明显，其实只是现在我们的恐怖主义能级和量级不够，我们恐怖主义的力量还属于幼稚阶段，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还有限，但我相信他们很快就可以突破的。原来哪里有什么绑架？有什么在商场放什么炸弹？中国现在走到这一步，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豆腐渣工程很快就要暴露出来了，它们就是社会安全的若干个定时炸弹。社会收入的严重差异使部分民众绝望，还有对财富的无限制吹捧，诱导的畸形社会心理，疯狂地开矿、敛财等无数多个理由都指向一个社会危机发生的结果。所以某些地方政府一出事就撤官员的职，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有很多问题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啊？你让县委书记去每天视察矿井这合乎要求吗？明显不合理阿。但我想每一次危机都给中国改造官民关系提供着很好的危机，当然要达到这些情景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民间需要一定的资源性能力，只有这样在危机时期政府才会对你有所需求。我在沿海调研的时候看到一些很好的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它们已经成为了政府部门的职能替代。原来政府部门热闹非凡现在已经是门可罗雀了，他们都到行业协会去了。

危机状态的出现也很明显地反映了政府能力的缺失，谁来填补这个功能性的替代？那就是民间社团，但同时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准备，有没有这个资源状态。如我们假设山西矿难的出现，它能在短时间内吸干特定区域的社会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危机的出现，而民间组织有较好的资源状态的话就可能获得替代。第三方面，是否能形成对政府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大家都在讲小政府，就是说它的服务不是面面俱到的，近两年来也说政府是掌舵者、罗盘，它没有发动机，而民间组织如果有了足够的动力，储备了足够的柴油，那你就有了不可替代性。因此危机的发生对中国未来构造良性关系是很重要的。最后我想从它构造的工具性目标来说，应该是以官统领、以民选官的状态。以政治家统领技术官僚，以民选官的新格局，我认为能到这样新的政治关系也就差不多实现了。实在不好意思，我把自己不太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抛砖引玉，希望与大家交流，也欢迎各位提出批评。谢谢！

发言：

女士：我来之前看到官民关系中只认为官就是政府，杨教授的讲话让我知道了官与吏的划分与区别在这个概念方面有了新的认识。杨教授在呼吁我们官民关系的改善是够存在很大的障碍？其实我对我们这个题目的讨论也有一些困惑，也就是说官民关系的协调中，官它自己这个链条是很不发达的，社会民众的自制能力也很弱，人大代表也很难说是民众纯粹的代表，很多都是官员的代表了。所以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协调的问题，而是一个怎样去加强这个官民关系链条的问题，因为官民的这种链条式非常弱的。我对杨教授的报告也感到您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不过我认为普通民众要去游说人大代表帮他去解决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悲哀，因为人大代表去解决问题这是他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他主动去做这些事情的，如果他做不到那就是他的失职了。我认为人大代表应该失去游说政府，代表一定的利益群体去让政府注意某些利益群体。其实官还是我们民的一部分，我们在谈到官民合作、社区政府时，我想问一下这个官和政府是一个概念呢？还是人大代表行业协会等等东西呢？因为我们讲到合作就要有一个对象的问题。

杨回答：可能刚才我讲得不够清楚啊，我讲到官始终是两个意思而讲官与民的时候就是说官方社会。

二：官它也包括执政党、官方，是一个政治结构，也包括立法机构，而民呢也包括我们学术界与广大民众。我想应该是这么理解的。

三：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论坛是一个越开越成功的论坛，我们的层次也越来越高。杨教授的报告回答了王丽萍的一个命题，他说的中国十三亿的认识成为了体制的人质，我们要改革体制而不是社会动荡，这是一个非常难得命题。既要变又不能乱，即想变又怕乱。我像今天杨教授的这个报告很好地回答了这个命题，提出了一个解难题的方案。中国体制的变革必须同世界潮流又不能使我们的社会乱起来。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会是一个很成功地会议，我们是运用了理性的思考来解决问题的。今天的报告价值就在于使我们是到了中国不仅要转，必须要转，而很多人想彻底一下子改变我们的体制，是既不是这样，杨教授说不是这样，他提到要运用理性的、循序渐进的有民众共同参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命题。

