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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道湾自治

时间:2010-10-13 14:43:20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


九道湾自治 

 时间:2005年05月21日00:00  来源:中国青年报 
  董月玲

  九道湾,是北京市头一家直选社区自治组织的地方,曾因此名噪一时。

  “正式选举那一天,好家伙!各路媒体的记者都来了,长枪短炮架在那块儿。有那么多人投票、唱票、划票,场面非常隆重。”当地居民回忆说。

  如今,距那场轰轰烈烈的选举已过去两年半了,九道湾真的民主自治了吗?怎么自治的?自治到了何等地步?

  “净是些小事,但建和谐社区,就得从这些小事抓起”

  九道湾是典型的北京老平房区,由7条曲里拐弯的胡同和东直门内大街部分门院组成,属于北京东城区北新桥街道管辖。

  午后的九道湾十分宁静,灰墙黑瓦的胡同里行人稀少,偶尔能瞧见沿街叫卖的小贩和戴着袖标巡逻的老年人。跟别的胡同稍有不同的是,进了九道湾地界,胡同里明显干净了,每个巷口都钉有铜制九道湾地图。刚进3月,一些院门上贴的春节对子还鲜红依旧。

  2002年8月的那场直选,除选出了九道湾社区居委会成员外,还选出了社区代表会议的组成人员,共23名,代表会议主席叫高凯,今年60岁。

  “我当这个主席,开始也是有点糊里糊涂的。”采访一开头,高凯就这么直率地说。她早先做园林工作,后退休回家。

  “直选前,居委会给我们开会,通知大伙儿,你们这些人都可以报名。俺们以为当个社区代表,就是管管治安巡逻,清扫个卫生什么的。出于对社区的关爱吧,就报了名。”选举的地方是在东四13条小学,选了一整天。二十几个候选代表,经差额选举后,被差掉俩人。“选完了,23名代表的清单拉出来,我一看就傻了!”高凯道。

  当选的净是爷爷奶奶辈的人,60岁以上的占了70%,连七八十岁的都有。在家,这都是要别人照顾的人。高凯当时58岁,算是最年轻的。

  “现在都讲反思,回头看这件事吧,直选确实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实验,做的过程肯定有偏差,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参选的人不能光靠热情,还要有参政议政能力。把这些人选出来,一个是年龄太大,二是文化水平低,有的还是文盲,理解和表达能力比较差。对参选人的年龄、文化程度应该有个规定。”

  这还不是最头疼的,最令她困惑的是:这个社区代表是干什么的?在社区里是个什么位置?起啥作用?有哪些责任?都不清楚。

  但代表们都清楚的是到了每月的15日,就要开例会。“坚持两年多了,主要反映民意。我们一个代表负责一片,百十来户人家,人手一个联系本,平时留心居民反映的意见、建议。开会时,就把信息反馈上来,我们再反映给居委会,一块商量解决。”

  九道湾里有一处小街心花园,是社区内最大的公共活动场地。居民们喜欢早晚在这里开着录音机健身、跳舞。后来成了一些私家车的停车场,因为车占地儿,锻炼的人和车主时常发生争执;住在附近的居民,嫌跳舞的人太吵闹,晚上影响孩子学习,早上吵得上夜班的人睡不成觉,因此,街心花园里冲突不断。

  “以前,这些矛盾也有,但居民不知道找谁说。现在,他们可以跟社区代表反映,由居委会出面跟各方协商。”

  最后达成了协议,大家都作了妥协:平时,健身跳舞的人,都转到北新桥十字路口那个公园,那地方比较大,也不影响谁;但赶上节假日社区里搞活动,可以占用九道湾的街心花园。

  “其实,社区里没大事,但小事处理不好,激化了也会酿成大祸。像小花园的事不处理,把人家的车刮了、碰了,上夜班的人老睡不成觉,久而久之,还不得打起来,那不就闹大了?”

