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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维权 和谐维权

时间:2011-01-16 14:45:44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


协商维权 和谐维权

——来自河北容城县王家营的报告和启示


周鸿陵 成 岩


2008年7月

 

从无序到有序,从冲突到和谐 

 王家营创造了协商维权模式

 

王家营村是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东部一个村庄,和华北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白沟大市场隔河相望,一段纠葛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就发生在王家营村东面毗邻白沟市场的地方。

 

1990年代初期,那是个项目乱飞、开发无序的年代。在全民经商、圈地开发的大潮下,王家营这片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的热土,吸引了北京华宇开发公司、天津霖达实业公司、天津亚中开发公司的眼球。他们三家公司在1992年、1993年分别通过容城县经济开发办公室协调,从王家营村买走了200亩、150亩、80亩土地使用权。此外,在全民办企业的热情中,容城县税务局、工商局也出资占用了50亩、21亩土地。当时,这些土地的出让购买手续都不健全。这些情况和当时其他地方一样,一切以加快发展为中心,为了引进资金一切从简。用当时流行的话叫“先上车后买票”,或者叫“先生孩子后报户口”。


那是个无序的年代,也是个冲突的年代。据王家营村民反映,当时村民对这些土地的转让并不完全同意,只是由于村里的事务被原村支书侯占芬所控制,许多村民敢怒不敢言。一些维权意识强的人,也有的向有关部门偷偷地反映过问题,但最后都是杳无音信。


随着国家的宏观调控银根收紧,这些土地都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其中华宇公司投资最多,进行了土地平整管线铺设,还建设了一部分楼房和商亭,但最终也没有完成开发;霖达公司则只建设了一栋开发楼;亚中公司买下土地后则没有进行任何开发。随着国家土地政策的规范,霖达、亚中公司分别于1995年补办了有关手续,华宇公司则于2001年补办了有关手续,县税务局、工商局没有补办有关手续。

 

造成土地荒芜开发停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原王家营村支部书记组织黑恶势力对开发进行干扰是主要原因之一,在土地开发停滞期间,一直到2000年在“打黑”行动中这股势力被惩办之前,这股黑恶势力曾长期霸用这些土地进行非法牟利。

 

黑恶势力被依法除掉之后,土地转让出售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浮出水面。这些问题包括:土地转让补偿款具体数额到底是多少?土地转让的手续合法与否?土地权属问题有没有疑问?土地补偿款合理不合理?……围绕这些问题,维权村民黄小田、刘贺群、张大井等人先后到了国土资源部、河北省国土资源厅、保定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容城县有关部门进行上访。

 

2004年3月,维权村民经过竞选成为村民委员会成员,王家营的维权从村民维权开始转向村民自治机构代表村民维权。同时,维权活动开始由上访转向依靠诉讼进行维权,先后起诉了华宇公司,县土地资源局等机构,但没有解决村民维权问题。同时,他们也通过了一位容城籍的作家向河北省主要领导反映该问题。之后在省委主要领导批示下,河北省国土资源厅成立调查组,最后在调查的基础上,部分问题得到了解决,查清了土地转让全部收入,追回了被有关部门截留的款项,县税务局、工商局占用的71亩土地被依法退回给王家营。但是仍然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华宇公司、霖达公司、亚中公司占用的330亩土地到底合法不合法,以及土地补偿款到底适当不适当;二是县有关部门拖欠向王家营的借款181万元没有得到偿还。

 

在此期间,一些村民采取了激烈的维权方式,他们想通过阻止华宇公司的建设项目来达到维权的目的,这最终导致了一起暴力事件的发生,使维权蒙上了一层阴影。2005年8月16日,华宇公司的施工单位负责人王某指使陈某等人手持砍刀、洋镐柄将村委会成员张大井及其妻子叶小芬打伤,这一恶性事件出现后,维权走到了十字路口。同时,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就在前不久,保定市定州刚刚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在维权群众与开发商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的流血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最终用地机构被迫撤离了那片土地,用地机构的此次事件的策划人、主使人及其雇佣的主要实施人都被处以极刑,定州市有关负责人也受到严厉的处分,保定市有关领导也受到了影响,维权村民也付出了数十人的伤亡。那是个不但对保定产生了严重影响的事件,也对整个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事件迫使人们对维权活动的方式,对政府应对社会危机的方式进行反思,甚至引发了对中国社会能否进行和平变革和安全转型的思考。正是一些类似的重大事件,促使中国在新的发展时期作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选择。王家营事件是中国社会维权的一个缩影,同时这也是一个危机干预的一次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的机遇。王家营事件的处理和解决有可能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案例和标本,这有可能引起政府行政方式的转变,引起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变动,其中的经验教训将有可能对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变革产生影响。

 