周：这样一个高危时期的社会中，杨教授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指出了一个很理性的思路，我想这是很有意义的报告。

四：我想就谈谈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今天这个命题还是很有意义的，杨教授的讲话也很有启发性。我们国家的发展确实不能乱，我们的发展的前提就是得到了共识了。我想官民关系历来就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政府应该是民选的，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而在实际上呢我们的官员在具体做法上有好多问题，我在农村搞过调查，好多农村出乡的好多问题时又有村级政府的问题，在城市呢政府办了很多事情它自己还认为是为人民服务的，但老百姓并不这么认可，并不买账。我想这就是缺少一个环节，老百姓没有能力是政府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而政府呢只是自己想人民学要什么，所以这就是可能形成一个脱节。形象工程也是如此，每个官员都想有个政绩，但要看这个形象工程是否是老百姓需要的，这就是要求双方的沟通，使这个政绩是老百姓所需要的。

五：我在国外的时候结出一些小学生，他们说他们学校的什么事情都和他们商量，建个楼请个老师都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就对这个现象很是奇怪，后来我看到了《圣经》才明白了。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而他们也就是说给别人洗脚的才是最大的。而在我国，我们都是求着领导给我们做事情，工会本来就是为大家服务的，然而我们需要服务时却是非常不可思议。他们都说领导让他做的，他才会去做。这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没有意识到什么才是他们需要做的。其实我认为这就是缺少教育的结果。陶行知说道政治的改变在人性，人性的改变在教育。人民穷，教育以富之。只有使官员、人民代表知道自己应该给谁做事，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六：我认为我们被颠倒了的官民关系应该在给它颠倒回来。我非常赞赏刚才女士说到官员应该知道给民众拍马屁，而不应该让民众给官员拍马屁。我想我们现有的人大代表也应该像选区选民去游说，征询公民选民的意见，然后反应到政府的决策机构。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内涵之一。第二，我们要进行体制转型，我们是否踏进了一只脚？我们为推进转型是否在现行的体制之下探寻更多的方式方法途径，如我们的村长选举就已经突破了一定的程序，在县人大代表中我们能否也去探索一下呢？在现实中也有了一些探索，当然成功的概率不是很高的。选民的推荐程序能否在扩大到市长的选举呢？这就是我们进一步的想法。这样我们从个案走向全局，从渐进走向前进。我想杨老师提到的方案也许就是与这个有一定的联系的。