  高凯又提到养狗。她说社区里有人喜欢宠物,也有人不喜欢宠物。大家住一个社区,每个人的利益都得考虑到,即要满足养犬人的利益,也要考虑不喜欢宠物者的利益。“所以我们提出文明养犬,定时定点溜狗,及时清理狗粪,让不养狗的人不反感,让每一个住在社区里的人都舒服。”

  她又介绍说,作为北京头一家直选社区,自治方面没有经验可借鉴,得根据自己社区的特点,不断摸索。比如九道湾的特点就是平房区、大杂院,中低收入者居多,人口密度大,老住户多,一两辈人挤在一处,人口老龄化等等。最大的问题是住房困难。

  住大杂院的好处是邻居间相互有个照应。赶上下雨了,晾在外边的衣服有人帮你收。来了报纸、信先替你搁着。夏天,到了傍晚,大伙儿都坐在院里乘凉聊天儿,你家他家的事都门清。缺点是常为利益起摩擦,像谁家偷电了,走黑电表,让大伙替你背黑字了。水龙头开了就不知道关,你家煤堆我家窗外头了,猫跑到别人家门口拉屎了……

  “净是些小事,但建和谐社区,就得从这些小事抓起,从自己家做起。‘三八’节开会,我就说,现在都在讲和谐社会,我们社区一直以来都在讲和睦。我们不仅人与人要和谐,人与自然也要和谐。”

  我打断她的话问:“你们社区净是胡同,连树都没几棵,怎么与自然和谐?”

  “怎么不能啊?比如说节约用水,这是不是节约资源,是不是可持续发展?我们跟有关方面协调,一家给装一个水表。原先一个院一个表,大伙儿都浪费,水笼头开着哗哗流没人管,也不心疼。”

  “上级能因为他一个人而得罪一个社区?为保这么一个人而得罪一方百姓?”

  我问高凯:现在干了两年多,是不是清楚社区代表会议代表是干什么的了?

  “清楚了!不是看门望锁,清扫卫生。”她一字一顿,语气重重地道:“我们是监督社区居委会工作的。”

  “这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别人告诉你们的?”我问她。

  “是《社区自治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章程是你们起草的?”

  “不是,那些词我们写不出,得有专业人员来执笔,但我们参加修改,然后表决通过的。”

  “你们是怎么行使这个权利的?”

  “比如,到了年底要评议居委会工作,给每个主任打分啊。”她答。评议时,先听主任们自己汇报工作,把他们请出去后,由代表们议,最后打分。已连续评议了3年,从德、能、勤、纪方面进行考核。

  “咱们代表文化水平不高,我们改用大白话,直截了当。比如工作能力,是强、弱,还是一般,很差;联系群众方面,平常瞧见人理不理,是不是有事才找人家;解决问题是快、慢,还是拖拉,不及时。这么着,代表一瞧就懂。大伙评议时特别认真,在纸的正面打分,填好了,还在背面写上具体的建议,你哪方面做得还不够,哪些事没处理好,态度极诚恳。”

  “假如,评议后有很不称职的干部,你们怎么办?”我问高凯。

  “《自治章程》中有规定,社区代表会议有罢免建议权。”高凯答。

  有位社区干部因工作特别不令人满意,代表会议考虑启动罢免程序。据一位代表讲:“闹非典那阵儿,大伙都一心一意抗非典。他倒好,在胡同里跟一些吃低保的人,一块吃吃喝喝。后来,还打架,把头都打破了。”“干吗就不能跟吃低保的人一块吃喝?”我问。

  一个社区干部解释道:“咳!现在国家不是有低保政策嘛。像一些下岗的、两劳释放人员找不着工作,想吃低保,每月能拿300多元补助。居委会没有批的权力,但可以往上头递材料,负责报。有些人不够低保条件或靠在低保线上,就想拉关系,托人情呗。”

  “这些人本身就处于情绪低潮期,不满意见大。你是个领导,在胡同里跟他们打得火热,吃吃喝喝,形象多不好。再者,也不能吹大话,办不成的事也敢许愿,最后不能兑现,人家还不跟你急喽?”