2006年1月初,王家营村委会通过容城县一个著名的维权人士扬书田联系到《和谐论》作者宋旭民。宋旭民在1月9日“中国社会转型论坛”第13次会议期间,与同为论坛轮值主席的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星水、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咨询中心主任周鸿陵对王家营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他们决定接受委托,力争创造一个通过对话、谈判、协商进行危机干预的实验典型范例,并成立了和谐实验课题组,课题组理论指导为宋旭民,组长为周鸿陵,首席法律专家为张星水,联系人为扬书田,成员包括周敏、夏鸣远、刘舒慧、刘春华、郭辉等人,还请几位资深专家和资深媒体人士作为顾问。此后,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容城县委、县政府支持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了项目预期,为王家营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冲突走向和谐,作出成效,为协商维权、和谐维权,甚至为中国社会和平转型创造了一个个案。

官民良性互动,多方协商对话 

王家营探索了协商维权机制

 


图为和谐实验项目组专家、律师和政府官员、企业与村民代表共同协商解决王家营土地维权问题,其乐融融。
 

课题组认为:要形成协商维权机制,达成和谐维权目标,必须赢得当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争取在地方党政领导的主导下,构建官民良性互动、多方协商对话机制。这就要在深入了解案情和成因的同时,了解相关各方的情况、态度和需求。

 

课题组通过一定渠道对县主要领导进行了了解。县委书记刘建立,早年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有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风;县长孟宪玲,早年在保定市政府研究室工作,对农村土地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常务副县长刘延平,一直在容城工作,对当地村民了解很深,有亲民爱民的口碑;主管农业、土地、民政的副县长曾文,有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经验;主管市场建设的副县长师国立,也一直在容城工作与群众关系较好。这个班子对王家营土地问题非常重视,2005年就成立了专门班子来研究处理王家营村土地问题。由常务副县长、主管市场的副县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牵头成立了工作小组,其中主管农业的曾文副县长负责日常工作。日后,项目组也经常与他进行具体的讨论。


此外,也对主要开发商进行了了解,主要是新任华宇公司负责人的巨德勤、以及在华宇公司占用的土地上进行开发的张友方、薛振海。这三位开发商也都期望能通过协商对话解决问题,使市场能够早日开发。
其次,还要抓住对话的机会。一个偶然的机会为对话协商打开了大门。


2006年1月19日,项目组在接受王家营委托协商处理土地问题的同时,也接受了另外一个委托,那就是在2月底之前召开关于王家营土地问题的研讨会和暨新闻发布会。这个会作了很多准备,请到很多著名法学专家和“三农”问题专家,虽然最终没有召开,但这个会的策划却引起了容城县委、县政府的极大关注。正是这个没有按时召开的会使容城县政府和村民展开了直接对话,使整个项目出现了转机。

 

项目组长代表全体项目组成员向县委主要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项目组成员致力于创造和谐协商解决社会冲突的宗旨意愿,表达了项目组努力通过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达到多赢、共赢局面,为容城县消除不稳定因素,推进容城县和谐社会建设的思路。同时也分析了当前社会环境下,政府需要在解决危机方面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的意义和价值。此外还介绍了项目小组在处理王家营村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构思,包括项目定位——服务社会;项目目标——促进社会和谐;利益交汇点——市场有效开发;项目原则——尊重历史、照顾现实;项目关键步骤——思想教育(公民教育);项目方式与过程——对话、协商、妥协等等。强调“用和谐的思想指导解决问题,其过程将是一个协商、妥协、智慧、文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方都要承受必要的牺牲,每一方也都会将自己的权益得到伸张。要放弃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即完全斗争的方式,要在共处、共荣、共赢的基础上使矛盾得以化解”。之后,县领导采纳了项目组的建议,从此王家营项目被正式纳入协商对话的程序之中。


但是启动协商对话的程序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然而然地就能够解决问题。一方面,这个问题毕竟存在了14年,其中复杂的变故,甚至积怨都增加了协商对话的难度。但是各个方面能否转变观念、理性对话则是重要的因素。在最初的对话中,一些官员的意识并没有转变,高高在上、瞧不起村民的言行时有发生。某些村民的臣民意识或暴民意识也偶有显露,对官员表面顺从而私下抵触,在对话过程中偏执、无序也多有表现。另一方面,对话技巧的欠缺也增加了协商的难度。为了促进项目进展,帮助他们掌握对话技巧往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对话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开会,但开会的秩序维护,意见表达的技巧,表达意见的文明程度都不尽如人意,甚至一些人不讲诚信,都增加了对话的难度和成本。在这些观察中,项目组成员都更加明白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提出民主要从学会开会开始的缘故了,孙先生为了使民众更好地参与社会活动,把美国一本教导人们如何开会的书亲自翻译给国民,并将此书中文名字定为《民权初步》,可见其用心独到而良苦。从一定意义上讲,转变观念提升技能也属于特定的公民教育。其实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公民意识教育贯彻在项目始终。

 