七：我们做过很多这方面的调查，由于中国一员制的政治体制中，民众遇到问题他只有去找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老百姓也使劲的想去与政府互动，常常在人大、政协门口上访的。最近有个案例，公安局说到这个人违法上访，他有与个人利益的损害到人大、政府上访是违法的。而政府的各个部门也给与取证说来上访过，并盖有公章！老百姓死去活来的要求互动而政府是这样对待的。最近我们做了一些政策报告，我们也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骚扰，各种部门就老来调查。老百姓走到天安门去自焚，是什么让他们走到这一步的？就是政府阿！前一段时间南池子的拆迁，那个地方局天安门不远、朱镕基家不远，为什么没有人去天安门自焚？就是因为老百姓还认为政府会妥善安置，然而时候确是让老百姓到了政府后的到的是那样的对待，弄到最后他们说：“你们放心，我们永远也不会踏到政府这个门里来了！”政府治理到这样的程度，何其的悲哀！民众找了媒体，媒体不敢报道，他们终于后来看到一棵稻草，他们看到我们这个机构，要求我们帮助解决，我们后来通过材料反应上去了，高级官员也看到了。这次老百姓终于看到了一丝的希望，他们就没有发生任何极端的行为。我想我们这种机构对于官民互动过程中是大有作为的，是可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八：我有一个问题想和杨教授商榷一下，杨教授在讲官民关系的良性协调问题中提到了人大，人大从书面上来讲确实是最高权力机关，但现实中却不是这样，所以说，要改善官民关系，人大要发挥那么大的作用确实是非常常困难的，这个途径的运用是很有阻力的。刚才说到《破产法》，《破产法》确实是我们国家通过援外活动由公民提出建议形成的案例，但他却有很强的限制性。我们的很多问题要结局也试图找过人大，但是成效并不怎么大。另外一个问题，我在实际工作中看到的，不要老追求什么责任，很多发生对老百姓的侵害的时候，很多人就向非弄他一下不可，弄它个鱼死网破，非得要把官员弄得怎样，我想着不会是一个良性的变化，甚至会是一个恶性的变化。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去找官和民的利益切合点，一起合作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官它毕竟也是人嘛，也是老百姓的一部分，它只不过是权力的一个代理运用者。我们很多案例就发现，民确实也有很大的责任。实际上维护老百姓的权益公众中，如何提高当事人的法制观念，这就有一个差距，只有让双方都冷静下来，这样问题才能有好地解决。这样才能促进情势的变化，但我想从人大这条途径来结局我想是很困难的。

杨：我想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点状突破，一个气球里包的东西，我们给它扎一个洞，中国的东西你也不要想一下子就解决了，我们只有通过一个个的个案解决才能所成效的。

王海平：我想问一下这个官，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官？我认为只有国务院、政府才能称之为官，人大、政协都不是官。可是咱们呢？很多人都是官，很都机构都套着级别，如赵朴初他都是一个和尚，但它也是一个官！刚才讲到的工会，别人的工会人员来首钢访问，而首钢的工会主席的接待非常隆重、排场很大，他们回去之后就要求加工资，因为他们以为中国的工会人员都那么地富，官员说了就算。还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它是县长的秘书，他说要来北京信访，来了之后果然有人说带他去哪儿上访，可是拐个弯儿就把他带到了公安局了，回去之后就把他送到了监狱了。上访有什么错？怎么就进监狱了呢？我给你钱你却不给我们办事，官的公信力就没有了。还有一个例子，焦点访谈报道过的。有个乡政府缺钱，就向农民们说要借钱，一个农民说可以给一些啊，就凑了四万元，乡政府说旧的乡政府要搬迁，让他再给乡政府四万元那么久的乡政府就归他了，他说可以啊，后来又给了四万块钱。可是呢，当乡政府办到了新的乡政府后，那时说要建一个敬老院，县里以前就拨过钱了，而被乡政府化了，所以就决定把旧乡政府化给敬老院吧。那这个农民的钱就给不了了啊，去年这个农民告到法院，法院判乡政府败诉，要求给付，可是呢这个乡政府又没法给啊，发言又不能去强制执行政府的财产啊。我又一次打电话乡政府，乡政府说好吧，马上就先给一下啊。后来我再打电话，他们的电话居然换了！这样换了好几个号了。政府的公信力、法院的公信力何在？

十：我想我们要推进官民关系的良性协调问题，这是不只是怎样来加强和改进这个信访制度的问题，而是怎样利用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问题。我们预期改进一个有结构问题的信访制度还不如再去构建一个良性的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可以知道我们找到一些方式途径，我们的律师、学者的很多活动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一个民间组织的建立都要挂靠政府的规定这是很成问题的，这是很难让我们的民间组织有很好发展的。另外，我接触过几个上访人的案例，他们几十年的上访已经产生里很多的心理问题，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或许不能解决什么实际的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让他有了一个倾诉的地方，有了一个解决心理问题的地方，他们也说这就足够了，其实这个我非常感动。所以我就想，我们是否可以让一些相同案例的人群，请一些专家来做一些座谈，我们也筹备过，正在开了，可是却又被某些原因停开了。如何从民间的角度来出发，我们能否做一些事情呢？我想这是一个有一定空间发挥的。