  “非典时,我们社区干部压力多大啊。都冲在前头,挨家送消毒水,送宣传材料,老百姓看见我们心里就踏实。我们社区又赶上有个疑似病例,闹得特别紧张,社区干部全排班,连家都不敢回,从早到晚给人家送吃的喝的,还要管人家孩子学习,开空中课堂,送学习材料啊。怕这家人心理紧张,我们让他家开着窗户对话,进行心理安抚……”

  “在这么关键时刻,他可倒好,打架,把脑袋打破了,得去医院啊。那会儿,大家多怕去医院啊,回来了又得隔离、又得消毒,左邻右舍也怕啊!”

  高凯总结说:其实,这件事只是个导火索,社区代表对他平时的工作就不满意。比如每个社区干部手头都有自己的工作记录,可他没有。

  为这事,代表们开了几次会。一开头没想罢免他,考虑他有家庭、有孩子,需要这份工作养家。先是找他谈话,让他反思,重新承诺干好自己的工作,如果仍达不到标准,就罢免他。

  “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了改错机会,不要啊。不作为,就可以罢免你,我们也向上级部门反映了。迫于各方压力,他自己主动提出了辞职。”

  我问高凯:“万一上边有人保他,就是提出罢免建议也不批,你们有什么辙?”“上级能因为他一个人而得罪一个社区?为保这么一个人而得罪一方百姓?我想,哪级领导也不会糊涂到这种地步。现在,不是都讲亲民政策吗?”高凯反问道。

  另外,她说这两年多,走了两个社区主任,在补选方面,社区代表也起了很大作用。

  首先,在社会上招聘,公开张榜,提前3天报名,然后由社区代表听报名者的竞聘承诺,考查他们的表达、思维能力,个人素质等。“比如,其中有个人倒挺爽快的,说自己下岗,没收入,跑天安门广场卖小国旗,这哪儿成,就凭这一条就不够格。”

  “卖小国旗就不够格?”我忍不住地问。

  “你想啊,天安门是什么地儿,你跑那卖小国旗,是个什么素质?”

  确定了人选,上岗前,代表要找他谈话,介绍社区情况、主任职责、工作性质等。“咱把难处先说头里,需要付出怎样的辛苦。社区工作可不按8小时走,随叫随到。比如,半夜谁家俩口子打起来了,你得赶紧去调解。施工中把地下水管子挖断了,你得到现场协调解决去。给他打好预防针,你可别干两天半,吃不消撂挑子了,我们不白折腾了。然后,还得考察3个月才正式上岗。”

  “咱们中国老百姓,对自治、民主的认知程度有待提高”

  “看来,当个社区代表还挺忙的。”我说。

  高凯接过话茬道:“我们23名代表都没报酬,自发地干。”

  “不是每人每月给50元钱吗?”我问。

  “只给了6个月,街道办事处说没这笔经费就停了。”

  她又补充说:我给代表们算过一笔账,一个月光我们23个人,就得1150元钱,一年就是一万多元,光北新桥街道16个居委会,一年下来就得十多万元的开支,咱们要体谅办事处难处。当然,北京市如果有明文规定,财政拨款,那就另当别论。

  “所以说我们的代表可爱啊,有时候不但没回报,还要把自己家的东西拿出来。像大年三十,我们代表和志愿者,从家里拿出肉和面,包饺子给孤寡老人送去,陪他们过年,这不光是一盘饺子,它体现了我们社区的关怀。还比如说,我们社区志愿者开着残疾人摩托车,拉老人们去浴池洗澡,洗完了再开车送回来。我们图什么?图的就是这种和睦的氛围。”

  有个从大狱出来的人,50多岁才结婚,他没父母,社区给他办了小巷婚礼,生了小孩给他小孩过满月。“我们还起了个横幅:众手托起明天的希望。以前老百姓有困难上哪儿说,跟谁说,说了管什么用啊。”

  我问她:当代表确实花时间、花精力,要是完全义务、无偿的,怎么能让年轻人参与?怎么往别的社区推广?再说,《自治章程》里不是规定代表有报酬吗,代表们的利益不考虑能行?