协商体现智慧,妥协折射文明 

王家营达成了和谐维权效应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抓住机遇将社会问题的解决引导到协商对话内置式方面来。


任何社会都存在危机和风险,问题是在传统社会里往往以对抗式方式来解决。在那样的社会结构中,虽然也有部分开明的政治家认识到了社会需要通过协商、通过对话、通过互相让步来解决社会冲突,但往往这种方式不是一种主流的社会认识,更不是一种制度安排。在传统社会里,谈判协商其实只是一种基于现实的需要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所谓刚柔相济、宽严相济、绥靖政策而已。现代社会是以公民为本位的社会。公民和臣民的重要区别就是公民的独立性,公民的个人权利可以依法得到伸张和实现。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公民与企业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可以通过谈判改变契约内容。政府的治理不再具有绝对性和无限性,政府治理更多的表现为为公民服务方面来。因此,在现代社会,政府、市场、社会属于不同的系统,他们之间通过社会契约来共同治理。这样,在现代社会治理的范式中需要各个系统承认自身的有限性,要通过对社会共同体相互承担责任,要互相承认对方的利益存在,因此现代社会治理的范式下,需要把社会问题内置于社会共同体之中来解决。这就需要承认现有的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改革完善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尊重社会秩序,通过对话协商、民主法治来解决,而不可以采取外部冲突依靠权力或民粹式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社会危机,这样既可以防止社会危机的扩大,又可以创建文明解决社会危机的案例与机制,为社会危机干预与和谐治理进行制度创新准备。

 

王家营和谐实验项目,其实就是遵照这一理念而进行的。当王家营维权开始走向外部冲突化的时候,血的教训使村民、政府、开发商都提高了警惕。他们从血的教训中开始清醒,在维权的十字路口面前,开始止步,开始探索新的维权方式,新的危机干预方式。村民倾听了专家的理性的声音,政府作出了防止事态扩大的措施,使危机处于一种可以控制的状态,最终和课题组一道将危机干预模式引向了内置化的程序方面,避免了事件外部化扩张,为对话解决打下了基础。这是王家营事件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此基础上,项目组展开了全方位的深入而系统的调研。


调研的过程也是协商的过程,独特之处是与不同方面的代表进行单独协商的过程。同时调研的过程也是进行公民思想教育的过程。调研的对象包括县国土资源局、晾马台乡政府、王家营村委会、王家营村民代表、华宇公司及其在华宇公司占用土地上进行开发的张友方、薛振海为主的远大商贸城。


整个调研历经45天,于2006年5月16日结束并撰写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对王家营村土地问题的产生、演变、现状、焦点,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在调研的基础上落实了土地权属问题,根据调研分析提出了解决王家营村土地问题最终思路和建议:开发商对王家营村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政府在王家营村所属土地的市场化过程中给予政策支持;王家营村对政府依法行政、开发商依法开发积极支持。


报告完成后递交给了所有的当事方和调研对象,并向县委、县政府进行了呈送。各方对报告的结论和建议都表示基本可以接受,也都表达了要继续委托项目小组进一步开展具体协商工作。


从2006年5月16日到6月22日,项目组组织了多次协商会议进行对话、协商。


6月26日,项目组完成了《关于解决王家营村土地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记载:“鉴于霖达公司、亚中公司使用土地手续补办较早,土地征用价格差异不大,土地补偿基本公平,其重点围绕华宇公司使用土地问题进行了协商,最终达成了解决共识:因华宇公司使用的土地补办手续较晚,华宇公司出资150万元人民币作为土地补偿追加款支付给王家营村委会,王家营村委会应积极支持开发商对其所开发的土地进行开发建设。……”


协商是最困难的阶段,也是各方讨价还价的阶段,同时在协商过程中也受到了多方反复的困扰。不过在项目组成员看来,这也是正常的。毕竟王家营村要将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投入到市场中,交给其他人开发,那对土地的感情是很难割舍的,那种依恋那种无奈,也常使项目组成员感动。而政府也需要从领导一切、统制一切,逐步接受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趋势和局面,那种转型也是痛苦的,毕竟在现阶段政府改革就意味着分权和制约。对开发商而言,开发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毕竟土地闲置不能开发的时间拖得太长了,那是3年多时间的空耗啊!


不过,通过对话基本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有关各方都在协商中得到了收益,至少是得大于失。
王家营得到了更多的补偿,其村民的权利得到了维护,也为在日后市场开发中有更多的参与创造了条件;
政府可以放下一个包袱,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为当地百姓更好地创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
开发商可以在和和气气中进行开发并获取收益,当然,他们也必须在谋取利益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与当地居民共谋发展,他们知道:和气才能生财。


同时,这个项目也向人们启示并证明:只要改变观念,扩大公民参与,理性对话协商,官民良性互动,各方妥协共赢,就能够和谐维权,就能够解决社会危机,就能够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推动中国社会安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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