十一：我认为官和民是一个动态、柔性的东西。官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成为民，而民呢也可以通过一些政治活动成为官，所以我想不能把官民想成是两个纯粹静态的主题。我还想说一个案例，就是孙志刚事件，上书活动。官民关系我认为官民他们都是一个个的经济人，他们关心的事情是关系到他们自己利益的东西，因此官民关系的协调就要有一个利益的问题，怎么样来体现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很赞同杨教授说到的利益考虑和不要只知道追求这个责任的问题，而应该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角度。第三个，官民都好，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利益受损，怎么样让每一个官员都是智慧的官员，每一个民众都是智慧的民众。其实在孙志刚事件中呢，他们开始在广州找人说话，可是没有人理他。后来他们找到了罗干的亲戚，罗干知道这个报告材料，作出批示到了周永康那里。从问题的解决上看，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插：其实我们很多的成功的案例到了最后都落到了这么一个渠道。）

十一：对，我们暂且不敢这么一个渠道是否很让人信服，但问题确实解决了。中国的法制就是这样的啊。我想我们应该更多的是落实到行为上，我们官员的理念、民众的理念、人大的理念都要变，我们的想法都要落实到具体的案例的解决上，这样才能给我们的转型期起到真正的作用。

杨：现在我们很多的事件处理都进入了这样一个途径：处理这往往就是当事人，自己作案却是自己来审判自己。我们现在就应该打破这么一个逻辑，处理者和当事人必须不是一拨人。这应该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十二：我在政府机关工作，遇到一个很困惑的问题。我们遇到这个上访的问题，我们打回去解决这就进入了这个逻辑，而我们自己来解决其实又是很困难的。我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好的想法？

王海平：我提出一个方案，法院必须独立，不能吃政府的财政！法院要是判我，明天我就不给你发工资！这就是一个裁判没法公正的问题。

杨：我打断一下，你说的这个财政独立这完全是一个假想。乡政府的财政和镇政府财政就是互不关联的。

十三：我再回到原来的那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在现有的体制上要打破信访制度的这个问题，不管是人力财力上都有很多的不可能，在现有的体制下让当事人自己来解决的问题，我们该去怎么解决？

十四：我是搞技术的，我更关心的是可行性的问题。我想举一个例子，我接触了一个国外的学国际关系的留学生，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一个新闻回顾的片子，当看到温家宝为熊德民讨工资的时候，他马上说道：“官员不应该运用自己的权力去帮助别人。”我问他为什么，他就摆着手指头给我说，官员用自己的权利帮助第一个人，这样很好，而第二个人去帮助稍微不太穷的人，第三个人就去帮助一个不是穷人的人，第四个去帮助富人，第五个去帮助自己的亲人，第六个人就会帮助自己，这样就产生了腐败。我说那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法律应该是高于一切的，不管是总统还是普通人都应该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我不是说美国有多好，我只是说有这么一个社会理念、社会民众的意识问题，我们的民众要有先进的文化意识，我们要做良民、而不是刁民。通过公民的教育增强公民意识，让我们的民众遇到事情第一反应不是去天安门去静坐，他们上方也不是为了遇到一个青天大老爷，民众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选票。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光一些学者坐在一起研讨，想解决的办法，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我们还只是一盏小蜡烛。其实这种公民意识不光是我们民众要提高，官员也要提高，官员自己也是公民的一部分，他们也应该看到公民意识的问题，也要看到官员与公民在国家重是平等的。

周：在中国社会中，其实公民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研究院也因此提出了一个公民教育的理念。在其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以前说到作为一个自然人可以放弃权力但不能放弃义务，而我们认为现在的转型社会中公民不能放弃义务的同时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因为我们公民的权力缺失没有提升到和义务平等的状态，我们还没有一个保全公民权利得很好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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