  高凯说有次电视台做九道湾的节目,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讲了社区的代表、党员觉悟多么高,当时一位在场的专家,讲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他说:你们少来这些假招子,别扯这些虚了巴叽的玩意。

  一个社区干部替她回答说:作为试点社区,好多事都在试验。社区代表带薪上岗这条,最后没能得到北京有关部门的认可,钱该从哪儿出、怎么出,找不到相关政策,没法儿出这笔钱。

  回想自己当主席这两年,高凯反复说自己一开始就是稀里糊涂的,真没当回事。“小曹(社区主任)当时跟我说,今晚你真当选了,上台表个态。我心里不是很重视,所以,也没事前拿个笔,勾几句恰如其分的话。真到场面上,才发现有那么多镜头对着你。毕竟,一千多号居民选了咱,心里感到有一份责任。”

  两年多下来,她说有两点体会最深:

  “咱们中国老百姓,对自治、民主的认知程度有待提高。比如,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比较关注,而公共利益的事就不太关心。社区自治是很重要的事,跟每个人息息相关,但这一点,居民们认识得还不够。通过直选,在我们社区,起码对居民自治意识起到了启发作用。以前,跟居委会的关系,就是找他们开个证明什么的。现在,不是了,社区是我们的家,社区建设是我们自己的事,这在认识上是个飞跃。

  “对我自己来讲,代表会议是监督居委会工作的,这一点清楚了。但是,社区民主自治,究竟自治到什么地度?监督居委会,究竟监督到什么程度?都监督哪些方面?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具体标准,这个尺度把握起来有些困难,也是我现在最困惑的地方。”

  “我是大家推选出来的市人大代表,我有责任替老百姓说话,他们不敢不理”

  直选前,曹建军就是九道湾居委会主任。直选时,她又以1494票当选。

  高凯是这样描述曹建军的:“一个瘦小枯干的人,但能量很大,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我们社区,什么样人都有,低保家庭、单亲家庭、五保户、劳改释放、下岗失业人员等等,让一千多口人都说你好,不太可能。她这个主任当得确实不容易。”

  曹建军40岁出头,个子矮小,说话走路都快。“以前,居委会主任走街上,谁认识你啊,你是干吗的,管啥的,有几个人知道啊。通过竞选、演讲,大家认识了,也有话跟你说了。”曹建军这样讲。

  “一般跟你说什么?”我问她。

  “咳!都是家庭琐事,两口子分居啦,儿子做买卖赔啦,家庭婆媳不和等等。但你不能把它当琐事看,从这些不经意说出的小事里,可以了解他们的情绪、需求。小问题不解决,社区不可能稳定,我们的责任是化解矛盾。社区一家亲,创建亲情社区,这是我们的口号。”

  前几天,一个居民反映他家离公厕太近,一到掏粪的时候熏得人受不了。闹到后来,他堵住掏粪车不让进胡同,还跑到居委会坐着不走,说要么让厕所搬家,要么让他搬家。

  “厕所在前,他家在后。他提这要求,有些不合理。但问题反映上来了,就得协调解决。我们先去他家看了看,厕所确实离得太近,房间通风又不好,掏粪时味跑不出去,熏得慌。加之他本人下岗在家,心情不好,也有点拿这事出气儿。

  “居民有了问题得不到化解,他们就可能一级级地上访,可告到哪,访到哪,最后还得回基层解决。出了问题后,我们及时开座谈会,让人家把话说出来,给居民一个说话的地方。我们找了环卫部门三四次,开会协商。最后说好了:掏粪时,先通知他家一声,打个电话,让人出去躲躲,或者赶上家里没人时再来。他下岗在家生活有困难,我们又出面找他原单位,帮他解决解决……其实,老百姓挺好满足的,他说的话有人肯听,他的事有人肯管,哪怕只解决一点点,就挺感激你的!”

  曹建军说这次他们又向环卫所提了建议:能不能把九道湾的公厕改造一下。“我们社区的公厕都是旱厕,抽粪的也是满了才来。一天只冲两次,夏天冲得不及时味儿更厉害。冬天地上结冰,老人们上厕所很容易滑倒……我们要求不高,只要改得方便、实用、干净就行,可别整得跟星级宾馆似的,那样,老百姓心里反倒不平衡了,比他们住的房子还华丽。”

  她认为,那些上访的人,往往都是在基层反映了问题没人管,才不得已一级级上访。“其实,信访部门也管不了,它没协调能力。支到这个部门,管不了,再支到另一个部门,还是解决不了,得!没完没了。我们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我们有协调能力。”

  “你一个小小居委会主任,顶多科级,去找人家,人家理你?”

  “以前找也不太理。现在不了,我是大家推选出来的市人大代表,我有责任替老百姓说话,他们不敢不理。”

  我问曹建军:“假如上级布置的工作,跟你社区居民利益有冲突时,你听谁的?”

  她回答说:“以前吧,领导也是高高在上,下命令让居委会干这干那,我们也只对上头负责。现在不行了,老百姓选了我,我得对居民负责。有时候,要完成上边的任务,又要做好老百姓的事,确实有压力。不过,现在领导也有变化,不随便给居委会派活儿,让我们干什么,也跟我们商量了。”“居民们的事,占居委会工作量的多少?”

  “像今年吧,建和谐社区提得特别高,我感觉居民的事能占到60%。”

  “听说街道把财权下放到居委会了?”

  “咳!就是那点办公经费。以前,花了钱到街道上报,现在是把钱搁到居委会。一个季度我们给出一个财政支出表,由居民代表会议审核。赶上大项开支,要事先通报。”

  “代表们提过意见吗?”

  “提过,他们嫌我们办公用纸浪费,只使一面,抠得紧着哪。”

  曹建军又说:“你知道吗,社区代表管我们到什么程度,连我们居委会干部的仪表,穿着打扮都管。比如头发,不能乱七八糟的,抓起来用橡皮筋一扎就来上班,不行。服装穿到什么程度,妆化到什么程度,都有说道。”

  谈起直选前后当居委会主任的不同,曹建军讲:以前,是老百姓找上门的事,才去办,一天到晚,上边交待的事都干不完。现在不行了,老百姓的事你不办好,就会有怨言,就会丢选票。

  “毕竟,以前那种模式,老百姓不满意,拿它也没办法。现在,得顺应民意,否则,一是不选你,二就是选上你,也可以罢免你。”

  直选过去两年多,她感觉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还是不够高。“像农村村委会选举,农民比较重视,因为里头有利益;而城市平房区的居民,利益诉求不直接,也不强烈,好多人靠单位,跟社区没什么利益关系,所以,居民整体参与不够,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得更少。”

  在社区,一般是老年人生活困难,需要别人帮助;也有的人有钱,但精神空虚,居委会就组织聊天会。像年轻人,大部分天天忙,有钱有工作,没什么需要别人帮助的。“像这种人,我们提出你要尽义务,为社区服务。有些上班的人,在单位人模人样,可一回到社区就耍浑,我们拿这种人根本没办法。”她建议对社区居民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有明确规定。

  “明年又该换届了,再次直选,你会有压力吗?”我问她。“有啊!又到了老百姓重新认定的时候。”曹建军干脆说道。

  2002年那次直选,她丢了200多张选票。3年干下来,她说工作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人满意。到时候,也只能凭实力、凭业绩竞争了。

  上次直选前,曹建军就是居委会主任,她的当选没太出人意外。我问她下次直选,能否出现这种情况:突然窜出一匹黑马,从社区居民中产生一位能力强,老百姓又拥护的人?

  “在社区,真是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人,敢挑大梁,又有魄力,大伙儿信任。上次直选是头一次,好多事老百姓不清楚,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老百姓法律意识强了,程序也搞明白了。说句实话,你就是想糊弄,也糊弄不了了。”

  “这样的人选上了,你认为上级主管部门能批准?怕不怕他往后不听招呼啊?”

  曹建军挺爽快地说:“第一,民心民意不可违,应该能让他当;第二,老百姓毕竟不给他发工资啊,还得由上级发放啊,最终还得是行政主管部门确认。他再怎么跳,也跳不出这个圈子啊。民主自治,再怎么着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

  “平和的社会变革之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是一家民间机构,主要从事公民教育、社区民主自治、社会转型的研究和实验。2002年,他们与北京东城民政局、北新桥街道一起组织并指导了九道湾社区的直选。

  周鸿陵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他说那会儿,他们在湖北沙洋县农村进行了民主自治实验。之后,一直想做一个城市社区直选的实验。按理说,与农村相比,城市社区选举相对简单、单纯。九道湾直选前,他们先派了几十位大学生志愿者入户,发放问卷表和直选资料、培训教材等,还做了不少场次的居民培训会。

  我问周鸿陵:对这种送上门的民主,老百姓当时是什么态度?

  “不要,往门外推。有人还说:你们别给我这些,净搞形式主义。对直选,居民开始不太相信,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周鸿陵道。直选,就是凡年满18岁有投票权的居民,通过直接投票的方式参与选举。

  究竟是什么影响着老百姓参与的积极性?

  周鸿陵认为:赋权、通道、效果,是影响公民参与的三个关键因素。

  “第一,公民参与,需要制度赋权,没有赋权就谈不上参与。如果从制度设计上没有给予参与的权利,或者虽然表面给了而在实质上并没有赋权,那么,有序参与是不可能的。第二,参与的通道是否畅通。假如叫你投票,可你对投票对象根本不了解,或者由别人告诉你投什么人的票,或者投票有许多人为的限制、参与要付出太多的代价,那么参与者的积极性也会大打折扣。第三,结果如何很重要,如果选举的结果是负效应,参与选举的人积极性就低;如果选举的结果是正效应,公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就高。你提了建议、意见,没人理你,可能还有人给你小鞋穿,结果参与者越来越少,最后没人参与。反之,参与者积极性会逐步提高。特别是个体的诉求、愿望能否得到实现,是影响到参与者积极性的根本原因。”

  “可是,我看当时的一些报道,说那次九道湾直选投票率高达95.12%,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问他。

  周鸿陵答:当时正赶上九道湾老年协会选举,这是个社区内部的民间组织。他们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一起策划先在“老协”的选举时采用直选方式,为居委会直选“探路”,结果获得成功。

  “老百姓一看,觉得这次是真的!到后来,竞选得很激烈。有的参选人问我们,演讲时可不可以相互辩论?我们说可以。他们又问,那可不可以互相揭短?我们说可以,只要你不触犯法律就行。九道湾的这次直选,可以说是公民、政府、民间机构的一次合作,我们的角色有点像教练。”现在,周鸿陵说他们准备对九道湾民主自治经验进行总结。

  “以前,基层选举的形式很粗糙,如何完善民主程序,需要对九道湾经验进行技术化提升处理。我们希望把九道湾的模式、经验总结出来,做成《手册》,在2006年北京市社区居委会改选时能有所帮助。”

  他认为:社区民主自治,不只是社区的事情,也不只是选举一项事情。就民主而言,除了民主选举之外还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社区内部形成议行分设互相制衡的治理模式,居民委员会与代表会议共同在社区居民监督下完善社区治理,为社区居民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就自治而言,这标志着街道办事处也要加快职能转换的步伐,其治理模式也要进行调整,这对街道办事处也是一项考验……

  通过九道湾居委会的直选,周鸿陵说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政治改革更有信心了。

  “政治改革,现在提得很响,不能说不重视,但真正做起来还是个很敏感的事情,这是历史的过程。当年,搞不搞市场经济,争议多大啊!可是现在,经济改革成功了,大方向肯定了,绝大部分人也就认同了。回头看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一步步地走过来的。当初大逆不道、异想天开的事,现在看,会觉得很平常,很自然。

  “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公民权的承认,其中,不仅仅是个选举权的问题。民主,可以激发社会的活力,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能调动起人们潜在的创造力。”

  经过了湖北沙洋农村和北京九道湾社区直选实验后,周鸿陵说他们更坚定了这样的探索:

  “不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将社会变革的成本和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平和的社会变革之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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